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筆談】文明世界不屈服於戰爭 ——謝志偉談俄羅斯侵略戰爭(一)

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接受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專訪,暢談俄烏戰爭向世人提出嚴酷的思考。圖/田牧提供

田牧(整理與編輯)2022/05/10

採訪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

受訪人:台灣駐德國謝志偉大使

俄烏戰爭向世人提出嚴酷的思考

廖天琪: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俄烏戰爭。俄烏戰爭一打響,整個世界和平與安定的局面被破壞、被撕裂了,表面上看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事實上其背後是俄羅斯與北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的碰撞,是美歐同盟國與中俄兩大政治陣營及利益集團在制度性與價值觀上的高強度碰撞與沖突。

30年前柏林墻倒塌後,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此論點被稱之為「歷史終結論」。然而,如今社會的發展與演化卻並非如此。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曾說過,人類已經戰勝了戰爭與瘟疫,這個觀點在這兩年也完全被推翻了。我不迷信專家,可當下的俄烏戰爭,使人震驚,也使人覺醒。

有一種說法,「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但這是政治家、軍事家眼里對戰爭的認知。我們普通人是怎麽想的?或者站在百姓的立場上又是怎麽看的?我認為:對他們來說,戰爭是一場災難,是一場瘟疫。

我現在直接問,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對謝大使你來說,有什麽樣的觸動?是否將你原先的一些認知和信仰推翻了?你是台灣駐德國的全權代表,其中的職能有:「維護本國公民和法人在外國的合法權益」,所以,你既要站在外交官的立場上,又要兼顧台灣僑胞的權益與安危,你的認識層面與思考範圍,應該比較深邃與寬廣,請謝大使談談你的看法與認知。

從一位女記者被槍殺說起

謝志偉大使娓娓道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兩個多月了,戰爭造成了山河破碎、斷壁殘垣、軍人陣亡、平民枉死……,令人悲哀的是,這場戰爭至今依然沒有結束的跡象。

在2月24號後,我周邊的德國或歐洲朋友,對這場戰爭的爆發,是驚詫與錯愕,都認為不可思議、難以想象。可對我來講,這與普丁獨斷專行的性格吻合,也符合他的行為軌跡。

我是2005年來德國首次任職,普丁是2000年擔任總統,自此以後,他不是總理,就是總統,直至今天已22年了。2005-2007 年,我在德國的兩年任上,對普丁有了深刻的印象,是因為一位勇敢的俄國女記者倒在了血泊中,我到現在都難以忘卻。

她的名字叫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被譽為「俄羅斯媒體的良心」,她在家門口被來自邪惡的子彈奪去了生命,她的生命在48歲時戛然而止。安娜是另一場戰爭的批評者、也是犧牲者,她以報道車臣戰爭而聞名。她的采訪報道視線與筆觸聚焦在普通百姓、及戰爭背後的醜惡黑幕。正是因為她的報道,車臣百姓的淒苦生活,甚至被俘的車臣戰士遭受的非人待遇,才被公開披露,使世人皆知。但她的報道,也引來了不止一次的死亡恐嚇。安娜是俄羅斯《新報》的評論員,作為媒體人,她沒有卻步,一直在為爭取人權與公理而鬥爭,也為此,在普丁政府的統治下,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為什麽重提普丁打車臣時的一件舊案呢?中國古人有「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之說。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國家,倘若對內踐踏自由民主與打壓異議人士,對外侵略他國,在我看來,是國家出了嚴重問題,是野蠻非人道的延伸。反過來說,倘若對內秉承自由民主治國理政,國家就不會用戰爭去處理和解決與鄰國間的矛盾,或者說為了鄰國間的領土爭執大動干戈。所以,我最初就有了肯定而明確的判斷,「俄羅斯會幹出這種事情……」。

普丁的蠻橫與霸道

謝志偉認為:一個國家發生這類狀況,究其根源,不是獨裁就是專制極權。民主國家的合作與交往,除了遵循國際規則之外,還建立在自由民主價值觀基礎之上。俄羅斯這類國家既否定普世價值觀,又嚴重缺乏「以規則為基礎」的和平理性,與鄰國之間,不管發生領土爭議、還是理念不睦、抑或是制度碰撞,動輒就會撒野動粗動武,令自己的人民及周遭鄰國 ─ 尤其是弱勢鄰國 ─ 心生畏懼。這些年來,我對俄羅斯一直就有這樣的印象。

俄羅斯與中國是一雙難兄難弟,它與中國在南海的所作所為差不多。中國用他們的所謂民船(不是假裝的,是武裝的)去攻擊菲律賓、越南的漁民,他們對待台灣、對待日本、對待印度等也都一樣,基本上都是依靠暴力、乃至軍事威脅來解決爭端和矛盾。

謝志偉繼續道:從這個角度來觀察,2014年發生克里米亞事件,及接下來的頓巴斯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事件,當時,其實我是震驚的,普丁竟然可以明目張膽得霸王硬上弓到這種程度,實在是令我難以想象!眼下針對芬蘭、瑞典的威脅,同樣是一脈相承、明火執仗的武力威脅,「如果你們加入北約,那就要小心看看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認為不能用一般的眼光來看普丁的行事風格。

普丁待客的長桌凸顯了尊貴與卑微之分,透過距離來造成客人的空間失控感,意圖令人感到恐懼。圖右為德國總理蕭茲。/網路圖片

我舉一個例子,他的那個長桌子,打網球鋪展不開,可打乒乓球是綽綽有餘的。當我看到普丁的長桌子,我想到了什麽?我們在西方的文化裡面,說到桌子,其實你會想到圓桌,歐洲的圓桌武士,那個代代相傳的亞瑟王,圓桌並沒有首尾之分,因此象征與體現了亞瑟王與他的騎士是平等的存在。所以圓桌武士的概念,呈現了平等的精神、騎士的精神。這種平等精神不僅體現了國王與武士、騎士的平等,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這就回到了一個問題,叫做「扶弱濟貧」的正義俠氣、同舟共濟的精神。

從這角度來講的話,我不知道普丁的腦袋在想什麽?可他整個做法展現的是:我就是王,不論是法國馬克龍總統去,還是德國的蕭茲總理去,你就得坐在長桌的尾端,凸顯了尊貴與卑微之分,這裡沒有平等的意義可言。透過距離來造成客人的空間失控感,意圖令人感到恐懼。

那個刺眼的長桌同時也在警示:在經歷了「二次大戰」、冷戰時期、90年代之後,整個歐盟展示與呈現了平等精神,即:你是國,我也是國,沒有大國小國之分,只有經濟發展的強弱而已。像盧森堡、比利時、荷蘭這種小國,它們照樣會輪值歐盟主席國,屆時主政歐盟。所以他們的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及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均是平等相處的。這是普丁難以想象與理解的,所以他的思維言行軌跡,完全與自由民主國家的規範格格不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國與國之間,沒有平等相處的國際和平環境,最後就會導出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也不會有平等的氛圍,人與人之間一旦沒有平等地位的存在,人命就變得不值錢了。為什麽普丁會成為現代文明世界的異類,正是因為他太缺乏正常的平等精神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