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改革開放應該從什麽時候開始？
中共主政後被稱為改革開放時期，從什麽時候開始？一直是中共高層和理論界激烈爭論的問題，這裏牽涉到對一個人和一個會議的評價。這個人就是1976年接了毛澤東的班，成為中共建國之後第二任中國共產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一個會議就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將這個會議定為改革開放的開始；鮑彤卻稱為是改革開放的另一個神話。下文先談談對華國鋒的爭議。
中共黨史一直遵照鄧小平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改革開放確定為從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作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擔任中共最高領導職務，是從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身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成為黨內排名第一的領導人。10月6日解決「四人幫」後，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直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的黨主席、軍委主席的辭呈得到批準。華國鋒在中共最高權力的位置上四年八個月，從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但是他真正行使最高權力是毛死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共兩年零三個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為最大贏家，華國鋒事實上失去最高權力。
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對華國鋒翻了燒餅
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將華國鋒完全掌權的兩年，除了肯定」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其余的全盤否定。對他做了以下定論：一，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二，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四，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五，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完全是一棍子打死的事態。
華國鋒失勢之後，為人低調，很少拋頭露面，只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能夠見到他。從中共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鄧死後的十五大竟然全票通過，說明中共內部並非都贊同鄧小平對華國鋒做的政治結論。華國鋒還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特邀代表。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在奧運的喧囂聲中去世。31日遺體告別式在八寶山舉行，胡錦濤、江澤民親自送行。當天新華社發了「華國鋒生平」的電文通稿。對華國鋒抓捕「四人幫」做了極高的評價。1966年10月「他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
對於1976—1978兩年有余的執政，生平完全顛覆了鄧小平對華國鋒做的政治結論。生平寫道：「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擔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在此期間，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華國鋒生平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出現了六四之後罕見的中央與民間一致的互動。這是胡趙主政的80年代才出現過的現象。
學者論證華國鋒是真正改變歷史的人
華國鋒生平發表之後，黨史、國史的一個民間學術重鎮——北京文衡文化有限公司的兩位創辦人鄭仲兵和李宇鋒組織了「華國鋒歷史作用座談會」，朱厚澤蒞臨。我因為此前撰寫了《華國鋒的下臺和胡耀邦的上臺——結束舊時代和開創新時代的兩位中共領袖》，也被邀請參加。兩位主持人認為華國鋒被鄧小平排斥在「三代領導集體」之外，有違歷史真實。不但與當時的政治格局有關，也與華個人的性格有關。華國鋒的權力即是來自毛澤東的欽定，也來自粉粹「四人幫」的功勛，其中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是「四人幫」攫取最高權力的阻礙，也是其他人攫取最高權力的踏腳石兼絆腳石。在一個論資排輩，講根基、講實力、講權謀的官僚集團中，他的三八式資歷，他忠厚老實的個性（毛澤東看重的正是這點），都成為絕對的負資產。比如：「兩個凡是」和「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比如「壓制平反」與壓制給（除文革之外的）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比如「個人崇拜」與「只有一個婆婆」；前者就是錯誤的，後者就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不在於搞不搞，做不做，而在於功勞屬於誰？「後華時代」胡趙的下臺，也是重蹈華國鋒的覆轍。
座談會上，黨史專家、著名歷史教授韓鋼做了主旨發言，他用翔實的資料推翻了鄧小平對華國鋒做的全部不公正決定，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華國鋒。
一，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
韓鋼認為：中共執政以後，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做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
筆者認為，華國鋒主導的粉碎「四人幫」，是毛時代的結束。
二，是否阻撓鄧小平的復出。
韓鋼采用大量親歷者的證人證言，證明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第一個政治局會議，華國鋒宣布三條，第一條：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提出來；第三條：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鄧小平，表達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根據鄧的小女兒毛毛的回憶錄和官版《鄧小平年譜》，鄧小平1976年12月10日因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住進301醫院。12月14日中央恢復他看文件，第一批文件，就是送進醫院的。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鄧小平手術治療。住院恢復期間被接到西郊玉泉山，中央領導人駐地，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鄧小平是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熊向暉的女兒熊蕾的文章披露，經過一個過程，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不是華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中央的共識。1976年 10月31日， 熊向暉面見葉劍英，談到鄧小平復出，葉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馬上一下子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三，「兩個凡是」的由來。
對於華國鋒最受詬病的 「兩個凡是」的問題，韓鋼考證：「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並不出自華國鋒，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華國鋒本人也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根據鄧力群《十二個春秋》自述，他最早質疑「兩個凡是」試圖阻止鄧小平復出，發現者是他的部下朱佳木。鄧力群很快找到王震，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裏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幾天，王震就在國防工委會議上批判「兩個凡是」，還去向鄧小平反映。
四，韓鋼論證是華國鋒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
