她不該被稱為「八孩母親」，母親這個身份不是她的主動選擇；也不該被叫做「楊某俠」，拐賣者隨手給她取的名字。但「小花梅」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
一位被鐵鍊拴住的、生了8個孩子的女人究竟是誰？是否被拐賣？這是近半個月中國民間最關注的事情。經歷了春節假期、北京冬奧會，加上網信辦的刪帖和控評，輿論也並未被打散，網路之上洶湧的憤怒不減反增。
關於拐賣女性的三種敘事
從1月28日到2月10日，中國徐州豐縣政府先後發佈了四份通報，定性事件從最初的「不存在拐賣行為」到確認當事人曾被拐賣，真實身份為雲南福貢縣亞古村人。這位被鐵鍊拴住的女性，終於有一個最可能屬於她自己的名字——「小花梅」，儘管仍然疑點重重。
她不該被稱呼為「八孩母親」——被拐賣、強姦後生育了8個孩子，母親這個身份不是她的主動選擇；也不該被叫做「楊某俠」——董志民在結婚登記時給她隨手取的名字，這個名字被登記在冊，證明當地政府在拐賣婚姻網絡中扮演了使其合法化的角色。
但「小花梅」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如何理解她的生命故事？在這半個月裡，有多種關於拐賣的敘事出現，彼此交織。
這是一個封建未除盡的父權故事嗎？以延續香火為最高執念的農村社會集體拐賣女性，為一無所有的單身漢「娶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作家賈平凹在一次採訪中說。在中國媒體的報導中，也常見被拐女性要逃走或被解救，被全村人暴力阻攔的故事。
還是一個城鄉二元對立的發展故事？狩獵都市女性的犯罪網絡四處埋伏，離開城市治安半徑的女性不慎跌入人販子的陷阱，被賣到逃不出來的山村。社交媒體上許多個人口述和都市傳聞，都講了高學歷女性突然消失，幾十年後才在農村被找到的慘烈故事。
或是一個腐敗政府包庇宗法社會、從中牟利的暴政故事？眾多舊報導、學術文獻被翻出，證明地方政府、中國共產黨村一級的委員會、警察不僅為拐賣婚姻開綠燈，還是產業鏈的一環，不少人參與了販賣、購買、強姦女性。
拐賣成災的責任在誰，三種敘事各有所指：父權、貧窮、政權。
尤為諷刺的是，部分以父權、貧窮為「根本原因」的論者，認為幸好有中國共產黨除去文化沈痾的種種運動（「破四舊」、「全面脫貧」等等），否則現實更加不堪，並認為解決之道是依賴中國當局進一步反封建和發展經濟。
小花梅是誰？四份官方通報的時間線還原
以徐州豐縣第三、第四份通報，結合中國醫療媒體《偶爾治癒》的實地報導和兩位前資深媒體人的調查手記來看，小花梅是雲南福貢縣亞古村人。亞古村以傈僳族村民為主，而小花梅及其母親是福貢縣匹河怒族鄉人，在1980年代，小花梅的父親去世，母親帶著她改嫁到亞古村，小花梅有三個繼父。
1994年，小花梅嫁到了200多公裡外的雲南保山市。亞古村地處偏遠，要花一天時間才能走出怒江大峽谷，而出了峽谷第一個大城市就是保山市。
學者陳業強在《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中也提到，福貢縣的村子中，最初本地大量傈僳族女性嫁到保山市，後來則開始跨省外嫁到中國東部地區。其中有自由戀愛，有男方上門欺騙性地討親（誇大經濟條件），也有大量女孩是被介紹人帶走，懵懵懂懂去了外地。根據福貢縣公安局記錄，福貢縣從 1988 年到 2009 年，共有 4005 名婦女外流，被拐賣外流的有 1750 人。很多拐賣中介自己也曾是被拐賣的女性。
1996年，小花梅離婚，回到亞古村，此時出現精神異常的行為，比如洗被單連被子裡的棉花也一起洗了，且常在屋裡大哭。根據徐州豐縣第三份通告，後來亞古村的桑某某將小花梅帶到江蘇治病，倆人在東海縣走失。第四份通告則寫道桑某某及其丈夫涉嫌拐賣婦女罪，已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再看回第二份通告，小花梅1998年6月在徐州流浪乞討，被董志民的父親「收留」，「有智障表現」，後和董志民辦理結婚登記。直到2020年，公安局才將小花梅的DNA錄入拐賣系統，但未必中親緣信息。
「不存在拐賣」是一種意識形態
由於第一份官方通報言之鑿鑿「不存在拐賣行為」，且官媒《光明日報》把這句話做成藍底白字的圖片在微博上傳播，試圖為此事定調，後續幾份通報也幾乎不被民間接受。
這是過去兩年中國對「輿情事件」的常規處置方式：先是民間流言紛傳，繼而警方以藍底白字的通告「一錘定音」，接著官方授意的意見領袖表示「反轉」，再瞄准一些「境外勢力」進行攻擊。但在豐縣事件上，由於當事人的遭遇太過殘酷而讓各方論者只能同情，且在女性意識覺醒的環境里，拐賣婦女的歷史舊賬被集體擺上台面進行清算，豐縣當局陷入被動。
但四份通報的相互否定，與其看作是豐縣當局在撒謊以掩蓋「驚天陰謀」，不如看作地方政府對拐賣女性的數次認知迭代，可能更有助於理解中國的現實。
