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富傑 華盛頓報道
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個月之際，俄國人之間的另一戰線在網上燃起。在外國傳媒被禁、本地傳媒遭嚴密操控下，俄羅斯人對普京總統的立場，在這些民間的交流中，罕有地如實在境外展現。一位參與其中的俄羅斯新聞學者感慨嘆言，俄羅斯當前的新聞自由前景，就如他的個人遭遇，是一場悲劇的縮影。
現旅居以色列在阿裏埃勒大學國防與傳播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and Communications, Ariel University)擔任研究員的俄羅斯學者德米特裏·斯特羅夫斯基(Dr. Dmitry Strovsky)(以下簡稱 Dima)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傳媒學者。
他過去數十年奉獻一生研究俄羅斯傳媒，同時也自2010年起在中國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教俄羅斯傳媒歷史與理論，在該校擔任訪問教授。母親在蘇聯於1991年解體前早已是體製內一份報章文化版的編輯，Dima繼承衣缽一生在大學就讀與就業教學期間，都是從事研究蘇共傳媒歷史。
自俄烏戰爭打響了第一炮後，作為一位俄羅斯人，Dima一個月以來郁郁寡歡，在生活中不欲多言，為著這場他認為「不義」之戰的個人責任苦苦反思，有否盡個人微少力量去阻止它的發生。他到臉書個人賬號上表達種種感受，為俄軍遭遇頑強抵抗使戰事停滯不前感到高興，譴責普京殘暴，也為烏克蘭的生靈塗炭自責。不過，意料不到的是，這些情感表達，卻仍有少數他賬號上的俄羅斯「朋友」翻墻，或反諷、或批評他沒有支持普京的「正義」之舉。
俄裔學者指其一生寫照 可反映俄羅斯傳媒遭遇端倪
這位直言不韋的學者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視頻訪問，解釋了外界一直在俄烏戰事開打以來都摸不著頭腦的疑問：為何在俄羅斯沒有持續性大規模自發組織的反戰示威抗議浪潮？為何除了極少數勇敢的傳媒工作者外，絕大部份俄羅斯傳媒也自絕於報導反戰的空間？ Dima概括地指出上述現象絕非偶然，或許他一生至今的寫照，可以窺探出點點的端倪。
Dima於2016年移居以色列前，將31年的青春奉獻了他的母校–俄羅斯烏拉爾聯邦大學(Ural Federal University)。在這所大學畢業的他，執教俄羅斯媒體歷史課程共26年，其教導過的莘莘學子，遍布俄羅斯媒體行業，可說桃李滿門。
為戰爭感羞愧 指俄羅斯大部份民眾相信普京 與傳媒失去自由有關
Dima首先說到，他認為當今在俄羅斯國內，仍有相當大部份國民相信普京有關發動其稱為「特別軍事行動」的理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俄羅斯當今傳媒完全失去自由有關。他說，沒有了多元報導，沒有反戰聲音，俄羅斯民眾只能聆聽一種觀點，誤以為普京得到強烈民意支持，從而也合理化他的侵略行為，推向更極端。與此剛好相反，他以羞愧之心，形容當下的心情。
Dima說：「我想說，我會感到非常羞愧，我實在感到非常羞愧，我感到過意不去。我想，若有人對我所理解這次戰爭的涵意持相反意見，我會為我的政府感到非常羞愧。這一點是肯定的。就算是這政府說我不愛國，我也會堅持為它感到羞愧。當然，我不會說我不憂慮我所說過的話(會帶來負面影響)。」
是非觀念早孕育 年青大學時期課堂上挑戰蘇聯言論自由觀
年邁快將60歲的Dima堅持他認為的是非對錯觀念，並非今天才孕育出來。早於2014年俄羅斯吞並烏克蘭克裏米亞半島期間，他已經帶著學者的身份在他所居住的葉卡捷琳堡 (Yekaterinburg)參與示威抗議活動。正是近期俄烏克戰爭為他帶來的困擾，他更回憶起了一件約42年前的往事:在大學班中站起來，公然挑戰老師正在講授的知識。當時老師正在講述列寧新聞理論觀，聲稱蘇共治下的傳媒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權利」。 Dima回憶起他當時只是一個18歲的年輕小夥子，根本不知道列寧新聞理論為何物，只是直覺知道絕對言論自由在當時的蘇聯社會是沒有可能的。
Dima近日在他的臉書中寫到，「我在大學的第一年，我站起來，說我們沒有言論自由。那時候是1979年，我們被教導列寧的言論自由觀點。(老師教導)這些有關蘇聯有絕對言論自由；而其他國家則沒有的事實。到了某一時刻，我忍不住了，在班中站起來說，這些(觀點)全部都是不對的。」
這一突如其來的表態，除了被同學反駁外，也被老師回應指他未足夠成熟理解新聞學。這次事件驚動了校方高層，也聯絡了他的母親，使他需要接受「再教育」。Dima今天回憶起這事是仍略帶激動地說，他當時沒有思考表態本身的對與錯，也不是挑戰列寧，只是說出沒有絕對言論自由，沒有想到由此產生一連串的漣漪。
