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從造船匠的女兒寫世界史？「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有奧林匹亞天神的世界史版本。」從馬許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嘗試主導每一段旅程，時而勇敢，時而自私，時而為家族利益，時而莽撞的平凡女子的奇特際遇。
多年前，我曾煩惱著應當給輔大歷史所「西洋史專題」課程的學生閱讀哪幾本書籍。這是門必修課，但每個人未來研究領域和方法各異，有的學生做東南亞史，有的對近代歐洲史或帝國史有興趣，有的學生喜歡政治經濟，有的傾向社會文化，有的熱愛思想史，而做老師的我既想從中找到最大公約數，又想結合自身對於性別、思想與文化史的關懷。最後還有一關鍵條件：要是故事性強，敘事精彩，兼顧歷史研究深度的著作，學生才樂意讀下去。
於是，當年我們一起閱讀了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邊陲上的女性》（Women on the Margins, 1995）和琳達．柯利的《她的世界史》（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2007），度過豐富精彩的一學期。
戴維斯和柯利兩位作者專長不同，呈現出的作品向度也不同，但是都是回應與修正了微觀史學到大歷史乃至於全球史的歷史學發展，歷史學者嘗試以傳記和動人敘事寫出更有人的溫度、更能讓讀者同情與理解的大歷史。而當年課堂所選的琳達．柯利的著作，結合多種研究方法、跨地域並兼具性別關懷，正是這篇導讀要介紹的書籍——《她的世界史》的原文版。
「世界史中的一位平凡女性」
琳達．柯利是英國史和帝國史學者，她近年來的著作延續著二戰之後去中心化的歷史研究方法。二十世紀晚期，隨著女權運動和後殖民運動席捲而來，更大幅度改變了我們研究帝國史的視角，意識到僅從征服者／握有權力者的政策，國家政府的行動，或是征服者對於殖民者的態度做研究，已經不足。那些承受著政治權力交替，臣服或逃離帝國，或是接受知識傳遞的人們，其實並非無聲、沒有作為或情感的棋子。名門將相生活在巨變時代中，凡夫俗子也在權力交替、碰撞和全球化發展中，隨時因應外界變化而接招，急忙想出對策，有的家族因此發跡，有的因此翻覆。
然而，歷史長河中的多元樣貌該如何呈現，歷史課題才不會碎片化？這回柯利採用微觀、地方史敘事方式，將「人」拉回全球史／帝國史的大敘述中，透過跨越多重文化圈和大洋的旅人及其家庭，結合多種歷史研究方法，架構出不同以往的全球地方（glocal）史，讓個人與人性又回到了大歷史中。易言之，微觀史學提供歷史研究新工具，它並不是限縮的框架或規模，而是讓大歷史的大敘述也注意到了人與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修正了布勞岱爾（Femand Braudel, 1902-1985）以降著重在大空間、大數據、大敘事，卻忽略了人的能動性的歷史研究。這正是柯利所謂：「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有奧林匹亞天神的世界史版本，其中總是有人性與個人的維度。」（頁四一二）
柯利此書從造船匠的女兒伊莉莎白．馬許（1735-1785）個人傳記，個人與家庭，和個人與全球等三面向相互交織，講述不斷跨界的女性生命史，並藉由她的人生旅程「在一個人的生命之中勾勒世界，也要在世界之中描繪一個人的人生」（頁四〇至四一）。
