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美國的分歧是由什麽原因產生與發展而來的呢？美國應該采取何種對華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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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說有五花八門。世界上只有極個別的人能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它；而這極個別人中盡管都是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但因為各人所具有歷史知識之差異、歷史知識思辨能力之差異，就產生無數不同的戰略方案來。這中間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粗略地說來，在1911年建立中華民國起中國就有著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想、政治、軍事、政黨、法律的歷史發展進程，也由此產生與美國不同的各種各樣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史觀，至今為止中國人自己也沒有確定了哪種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史觀是正確的，是未來中國所必須選擇的史觀；作為一位戰略家，熟悉了美國，但不認清真正的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就無法做到知己知彼，就無法作出真正有效的、可行的戰略來。
在這極個別的人中，更少有人能夠從凱南其本人持有的哲學、政治哲學思辨能力的精華之處去思考美國對華戰略；自然是，瞞天充斥著盡是些胡說八道的謬論。更長電報就是這樣，它的作者只是模仿凱南的形，而對凱南的靈魂視而不見，我真懷疑此人是否真正地讀過、或讀懂了凱南思想的原文一長電報，竟然交出的是一份與凱南思想背道而馳、南轅北轍的毫無可行性而言的戰略建議。可以說，匿名者的《更長電報》是對《長電報》的倒行逆施。
首先我們應該要確切地搞清楚，什麽是凱南思想的核心所在、精髓所在、靈魂所在？
凱南的長電報的第一部分就寫的是由馬克思到列寧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決定蘇聯的本質，它是無法與美國自由社會共同存在於一個世界上的。「自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之後，由於列寧的詮釋，馬克斯的教義變得更加兇狠好鬥，更具排他性，成為激發不安全感的無與倫比的動力。」凱南又說：「這樣，蘇聯領導人迫於歷史和現狀的實際需要，就提出一種教條，把外部世界描繪成為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威脅著蘇聯的世界，並認為這個世界內部滋生著蔓延疾病的細菌，註定要被越來越多的內部騷動所破壞，最後難逃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致命一擊，從而讓位給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在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偽裝下，對絕望的、飽受戰爭創傷的世界人民做出塗上蜜甜的承諾，這個運動因此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危險，更加險惡」。
凱南明確地指出，「概括起來，我們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政治力量，它堅信與美國的妥協根本不可能，堅信為了蘇聯權利的安全必須破壞我們社會的內部和諧，必須消滅我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活方式，必須摧毀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權威。」這就明確地表明，凱南堅信這樣的理念，列寧斯大林共產主義是無法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共存於同一個地球上的！
凱南在發表於1947年7月《外交事務雜志》上的X論文，正式名稱為《蘇聯行為的根源》，此文主要的目的是為其長電報的蘇聯部分作一更仔細的補充說明。在該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蘇聯政權的政治性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意識形態，是蘇聯現今領導人繼承自該黨政權的革命運動源頭；而蘇聯行動的根源、或者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核心就是，「在這些論點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不會自行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制度，一定要有來自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推力。這種推動力被認為遲早是要到來的。」凱南在這裏再一次地更明確地表示，是列寧斯大林決心要推翻與消滅資本主義的緣故，斯大林共產主義是無法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共存於同一個地球上的！在第三、四部分中凱南正式地論證與確信了「美國應該有信心地采取堅定的『遏制策略』」，這就在國際外交史文獻上凱南是西方的第一人，正式提出「遏制」、「遏制策略」的概念。馬克思主義的「排他性」決定了這一切。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斯大林蘇聯是無法與世界上美國等自由民主國家共存於一個世界上的。凱南的特殊之處就在這。凱南的功績就在這。凱南是為人類西方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建有篳路籃縷之功的偉人，正因為如此，凱南彪炳史冊，歷史又走過了不知多少年，早已經為西方人所遺忘了的凱南。這兩年再一次地被世人所贊賞和稱道，但凱南思想的核心所在、精髓所在、靈魂所在卻鮮有世人去探個究竟，學得的是「遏制」、「脫勾」、「冷戰」這些凱南思想中表面的「形」、「外衣」、「皮毛」而已，也不想想，如何去實施？！能不能有效地實施之？！
《對中戰略長電報》（又名《更長電報》）的核心論點是：
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不應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而是更換現有領導人。「美國對華戰略的使命應該是使中國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狀態。」報告認為：「毛之後、習之前5任中國領導人都能與美國合作。」
