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倫堡省的加得布許寄宿學校
我不笨，卻極其愚蠢。我在海涅－赫茲中學的成績每況愈下。我從來不做作業，在學校裡跟不上，卻感到百無聊賴，經常去扮演那階級鬥爭的丑角。我的成績單見不得人，上面只有兩門冒尖得一分，音樂和體育。我跟班上那些出身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經常在學校裡為爭論共產主義而起糾紛。由於大家都不具有什麼論點，就只好以拳頭說話了。我們是同學同時又是階級仇人。我就是這麼堅持維護「我們的偉大事業」，在學校我苟延殘喘地混日子。
母親從不放棄我，但是卻時時掐著我的脖子，喋喋不休地責備，沒促使我上進，反而讓我失去信心。她罵、威脅、抱怨，更糟的是她還哭。我都忍了。然而她提及奧斯維辛，給了我當頭一棒，擊垮了我：「你的數學拿零蛋，難道你爸爸是為這個才死在奧斯維辛的嗎？」我恨自己，為了減輕自己的痛，我轉而恨她。
那時候漢堡的同志們時興把孩子送到東德去。母親跟我商量，我們決定，我也去東德。艾瑪向她信賴的同志榮尼‧樂耳求救，他於是替我在寄宿學校安排了一個名額。大約是一九五三年的五月，在斯大林三月五日逝世之後，六月十七日東德人民起義之前。
那是冷戰高潮時期，幾十萬人從東逃到西，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我是逃向相反方向，我的理由也很充足。我離開了漢堡，寧願到東德跟好人學些正確的事情。今天，漫長的一生到頭來我才明白，不是那些東德來的逃亡者，而是我這個老實虔誠的共產黨人的孩子，需要跑到東邊去接受工農天堂的教訓。
艾瑪給我買了一張開往西柏林的跨境火車票，說好了一過邊境我就下車，錢都安排好了，我逃到東德的事儘量別引人注意。艾瑪跟榮尼‧樂耳交代好了，我將到史維辛市加得布許地區的亨里希－海涅寄宿學校去。
在邊境下車後，兩個穿便衣的男人帶我坐上一輛黑色的東德寶馬牌車，將我送到加得布許。學校的主任勞胡特先生迎上來。他個子比我還小，我立刻注意到他的玻璃眼！他領我到廚房樓上的一個四人房間，兩張上下舖的雙人床，右邊下面是留給我的，每人有一層抽屜，他給我一張紙，上面是宿舍須知和日程表：擴音器呼叫晨起，早餐，上課，午餐，做作業至四點，晚餐，睡覺。
第一天午餐時，艾維斯校長進來在餐廳做了簡短的歡迎詞：「沃爾夫‧比爾曼來自漢堡，他父親是抗暴鬥士被法西斯殺害…沃爾夫是許多從反動的西德，從克魯伯和蒂森企業以及企業大亨和艾登諾集團之下，逃到我們這個和平國家來的人群中的一個…在我們這個工人農民的國度，工人和農民的孩子都能上這個能有著令人驕傲的名字的亨利希－海涅中學。」
這種做作的腔調於我很陌生，但是我還是很高興。感到自己被接納，受歡迎，一切都好，都不一樣，都更好。我是屬於這裡的，在這裡我屬於「法西斯受害者」，因為我的抗暴鬥士爸爸是被謀殺的。我得到了一本東德身份證，人 間天堂啊。他們給我開設了一個帳號，國家每月給我一百馬克，算是受教育期間的孤兒撫卹金。至於寄宿學校的費用誰來負擔，我根本想都不想。多棒的生活啊！每天共同進餐，共同做作業！特別是還有那九年級的女生們！
我入學後一週，學校要開一個大會，由於校內沒有禮堂，所以師生們就都匯集到集市廣場的一家名叫「進步」的客棧。這裡五味雜陳，潑灑的啤酒、烈酒、香煙味、香水、汗臭和嘔吐物都有。有一個小舞廳 ，上面有肩膀高的小舞臺，平常敲敲打打的樂隊檯子上面，放著一長條桌子，四張椅子。牆上掛著紅、黑、金三色的東德國旗及我在漢堡就看過的共青團藍色的團旗，上面有一個上升的太陽。共產黨那面紅旗上，統一社會黨的黨徽是新的。
最靠左的是一個年輕的金髮女郎，市共青團的秘書。加得布許區的黨委書記坐在她旁邊，再過去是市長，靠右邊的是校長。有兩個議題先唸給大家聽。第一：「亨利希－海涅學校的師生抗議紐約興興監獄將用電椅執行死刑的計畫。我們提出抗議反對對艾特爾和朱利厄斯‧羅森貝格的司法謀殺。」這個很快就通過了，我們這群青少年強烈反對美國的死刑。師生們一致同意，這兩位美國的和平鬥士不是蘇聯的核子情報員，他們是無罪的。
第二個議題：關於青年團契，一個屬於基督教會的青年組織。我初來乍到，並不知道統一社會黨幾週以來就開展了一個打擊青年基督徒的運動，這個社團裡的二十名成員將公開宣佈退團。這是一場宗教審判會，一個個人的名字被點到，喊到名字者起立，大聲說：「我退出青年團契」，然後坐下。下一個站起來重複這句話。
我看著這場劇的推演，察看觀眾的面部表情，嗅到了恐懼。這種無情的屈辱跟母親讓我來建設的共產主義天堂毫無關係。到了最後，一名九年級的學生被點名了，這是個小個頭，消瘦蒼白的女孩，她沒有服從命令站起來宣佈退團，她用很輕的聲音說：「我信上帝。」更糟的是她用更小的聲音說：「我不要退出青年團契。」老師們驚呆了，很尷尬的場面。一個男學生歇斯底里地笑出聲來，造成了更為殘酷的震撼。主席團的那位共青團女書記站起來，張口如機關槍般，對著那個女孩用意識形態的詞語掃射過去，她臌脹著臉，口沫橫飛。大家都縮著脖子，沒有一個人，沒有老師同學，更沒有基督團契的教友為那個女孩子仗義。
不成，我的手舉起來了，艾維斯校長讓我發言。我起立，略有結巴地說：「我是共產黨人…我反對教會…我知道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是這裡做的這事兒…不是共產主義！…我爸爸死在奧斯維辛，可不是讓你們在這裡壓迫一個女孩子！」我其實既不懂宗教，也不懂人民和鴉片的意義。我不過是祭出了艾瑪的奧斯維辛大棒！我對那個豐滿的共青團女人指責道：「你羞辱威脅了這個女學生。這次大會結束，你就無事人一樣安逸地回到辦公室，滿足地在椅子上安置您的肥臀！」
校長跳了起來，他嚇得丟了魂似地咳嗽，是怕也丟了烏紗帽吧，他說：「這個青年前幾天才從西德到我們這裡。我們都看到了，卡爾－沃爾夫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還需要多多學習，多多學習！」然後他拿出屢試不爽的那套修辭武器來保護自己：「我們並不需要對每個詞都斤斤計較，就像偉大的歌德說的：『年輕人說話就是不打草稿』，同志們，朋友們，我們已經討論完畢所有要點，我建議大會現在結束。」
沒有人反對，連我也並不知道那句被引用的歌德句子，其實是出自席勒。無所謂，反正用上了。大會結束人群散盡，我進入美麗新世界的序幕拉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