柯利曾在不列顛學院（British Academy）訪談中述及，這本書平裝版名為「伊莉莎白．馬許的苦旅：世界史中的一位女性」，隔年英國出版社發行精裝版時，卻擅將副標題改為「一位非凡女性如何跨越了汪洋與帝國，成為世界史中的一部分」（How a Remarkable Woman Crossed Seas and Empires to Become Part of World History），引起柯利嚴正反對。原因無他，這本書是關於「世界史中的一位女性」，這個主角並不非凡，而這才是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柯利也進一步說明，她之所以想從女性傳記著手，是因為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一個面向的全球史——大部分全球史家是男性，「他們經常寫作大框架，訴說大故事，他們的主角通常是其他男性」，而柯利想以不同的方式寫全球史。
以日記、他人書寫和檔案重建馬許的世界
此書主角伊莉莎白．馬許留下的書寫並不多——她一封書信都未留下。柯利使用的是馬許自述並出版的摩洛哥被俘經驗，以及一七七〇年代中在東印度旅行的未出版日記。因此柯利大量依靠其他人的書寫和檔案來重建馬許的世界，也因此，馬許一生經歷了大風大浪，我們卻很難得知她的內心世界，包括她對於父母、孩子、丈夫和「表親」的想法，以及她做出任何與他們相關的重大抉擇時的心境。
她的生命故事從父母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相遇開展，奴隸暴動促使雙親穿越大西洋抵達英國朴茨茅斯港。馬許在朴茨茅斯出生，在充斥造船廠、皇家海軍、來自東印度公司、波羅的海、勒凡特地區的貨物，和各色走私品的環境中成長。一七五五年她與家人來到地中海上的英屬梅諾卡島，這座島嶼是英國在地中海上干預西班牙、法國和奧斯曼帝國北非行省的海軍和商業活動的基地，所有通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前往非洲、義大利或土耳其各地的船隻，都會經過梅諾卡與地中海之間。一七五六年此島海軍備受法西聯軍攻擊，馬許與父母分離，成為摩洛哥蘇丹西底．穆罕默德的俘虜，遇上非洲城市中的各路歐洲商人和奴隸，也進入伊斯蘭文化圈。
同年底伊莉莎白．馬許被釋放。她回到倫敦後，權宜之下與曾經同為俘虜的英國投機貿易商詹姆斯．克里斯普結婚。婚後夫妻立基倫敦，利用曼島（Isle of Man）與歐亞美非各洲的網絡進行貿易活動。曼島是克里斯普家族最重要的貿易節點，是近代英國商人的走私與節稅基地。這段時期克里斯普夫婦生意成功，生育一男一女，過著奢華生活。伊莉莎白．馬許在海軍部的叔叔喬治．馬許極不贊同這對年輕夫妻鋪張放縱的生活方式，他屢次批評他們「太過於追求有錢人的流行與花費方式，追求各種娛樂與有害的愚蠢之舉」（頁一八一）。也如叔叔所料，七年戰爭後國際變局與經濟失調，導致克里斯普事業走向毀滅。十八世紀中的帝國商人得力於國家政治軍事勢力的擴張，然而當國家與國家之間敵對情勢高漲，政府開始嚴格管制邊界，以曼島為中心結成的貿易網馬上變得脆弱不堪。克里斯普於一七六七年破產，原定前往佛羅里達的計畫也接著告吹，遂於一七六九年獨自前往印度次大陸從事蔗糖和紡織事業，試圖從全球市場中再起。伊莉莎白．馬許與兩個孩子則依靠她在英國查坦（Chatham）的原生家庭。
一七六九年伊莉莎白．馬許為了賺錢，以匿名的方式將她的摩洛哥經驗付梓，寫成《女俘虜》。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記錄了女性在摩洛哥的見聞著作。此書寫成於其夫破產之際，清楚表達自己從未為奴，是勇敢堅強，克服任何困境的女子，而書中的詹姆斯．克里斯普則是屢次照顧她，有如父親、兄長和朋友的角色——但她就是不稱他為丈夫。此外，在俘虜的痛苦經驗中，具主動性的是馬許自己，最重要的轉折點都是她獨自面對和承擔，而克里斯普常常是無力、掙扎的角色。馬許這段俘虜經驗是她人生中（以及此書中）最特別的一段經驗，她被迫離開了大英帝國的世界，進入了伊斯蘭文化圈。我們從馬許的經驗中看到幾個不同的原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建構過程，中心與邊陲只是相對的概念，馬許既處在大英帝國邊陲之外，也在摩洛哥文化圈的核心。