一九七七年五月，華國鋒在一篇文章裏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最早提出的改革。一九七七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一九七七年初，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談到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小學、應該借鑒資本主義先進經驗……五月，華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派出了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香港和澳門。一九七八年形成當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絕非旅遊）。出國考察產生的效應，絕不僅僅是簽訂引進合同，而是給中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參照系。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華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七八年九月九日，國務院召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這個會議正是華國鋒聽取谷牧匯報後提議召開的，會議的主題就是改革、引進和開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公開資料看，這是最早和最為明確的「重點轉移」的提法。
早於韓鋼，2006年6月15日傅高義為了寫鄧小平傳，采訪了北京眾多學者，包括鄭仲兵。鄭在中共中宣部工作十年，經歷了五任部長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他對鄧小平用「兩個凡是」打倒華國鋒提出完全不認同的看法。他對傅高義說：毛澤東最喜歡「四人幫」，華把「四人幫」抓起來了，這叫什麽「凡是」啊？毛澤東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華恢復了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那怎麽能說他「凡是」啊？
鄭仲兵認為：華國鋒「兩個凡是」，我覺得是他的一種策略，他要真是搞「兩個凡是」，第一，他不會搞重點轉移，毛澤東當時認為自己的重大發明就是社會主義階段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當然就要以革命為中心，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了。華國鋒敢把它扭過來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叫做重點轉移，這個了不起呀！」
傅高義沒有把鄭仲兵的這些見解寫進《鄧小平時代》，或者他要留作50年之後發表的一批訪談記錄稿，或者要在未完成的《胡耀邦傳》裏，對《鄧小平時代》不全面、不準確，或有錯誤的部分進行改正和補充（傅高義對姚監復所言）。總之，傅高義留下永久的遺憾。
華國鋒與鄧小平、胡耀邦
至於華國鋒是否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否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 。筆者以為鄧小平和胡耀邦是最重要的證據。
鄧小平一生給華國鋒寫過兩封信，第一封是抓捕「四人幫」四天之後，1976年10月10日，托汪東興轉給華國鋒和中央。稱之「效忠信」一點不為過。「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最後還喊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第二封信寫於半年之後，1977年4月10日，寫給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並要求印發給全黨。他寫道：「 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這兩點是他自認為復出的阻礙。」 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則是他為華國鋒和黨中央突破阻礙，讓他復出找到的完美的理由。鄧小平的這封信在中央流轉了23天，最後是以黨中央的名義將兩封信一起印發全黨。三個月之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官復原職。葉劍英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鄧小平一旦復出，誰也控制不了。」但是，鄧小平的復出，是「華國鋒生平」所肯定的「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最重要的證據之一。
胡耀邦是華國鋒最早啟用的「走資派」，在華國鋒主政時期，他把中央的重要部門幾乎幹了一遍。是平反毛澤東一手制造的冤假錯案，恢復老幹部工作、主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直接領導者和推動者。沒有華國鋒的支持，他不可能建立一生最重要的兩項功績。早在在1978年12月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我建議在座的歷史學家想一想我們兩年多來的經歷，以便幾年之後好寫這兩年多來的歷史，作出公正的評價。」這與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做的歷史問題決議，針鋒相對。
真正阻礙華國鋒、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是汪東興，還有鄧小平。因為除了文革，毛澤東搞的冤假錯案，鄧小平幾乎都有份。1957年，鄧小平是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所以右派不能「平反」，只能 「更正」，還留有不予更正的一條大尾巴。高崗夫人李力群直接找到胡耀邦，要求給「高饒反黨集團」平反，胡耀邦讓中組部復查後已經答應李力群。鄧小平把胡耀邦找去，用手指點著說：「胡耀邦，你胡塗！」平反工作只能停止。1952年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一馬」就是高崗。受命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與周恩來主管的政務院平行，中央所有工業和經濟部門先後劃歸計委管理，稱為「經濟內閣」，一時高崗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高崗被打倒之後，作為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一路高升。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在7屆五中全會增選為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成為毛核心的主要助手。
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據韓鋼考證他沒有看到哪篇著述舉出華國鋒阻撓拖延老幹部復出的具體言行，所涉及的都是汪東興。唯一的是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會議上說的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1978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韓鋼認為「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連續召開的9次政治局會議，實際是批華會議。陳雲認為，華國鋒不適合當主席。李先念等人也在會上向華提出嚴肅批評，華作了許多解釋和自我辯護，不肯承認錯誤，致使會議一再延長。直到葉劍英在會上檢討自己之前對華國鋒作了過高的贊譽，對華國鋒愚忠愚義，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華才不再辯解，表示接受批評並提出辭職。這樣看胡耀邦對華的批評，就見怪不怪了。葉劍英是華國鋒最堅決的支持者，是「英明領袖」的提出者，能在會議上作檢討，可見壓力之大。1987年1月的生活會，鄧小平又逼迫胡耀邦做了同樣的辭職決定。
2008年華國鋒病逝，我寫了《華國鋒的下臺和胡耀邦的上臺》的長篇報導，其中副標題「結束了舊時代開創了新時代的兩位中共領袖」，表達並不十分清晰，華國鋒一舉粉碎「四人幫」，是結束舊時代的開始，也是改革開放的開篇。正是他啟用胡耀邦、趙紫陽，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部，支持真理標準討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了幹部和思想的準備，才有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韓鋼教授認為作為歷史人物，華國鋒主政最大的錯誤，一，「天安門」一周年，指示追查反革命大字報。二，1977年先後發出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和六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首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三，國務院（華國鋒兼總理）發出三十號文件：「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包括王申酉、李九蓮案件全國殺掉44-50人。
歷史證明文革制定的《公安六條》罪大惡極，華國鋒主政初期一直沿襲，直到1979年才取消不能不鑄成大錯。比較1989年鄧小平用流血結束了80年代的改革，還是小巫見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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