按我們的分析，第一分歧要點是，「《更長電報》的核心思想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是可以與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國家共存在同一個地球上」。與我們在前面已經講述了的凱南長電報的核心思想則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排他性」決定了這一切，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斯大林蘇聯是無法與世界上美國自由民主國家共存於一個世界上的。《更長電報》的核心思想與凱南長電報的核心思想正好是一百八十度大翻轉。也是與中國的實際現實情況完全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自從它的誕生時起、直到今天從來就沒有一天放棄過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毛澤東語錄在中國大地流行最廣泛的兩句名言叫「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另外加上在北京從49年建國起中南海門外兩旁八字墻上鑲著兩條紅底金邊白字的大標語：「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四句話在中國共產黨從建國以後從來就沒有更改過，改動過。故講匿名者的《更長電報》是對《長電報》的倒行逆施。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榮譽教授、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蘭普頓（David M. Lampton）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采訪時的表示，「我認為我們對中國決策的黑匣子了解得不夠多。」這才說出了一點真情，但他未必知道尋求的方向在何方。我們在這裏要告訴大家，美國要想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對華戰略，就必須回歸到重新審視自己及世界對華政策歷史的歷史研究中，從中找出出現錯誤與誤判的源頭所在、找出美國對華政策在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的所有原因。林培瑞《請看清中共》說「川普在國務院用了余茂春、白宮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為中國顧問，似乎美國政府終於開始了解中共了」。「川普離職，拜登組建外交政策小組，他能對中共有多實際的把握？如果拜登能召回余茂春或博明在他的政府中任職，那就不僅是兩黨合作的標志，也是避免幼稚的門戶之檻的高明之舉。可惜，我看這樣做是不太可能的！關鍵不僅在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上，更基本的問題是拜登的班子能否正確地掌握中共的性質。」林培瑞文章向美國政府推薦了一大堆的中國資深異議人士來為美國作參謀。但林培瑞決不明白，他所推薦名單上的人的觀念及對美國對華戰略的建議是五花八門的。關鍵的問題是美國領導人能不能、有沒有、想不想識別出何種的戰略是好的、可行的、有效性的戰略？我們要在這裏告訴大家，習近平共產黨卻對美國的外交關系戰略決策的歷史過程了如指掌！我們無需提出最新的論證，習近平楊潔篪與拜登布林肯首次通話時的語言、語氣都與鄧小平一模一樣、一字不差！因為習近平共產黨完全知道，美國當初就不能破了鄧小平的關，那當今的美國也休想破了習近平的關！
對林培瑞來說，決不能不知道這樣的歷史事實，當初中美建交時，美國政府也是找過當時就在美國赫赫有名的余英時，余英時當時提供了是什麽樣的參考意見。如果林培瑞還有那麽一點點良心與自知之明的話，就應該告訴全體美國人當時這一事實真相，包括1960 年代臺灣的「賣國集團」控訴案的真相吧！（1960 年代臺灣的「賣國集團」控訴案是指1965 至1969 年間臺灣知識界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發出的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最早提出控訴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他藉由立法委員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志》等雜志，呼籲社會、政府關註《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親共陰謀。1966年由胡秋原、鄭學稼和徐高阮發起，一千多名學者簽名的《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在臺灣與《紐約時報》發表，攻擊費正清以「中國專家」之名出賣中華民國。
又如解放軍報2016年06月22日文章《揭秘：世界盛名的「中國通」眼中的共產黨》
「他被稱為「頭號中國通」；他在1946年成功預測共產黨將戰勝國民黨；他有一句名言：「共產主義不適於美國，但卻適於中國。」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系列叢書在中國如雷貫耳；他是「美國漢學界的太上皇」，美國現在的「中國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孫」——包括被譽為「漢學三傑」之一的孔飛力；冷戰時期，美國《生活》雜志罵他是「中共的長期的辯護士」；1972年尼克松訪華，把他的《美國與中國》作為了解中國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
他，就是費正清，生於1907年，逝於1991年，幾乎完整經歷波瀾壯闊的20世紀。
臺灣學者余英時與費正清在哈佛大學共事20多年，對費正清非常了解，他指出：「費正清自1943年以後便深信中共體現了多數中國人的集體意志。美國與中國的國情和政體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一個政黨要幹下去，必須得到老百姓支持。在美國，民眾用『手』投票；然而在中國，老百姓用『腳』投票，他們選擇跟共產黨走。」
「回望中國歷史，費正清曾這樣贊嘆：『歷史上沒有其他集團能夠將億萬中國人民團結成一個政治單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團結，是現代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唯有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這裏向大家解釋了，美國要想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對華戰略，就必須回歸到重新審視自己及世界對華政策歷史的歷史研究中，從中找出出現錯誤與誤判的源頭所在、找出美國對華政策在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的所有原因。說到底，美國這次重新制定對華戰略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新當選的拜登總統選賢能良才的過程，也就是拜登總統選人才的過程。而賢能良才又在何處呢？賢能良才是由其之觀念與其之實踐經驗所決定。其之觀念則由其之所有著作與所有演說所定。
我們還可以拿設計的戰略目標來說！