一七七〇年她決定離開父母，透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安排，與女兒伊莉莎白．瑪麗亞一同前往印度達卡。克里斯普的貿易事業應當還是在不穩定（甚至困難）階段，導致這位母親決定將兒子伯瑞許留在英格蘭。不過隔年僅七歲的女兒也被獨自送回英格蘭，以期「得到良好教育與優秀的教養」，而九歲大的兒子則被送往印度，六個月後抵達馬德拉斯，「差點死在害蟲和污垢中」（頁二三八）。考量到波斯語在印度及波斯灣沿海港口貿易的重要性，一七七三年伯瑞許又被父母交給一位波斯商人帶去波斯（伊朗）學語言，隔年這位年輕人便掌握了西方人鮮少擅長的語言，成為他日後謀生和攀升地位的重要工具。一七七四年起，年近四十的馬許在沒有丈夫陪同之下，展開為期十八個月的東印度之旅，旅途中走得很近的只有一位她稱之為「表親」的男子——喬治．史密斯上尉。一路上她得到為數不少的歐裔或本地武裝隨員幫助。馬許屢次在旅行日記中強調自己身為「英國女性」的身份，在各種社交場合受到矚目和敬重，讓她沾沾自喜。她也對於異文化感到好奇，但總是錯將印度教廟宇稱為清真寺。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戰事很快延燒到英國、荷蘭、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在全球各海域與他們在印度次大陸、非洲、中美洲的陸上勢力。跨洲戰爭的爆發，又再次妨礙並改變了馬許的活動範圍。不過馬許的遠程旅行沒有停止。一七七六年底父親身體狀況惡化與再婚，促使她決定回去英格蘭捍衛自己潛在的遺產。依照馬許家的習慣，除了新妻得到遺產之外，兒女也能均分財產。伊莉莎白．馬許極可能因為擔心國際戰事延燒對於夫家商貿不利，不願讓父親遺產落入她丈夫的控制，到頭來被丈夫拿去償債。於是她與父親達成共識，確定父親遺囑上跳過了一代，直接讓她的女兒伊莉莎白．瑪麗亞成年後繼承遺產。
我們這位女主角的航海人生至此還未停歇，一七七九年她會再次搭上皇家海軍船艦，冒著戰火風險展開她人生最後一次跨洋航程，目的不是與丈夫相聚，而是去捍衛克里斯普家族在印度僅剩的商貿事業與處理丈夫後事。
由全球史塑造的家族史
《她的世界史》另一個著墨點是伊莉莎白．馬許家庭史與全球史的交匯。馬許家庭與帝國政府的密切連結，無論是戰艦、海軍基地、領事與港口、東印度公司和廣大的殖民地，都成為伊莉莎白．馬許人生中不斷取用的資源，少了任何一環，她的人生就不會這樣開展；少了「不列顛的海外帝國領土、海上影響力與奴隸貿易」，馬許每一段遠航都會就此不在，甚至這個家族也不會存在。（頁三八五）
伊莉莎白．馬許一生穿梭在不同的大陸和海洋之間，與她的歷險時常交織連結，並給予她幫助的是叔叔喬治．馬許。喬治．馬許一生幾乎不出遠門，早年在海軍部擔任文書官，到了一七七三年已是海軍部書記官。以柯利的話來形容，喬治．馬許在「海洋王朝中當個旱鴨子」，卻因為與積極擴張的帝國政府關係緊密，視野擴及歐陸、印度次大陸、東南亞、西非與北非、地中海、太平洋和北美洲。（頁三六三）如果說叔叔馬許不出遠門就能透過財力與勢力掌握大半個世界，為姪女和家族安排門路，姪女馬許則是實實在在經歷了十八世紀中帝國與國際事件交錯下的每個震撼和轉變。
馬許的夫家克里斯普則呈現出世界史的另一面貌。西方帝國勢力較勁，國際戰爭破壞了原先利用歐亞非自由港從事貿易活動的家族事業與網路。若從帝國中心來看，帝國的擴張，納入了各大洋與陸地，促進世界經濟交流與初期全球化，然而在伊莉莎白．馬許的世界史中，帝國帶來的政治改變，也毀了跨洲的私人家族事業和國際貿易。
因此，本書不僅從伊莉莎白．馬許的故事帶出家族史，也從她旅途中相遇的朋友或陌生人的歷史，編織出變動中的十八世紀全球史。馬許同時也見證了多重交錯的原型全球化：大英帝國的全球化世界，摩洛哥蘇丹致力擴大伊斯蘭世界，試圖與基督教文化圈形成連結，打造出全球化世界，以及國際商業貿易造就出的快速爬升的中產階級及其全球商貿網。