前兩份通報否認了拐賣的存在，實際上是中國當局對女性身份的長期漠視，只視其為男性的附庸。中國基層政府的維穩和扶貧工作中，確保單身漢能「娶上媳婦」是一項重要的指標。這種對男性性慾和生育權利的格外保障，使得拐賣女性的犯罪網絡可以在日益密不透風的監控社會中存在——無論在立法層面還是執法層面，購買一個老婆幾乎是無罪的，拐賣婦女的責罰也相當之輕。
而許多涉及拐賣的舊案例處置也顯示，當拐賣女性被當局在結婚證上蓋章，成為「合法婚姻」後，其中的種種暴力就都進入了「家務事」的處理範疇。中國法律系統對「家暴」的容忍程度之高，已有諸多討論。
因此，「不存在拐賣行為」的結論幾乎是下意識給出的，拐賣這個罪名在混雜了傳宗接代、社會維穩、脫貧攻堅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現在的中國當局是否認婦女意志的，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是，精神病人也是被中國當局高度忽視的，所以「撿女人」才如此順理成章地得到當局的承認。
尤其是看第二份通報中，豐縣政府為了體現自己的有所作為，主動表示自2014年開始，當地民政、財政部門為董志民家庭提供現金支援和醫療保險。這一敘事所看到的主體，始終是以董志民為主的「家庭」，而不是小花梅本人。從中國社交媒體上披露的信息看，董集村是一個「董」姓家族主導的宗法社會，這不意味著宗族壓過了中共在地方的組織，而意味著父權和政權是高度一體的，不是管不到，而是從未將拐賣「問題化」。
直到被不停歇的民憤逼出的第三份通報（落款已經由「豐縣」轉移到更上一季的「徐州」），當局才意識到人們關心到是作為女性、作為人的小花梅是否遭遇了「非人」的待遇，並以相對「正常」的法律眼光來看待此事，而且他們迅速就破解了小花梅是誰的問題——這在監控社會中，完全不是難題。
貧窮對更貧窮的剝削
必須承認，豐縣事件最初得到輿論的關注，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傳聞被鐵鍊鎖起來的女人「會英語」、「面容姣好」。中產都市女性被拐賣到山村的其他案例，也在社交媒體流傳甚廣。這是社交媒體上最有話語權的一群人（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正如前幾年中國的假疫苗問題和私立幼兒園虐童問題一樣。
小花梅故事的顯現，讓如何理解中國的拐賣變得更為複雜。這不是一個都市女子被拐賣到貧苦山村的故事（但不代表不存在這樣的事情），而是一個貧窮地區（豐縣）對更貧窮地區（福貢縣）進行剝削的故事。
一則研究顯示，中國的人口拐賣，較為貧窮的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較為富裕的浙江、江蘇、山東、安徽、福建、廣東則是主要流入地。
解決小花梅的困境，也不如想像中是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家人或警察找到被拐賣的當事人，把她千里迢迢搭救回家。
小花梅失蹤後幾年，她媽媽就收到了江蘇來的信件，但她並無能力和金錢離開雲南去尋親。在其他案例裡，也有被拐女性回家，又被父母送回「丈夫」家的故事。甚至有父母和家人就參與了販賣的故事。學者陳業強的研究也指出，福貢縣早期的婦女流出，是當地政府積極推動並從中獲利的。
這並非把拐賣問題拉回到經濟決定論，試圖給出「經濟發展就好了」的結論，而是想指出，拐賣女性不是偶發的罪惡，不是打擊幾個犯罪集團就可以解決的刑事問題。拐賣女性是一種日常，拐賣網絡是由意識形態到政府、警察，由遠方的宗族社會到自己的熟人、家人甚至父母構成的。
諸如福貢這樣的地方，也可以通過經濟發展而減少女性被拐賣（用當地男性的話說，避免婦女流出），但在更大的圖景中看，把女性作為資源的剝削關係和人口販賣始終存在，只是賣出和買入的區別。若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口拐賣的流入與流出和世界經濟秩序的變化高度同構，小花梅的家鄉福貢村已經很少有女性被拐賣，剝削被轉移到更貧窮的緬甸、越南等國家。需要解決的絕不只是貧困，也不只是封建，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對女性和人的看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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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世界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