從凱南的長電報看，他有一個明顯的戰略目標，那就是，最終是要消滅斯大林蘇聯。這就是我在《從斯大林隱蔽戰略到毛澤東隱蔽戰略》第二部分最後一段「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期待」。那就是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說：「據師哲同志說，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對劉少奇等中國同志說，依我看來，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漸東移，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歐，卻在東方的蘇聯取得了勝利，將來就會在中國發展，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你們的毛澤東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領袖。」常有人喜歡與人講，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一代年邁英主「臨終托孤」的故事。其實，斯大林說此話之含義，要遠遠地超過「臨終托孤」，因為斯大林已將「世界革命」之大業托給一個外國人毛澤東，而不是將他的政治大權托給本國人，而且還是通過第三者以傳話方式來進行。其中的奧妙值得我們要深究的。
也就是說，斯大林在1949年7月27日為劉少奇告別宴會上致辭時講的這一段話，含義就是斯大林透露了他的心態。那就是斯大林在這個時間點上已經看到了自己苦心經營了多年的隱蔽戰略，在歐州部分的實施已經被美國人所識破了，從斯大林看世界的角度來思考，這場圍堵戰略、遏制戰略、冷戰的最終結果將是什麽呢？斯大林預測或者說斯大林已經預想到，只能是蘇聯的垮塌！故因此有了把由列寧所開創的、並由他斯大林所繼續和發展了的世界革命事業托給了一個外國人、但是由他斯大林所親自認定的、可靠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因為斯大林自己精心謀劃在亞洲部分（主要是中國）的隱蔽戰略終於見到成功的結果，更為慶幸的是斯大林整個亞洲中國隱蔽戰略一點沒有被美國人所識破，完美成功了；那就可以肯定地確定，委托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是最為合適不過的了。
按我們的分析，第二個分歧要點是，凱南圍堵戰略、遏制戰略、冷戰的目標是消滅斯大林蘇聯共產黨。但《更長電報》的圍堵戰略、遏制戰略的目標只是撤換習近平，按中國話說，是「只反習、不反共」，中國共產黨不就可以「萬歲」了，毛澤東屍體不就可以「永遠地躺」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紀念堂了。這是絕大多數參加中國民主運動的人所無法接受的。就算有這麽幾個中國異議人士同意的話，也無濟於事。因為為中國共產黨所屠殺、迫害的千百萬無辜的反革命、地主富農、知識分子、反黨分子的幽靈們永遠是不會答應的。用句中國話說，「天理不容！」
請看，《更長電報》美國對華戰略是將目標鎖定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該報告同時認為，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不應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而是更換現有領導人。「美國對華戰略的使命應該是使中國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狀態。」
從中任何人都能看出，《更長電報》設計美國對華戰略從其設計的假設、其沒有寫出來的邏輯的中間推論、到最後的設計結論，完全是依靠主觀臆斷及想象而構成的。根本就不值得為人所討論與采納。任何一個人都認同，《更長電報》只反習、不反共，也就是，只反對習近平，不反對共產黨，《更長電報》是對《長電報》的倒行逆施！
迄今，在美國到處都能聽到「反對共產黨」的聲音。而我們中國「良知派」則是與那些吆喝著「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人又不同，我們將這場「真正的對決視作為是觀念與觀念的對決」；也就是將這場真正的對決視作為是「求是派」觀念與「良知派」觀念的對決。
英國的羅素、美國的費正清、杜威、中國的胡適、余英時，這些人和連同斯大林、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一幫人，一起在我的這本專論《從斯大林隱蔽戰略到毛澤東隱蔽戰略》的文章中，將他們統統歸為是「求是派」，他們一生的思想中奉行的是「實事求是」，他們一生的追求的是那個「是」，其實質是「似是而非」的「似」，他們的「實事求是」實際上是「實事求『似』」罷了，因為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是不知道也分不清什麽是善，什麽是惡，道德及由道德所引出的法律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產生思想與認識上的誤差及偏離，從而做的盡是對人的犯罪；為此，我將中國思想史從孟子、韓愈、陸九淵、王陽明、梁啟超、蔡鍔、張君勱一派的核心思想，稱之為「良知派」，以適合於當代中國政治思想鬥爭的實際現實的需要。最簡單地說，「良知派」就是「知是非、辨善惡」的意思。由此也可以認定凱南先生也是屬於為數不多的「良知派」。我們「良知派」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康德哲學、康德歷史哲學、康德政治哲學、康德法哲學。而「求是派」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是羅素的邏輯實證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
在這個區分的基礎上，我們將真正的對決分成破解共產黨（破共階段）和消滅共產黨（滅共階段）二個階段來進行。破共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肅清廣泛存在在中國人頭腦中因受到多年共產黨洗腦與國民黨洗腦所帶來的普遍錯誤思想與普遍錯誤問題。譬如認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錯誤的，「實事求是」錯在哪，什麽叫科學，什麽叫自由，什麽是惡法、什麽是良法等等。缺少了這樣階段，如同俄羅斯盡管蘇聯解體了，但出現像普京這樣的由蘇聯的掘墓人進而變成蘇聯事業的繼承人，以繼續地禍害世界。
我們良知派借此機會再一次向世界表示，我們願意與波蘭、波羅之海三國、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及日本向普京發起的就二戰起源歷史問題觀念上，及日本北方四島上的訴求站著同一戰線上，我們要指出的是習近平與普京、中國共產黨與普京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利害一致、戚戚相關」的哥倆。然後在破共階段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以後，我們就有可能成功地發起消滅中國共產黨的總對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