必須一提的是，柯利雖然不從帝國核心談帝國權力、政治擴張和原型全球化，不代表在馬許的故事中看不到文化、種族、階級、性別等身分的差異。我們可以從馬許原生家庭在海權時代的崛起，與夫家新富階級的起落，看到他們的階級與社會文化認同。馬許被俘虜至摩洛哥宮廷，我們讀到英國／女性／基督徒的身分認同，而後在印度旅行中，馬許對於印度服飾和宗教文化的形容，我們看到，具備豐富跨洲旅行經驗的她依舊不是世界主義者，馬許是對外界好奇、善於觀察的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女性，時不時透露出對於他者、異文化的不屑一顧或冷酷批評。
為何留下記錄的遊歷者均是男性？
最後，我也要談談女性旅行與女性處境。我們回想西方文學作品中，一再離開家，逃離本國，出海遊歷，或是征服世界，是否都是男性的經驗？從荷馬的《奧德賽》以來，奧德修斯航行在外，潘妮洛普長年在家鄉等待，如是的性別角色幾乎是西方文化中眾所皆知、也習以為常的安排，人們也視之為保護女性的文明展現。反之，單獨在外遊歷的女性，性事和貞潔都將遭到懷疑和非議。所以，這也說明為何現代歷史與文學研究中，常常主觀認為男性是主動觀察者，而女性是被觀察的對象。
再讓我們來看到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實貌與女性處境。根據當時期刊記載，「這個時代或許該被稱作遊歷的時代，英國人普遍渴望見識外面世界，造成出海旅行盛行。」而且，記下旅行見聞和出版旅行日誌，一直風行於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在熱衷旅行的時代，女性也在家人陪同下出遊，並寫下自己的旅行經驗，甚至進一步出版。誠如柯利所記，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的《土耳其書簡》（Turkish Embassy Letters, 1763. 此書寫於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 於她死後出版）是女性隨丈夫出使外交任務至非歐地區，而後將其見聞出版的最早例子。隨著出版品廣泛流通，城市女性識字率高——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城市地區女性識字率約百分之四十五，而且仕紳和富商家庭識字率幾乎達百分之百，英國出版市場蓬勃發展，常見女性晉升成為寫作者，甚至是暢銷作家。正如十八世紀晚期小說家埃齊沃斯（Maria Edgeworth, 1768-1849）所觀察：十八世紀晚期英國女性出版量大量增加，「她們在社會上出類拔萃，受公眾矚目，並具備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所以，承受權力、接受知識的女性，也是有感受和作為的歷史人物。她們不斷在歷史進程中做出選擇和行動，只是歷史學者找不到資料，或是沒有去找資料。就如《她的世界史》中，帝國的擴張牽動每個人的生活，不過，在每一個環節，「故事中的這位女主角，也絕不只是任由非個人力量擺布的傀儡。在她所有的苦旅中，伊莉莎白．馬許都不能只被視為被害者。」（頁四一二）
柯利使用個人／女性／家庭／地方的視角與史學方法，我們看到交織了婦女與家庭，階級與種族，成見與好奇的一段十八世紀全球史。在歷史中，馬許或許微不足道，她就是帝國與民族國家勢力擴張、世界戰爭和革命、奴隸販賣、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連結、工業革命等多重力道碰撞下的女子，然而從馬許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潘妮洛普」，而是嘗試主導每一段旅程，時而勇敢，時而自私，時而為家族利益，時而莽撞的平凡女子的奇特際遇。
轉載自《世界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