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筆談】悼念王高成教授

王高成教授在2010年斯特拉斯堡民主論壇會議上演講-田牧摄影

清晨,驚悉台灣國際與兩岸關係知名學者王高成教授,在他任職的淡江大學墜樓身亡,他遺書的弦外之音透露,似乎是心理壓力與疾病的交織:厭倦了塵世的束縛,加之心理潛意識的暗示,選擇無奈的解脫,是生命最後力量的釋放……,太年輕了,筆者深為王高成教授自我放棄而痛心與惋惜。

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理事會大廈.

筆者與王高成教授有過幾天相處。2010年5月25-27日,我們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理事會大廈舉辦「促進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會議」,歐洲人民黨主席、義大利議員盧卡•佛倫特(Luca Volontè)、歐洲理事會政治事務委員會主席、瑞典議員格讓•林德布拉德(Göran Lindblad)、民主化論壇主席、德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克勞斯•羅澤(Dr. Klaus Rose)、捷克政治活動家彼得•凡庫拉(Petr Vančura)等出席了會議。王教授時任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是台灣民主基金會派遣出席會議的代表,其時筆者負責會務的籌備與組織,所以那幾天與王教授有談話與交流,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

系統講述了台灣民主化經驗

王教授當年演講說:「台灣已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國家,人民有普遍的直接選舉權,可以選舉總統、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院委員、地方直轄市及縣市長、直轄市及縣市議會議員。人民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與媒體報導自由,平面媒體、電視與網路媒體的報導與評論尺度相當開放。政壇上存在兩個主要的大黨,國民黨及民進黨相互競爭,同時還有親民黨、新黨及台聯黨三個小黨並存,可謂兩大黨制。……台灣都已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國家,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及現任總統歐巴馬都讚揚台灣是亞洲的民主燈塔。」

台灣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自1949年國民黨政府搬遷台灣後,曾經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並長時期實施戒嚴管治。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可視為一個東亞的發展中國家,邁向民主化的歷程,其經驗可提供給其他東南亞國家參考。

王教授從六個方面介紹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頗值得重視與推廣:「一、台灣擁有成功的經濟發展成果。二、台灣擁有高教育程度的國民。三、台灣有紮實的地方自治基礎。四、台灣出現有力的反對運動。五、國民黨菁英的適時妥協。六、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持續關注台灣民主運動。」

建言中國大陸學習台灣民主經驗

王教授對與會的中國民運人士提出建言,他談道:「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不一定能完全移至大陸或其他亞洲國家,但是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對於大陸可參考的地方包括:
一、 應鼓勵大陸持續發展經濟,以提高大陸人民的平均所得,以及教育與知識程度,培養廣大的都市中產階級,作為民主化的堅實社會基礎。
二、培養推動民主運動的政治菁英,以在大陸內部傳播自由民主的理念,組織推動民主運動的人力與其他資源,形成國內要求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力量,以對共產黨政府施壓,推動民主化。
三、結合國際力量,共同支持及聲援大陸的民主運動,給予中國政府壓力,並鼓舞大陸內部的追求民主化的力量發展。
四、以和平發展民主為原則及訴求,如此始能獲得較多國際的支持,大陸內部人民的認同,以及避免與中國領導菁英的正面沖突,降低中國政府的反對及打壓,使民主運動更易推動。
五、未來大陸的民主化也應採取漸進的原則發展,先從地方自治開始著手,容許人民對於鄉鎮及縣市的行政首長及人民代表會議進行直選,先從發達的城市地區做起,再普及於農村地區。待全國地方民主政治運作上軌道後,選舉活動再逐漸提升至省、直轄市及中央政府的層次。」今天重溫這些內容,筆者自知慚愧,離2010年的會議,又是一輪有餘,中國民主化不見長進,反而是大踏步的在倒退……。
這裏引用王教授當年的大段演講,是筆者作為會務,留存了每一屆民主論壇會議的文稿信手拈來。

民主化的主體力量是人民

王教授責任心極強,作為台灣民主基金會的代表,還兼顧著觀察、檢查與指導的責任,會議期間,他數次找我談話,其中有個話題,「中國民主化不成,是大陸缺乏像蔣經國這樣的開明領袖」,他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令筆者記憶深刻……。

胡溫執政時期,由於胡錦濤、溫家寶是來自底層的國家領導人,胡溫出訪時也會表明對普世價值觀的崇敬與追求,溫家寶在訪問歐洲時說:「民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不僅僅是西方文明獨有,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就。」他還一再強調:「中國民主制度會依照國情循序漸進發展」。社會上、民運界視胡溫為開明人士,儘管他們同樣處在極權制度下,但相對來說,他們實施的政策比較寬鬆與開放,比如在2004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了「人權條款」入憲,是中共執政以來的第一次;再比如2007年,中國開始逐步取消暫住證制度等,為嚴控的社會開啟了一些空間。胡溫執政初期,社會上、也包括民運界的一些朋友,一度期待在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中,也出現蔣經國、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政治家。

記得王教授說:台灣的民主化不能歸功於蔣經國,這是對台灣民主化的認知不足。社會的改革,特別是專制制度轉型民主制度這樣巨大的變革,不是依靠一個人、一個領袖所能完成的。台灣的民主變革,首先有台灣人民堅持了幾十年的反對運動,1970年代興起的台灣反對運動遭逢國民黨的持續打壓,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許多領導菁英被判刑入獄,致使反對運動受挫,但同時台灣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結合,蘊育著更為強大的民主化基礎與力量,使台灣民主運動持續壯大發展。1986年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迫使國民黨政府接受其存在,蔣經國總統在隔年決定解除戒嚴,使反對黨合法化,台灣民主政治終於得以正式實現。這裏的主體是台灣人民,蔣經國只是客體,或者說是被動體。

那一幕,讓我對王教授記憶猶新,在那幾天的會議期間,我們倆有不少談話,總是最後才離開會場。他的一些說法,不啻是對中國民運的激勵和鼓舞。在以後的民運工作中,我也時常引用他的說法。在我眼裏,王教授個子不高,但出言吐語,舉重若輕,落地有聲,有人說「濃縮的都是精品」,我想也是對他這樣身材纖細的智者最好的詮釋。

有人說,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在於它的長短,而是在於它有多精彩,能夠留存在世人的記憶中……。筆者與王教授雖然只是短暫相處,回顧這些舊事,犹如鲁迅说的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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