Dima說：「甚至到現在，因為我這個非常天真的表態，我當時沒有考慮到後果。我沒有考慮到大學、學院甚至父母如何會影響我。」
俄羅斯傳媒自由「黃金時期」 94年英國留學後接受西方傳媒理論
Dima解釋，他當時並並不深入認識西方傳媒理論，也一直信奉及執教的蘇共式新聞理論與傳媒歷史。直到蘇聯解體後的1994年10月，他到達英國深造，認識到英國社會中的傳媒如何運作，在完成了碩士課程返回俄羅斯後，才真正地影響他。
Dima說：「我低估了(當時)的形勢，我意識到就是在英國這段期間，完全地改變了我對(新聞媒體)的固有思想。為了撰寫碩士論文，我親身到訪過英國新聞機構，與從業員交談。自此，我再次意識到新聞自由的涵意，記者的社會責任； 並反思了在蘇聯時期的奇怪(傳媒)環境。最終，我也發現自己(在我專長的學術知識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教導學生勿盲從僵化蘇共理論 報導要憑良心做事
盡管如此，他從自己的專長-蘇聯傳媒歷史當中認識到，即使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不再受製於蘇共；但俄羅斯傳媒慣於受控的傳統，早在1917年10月革命前的沙皇時代已根深蒂固，俄羅斯社會主體在蘇聯瓦解後，並不存在接受傳媒第四權監督的現實客觀條件。 Dima意識到，俄羅斯傳媒將永遠不能成為社會上監督的第四權，更加枉論有資格去控製國家事務。但在教學上，他還是鼓勵學生不要墨守成規，不只是要牢牢守護著昔日蘇聯共產黨時期的傳媒理論，而是要憑著良心做好報導工作。
Dima說：「但我還是(對他們學生)說，縱使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你還是可以有自由的，可以做不同的事(報導)。你不要超越沖擊自己的內心世界，要明白是非對錯。我對他們說，若你不能做到這一點，你的人格變會盡毀。」
經濟困境與管理不善下 財團兼並傳媒數目隨之減少
Dima 負笈海外深造的90年代初期，也是他口中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傳媒蓬勃發展的時期，各種傳媒擁有相對自由，堪稱「黃金時期」。但隨著俄羅國內高通脹經濟困境、經營管理不善與寡頭政治的出現，俄羅斯傳媒開始面對大財閥的收購兼並，報刊數目減少，越來越受到寡頭控製，能夠反映到的社會多元聲音也隨之減少。
著書列舉普京當政下 傳媒被受控製例子乏善可陳
在最近一本新出版的書籍 Medi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中，這位俄羅斯傳媒學者與另一學者羅恩·施萊弗(Ron Schleifer)花了一整章節探討了俄羅斯傳媒如何促使了形成鞏固了今天普京的威權統治。
兩位學者引用了多個例子，證明俄羅斯傳媒在普京執政後，不僅不能發揮西方國家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第四權監察者角色，而且還繼承了昔日蘇聯時期的備受當權者操控的惡習。
第一個例子發生於普京上臺執政的第一年2000年。當年8月12日俄羅斯北方艦隊核潛艇庫爾斯克(Kursk)號發生爆炸，沈入深海。雖然許多國家和非官方機構曾經提出幫助，但最初被俄羅斯拒絕了。
兩位學者指出，即使是慘劇發生10天後普京與死難者家屬舉行了會議，但是有一點很清晰，就是當局無意說出事件真相下，盡管俄羅斯傳媒嘗試報導意外起因的不同版本說法，但始終無一具有足夠的說服力。
2004年克裏姆林宮年度記者會沒有一人向普京提問恐襲事件
2004年9月1日上午，一夥頭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裝份子突然闖入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將剛參加完新學期開學典禮的大部份學生、家長和教師趕進學校體育館劫為人質，並在體育館中及周圍放置爆炸物。被武裝分子扣押的人質高達1,200多人，包括了卻700多名兒童。這起持續了兩天的劫持事件最終導致333人死亡，當中186人為兒童。
兩位學者再度指出，俄羅斯傳媒根本被拒於當局門外，無法得到事件的各項訊息。當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負責人尼古拉·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更在事件的一個月後才在電視上露面，無意公開解釋在反擊武裝份子時他身在何處。在同年12月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一場年度記者會上，在場沒有一個記者向普京提問有關這次襲擊事件。兩位學者質問，外界會立即聯想到，是否克裏姆林宮早已在記者會前教導了在場記者什麽是可以、什麽是不可以提問的。
普京重用蘇共模式控制傳媒 國家權力比個人權利來得重要
Dima對記者解釋，在庫爾斯克(Kursk)號核潛艇爆炸災難中，很明顯在普京的眼中只有國家機密，人命並不重要。他指出，若這種立論是相反的話，在事件最初階段，他便會允許挪威提供協助，有可能改寫了歷史。歸根究抵，普京執政一開始便沿用了蘇聯控製傳媒的模式，即使不再是昔日國家機器的一部份，也要牢牢掌握手中 。
Dima說：「很明顯他執政一開始考慮的就是這蘇聯模式，這種蘇共模式。他一直嘗試重新建立(前)蘇聯的系統，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新的政治製度知識。他只能套用回蘇聯的製度。正由於在蘇聯時期他很成功，他所以便將這些(昔日)基本的製度，帶回到當今(俄羅斯)的社會。他成功做到了，因為在很多方面，這些元素根本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開始(復辟)了。事實上很明顯，對他而言，國家的優先權力比個人權利來得更加重要。」
普京 2014年侵占烏克蘭克裏米亞半島後學術自由環境開始惡化
隨著普京於2012再度執政，繼而兩年後攻打占領了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半島，這位敢言的學者身體力行，親身參與示威抗議。雖然未招致警察上門約談，但外界對他的人身攻擊還是接踵而至，說他是「國家敵人」，其人格不值得信任。
隨後，Dima漸漸地感受到其學術上的鉆研工作受到壓迫大環境的影響下，開始變得困難。他指出，俄羅斯學術界感受到這次普京回朝再度統治，欺騙了國民，打擊了原來已不多的學術自由與信心。他昔日在海外發表有關俄羅斯傳媒的學術研究，或到海外講學的工作，也越來越遇到行政上不必要的制約。
最終 2016年前赴以色列繼續學術研究
最終，2016年他忍心離開俄羅斯，遠赴以色列展開了事業上的新一頁，繼續有關傳媒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工作。
他強調，這不是流亡，但他仍是要繼續他的研究工作。這也解釋了為何今天俄烏戰爭正式踏入第二個月之際，俄羅斯沒有持續性大規模自發組織的反戰示威抗議浪潮？為何絕大部份俄羅斯傳媒也自絕於報導反戰的空間？他解釋，這股彌漫著的恐懼氣氛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早於2013年普京再度執政的初期，已經慢慢地參透著。
Dima說：「我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失望就是，當我看著教導過的不同年代的學生中，我已經意識到在2013年、2014年時，不能(為環境)作出任何改變。我也不能改變他們對(這行業的)前景心態。那時候，傳媒報導內容的質素因受到政治形勢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差。同期間，我更發現我所有(過去曾經)擁有的自由、記者的權利與獨立地編寫新聞的權利，所剩無幾，接近完全消失。」
一生學術研究際遇 反映了俄羅斯新聞自由的「悲劇」縮影
目前，在俄羅斯境內，美國之音俄語組的廣播與網頁早已被禁，俄羅斯國民更加不能用「侵略」一詞來形容這場戰爭，只能緊跟官方同一口徑「特別軍事行動」，否則可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除了零星偶然的電視報導中出現舉牌示威外，外界未曾註意到俄羅斯傳媒有大量持續報導國外的反戰聲音。
Dima同意沒有了反對聲音的生存空間，一面倒的支持語調，只會將普京推向更加主觀，更加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危及俄羅斯國家整體利益。這位學者總結，俄羅斯傳媒新聞自由的發展，就有如他人生的際遇，從國外留學學到新知識，走到學術自由受製；也正是蘇聯解體後曾經曇花一現的傳媒百花齊放，以至今天普京威權下的嚴密操控。俄羅斯新聞行業的際遇，也是他一生的縮影，是一場「悲劇」。
Dima說：「我感到非常悲觀。傳媒或許會很成功地屹立。我們會看到廣告行業(蓬勃發展)，我們會看到傳媒能夠生存下去，但新聞界作為一個專業，只會將被埋葬。」
縱然是悲觀，Dima憶起了他的母親於2014年臨終前的一席肺腑之言，並一直銘記於心。他的母親是一位長期的蘇聯共產黨員，畢生奉獻於黨的新聞事業。她用肯定的口吻對著兒子說，她一生的工作經驗，在這新時代沒有可學習之處，沒有人需要學習。她說，從事新聞工作唯一需要學習的，就是要堅持是非對錯，不要埋沒良心。
母親遺言暗示蘇共時期忠誠黨員也有風骨不只盲從附和
在這一點上，這位俄羅斯學者今天終於明白母親的苦心，也理解為何她沒有責怪他年青時鬥膽公然挑戰列寧的「絕對言論自由觀」，因她身處嚴苛的傳媒環境中，也有自我的道德底線，不盲從附和黨的指示。而更值得母親在天之靈感到安慰的，是兒子堅守學者的風骨，在年青時縱有高官厚祿，能得到十倍多以上薪酬當上新聞官的機遇，也被他堅決拒絕。
俄羅斯新聞行業是否如Dima所說乃其一生的縮影註定悲劇告終 ？俄烏戰爭的事態發展，或許將會說明一切。
轉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