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按：去年（2006年11月）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盧格（Kluge）人文學術終生成就獎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前不久與部分海外流亡知識人聚首，暢談中國當代社會諸問題。多年以來，余英時是中國流亡知識分子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得力支持者。這次會談，是「八九六四」之後，中國海外流亡知識人有史以來首次匯聚一堂，借慶賀余英時獲獎之際，聽這位亦師亦友的史學家暢談他獲獎的感受、介紹他繼絕存亡之思想學術生涯的起點，同他交換在美國治中國史學的經驗、發表對中國學界風氣和學術標準的看法、探討中國傳統文化斷代的根源、暢談49年以來中國當代社會道德現象及其原因、分析弱勢群體仇恨心理、展望未來中國社會前景。參加這次小型私人會談的還有一、二來自大陸和海外的關心中國事務的學者和美國漢學家。
座談時間：2007年1月6號
座談地點：美國普林斯頓
參加人：（按發言先後順序）余英時、北明、陳奎德、張伯笠、邵新明、蘇煒、林培瑞(Perry Link)、胡平、溫克堅、鄭義、阮若英、蘇紹智
(北明根據錄音整理、編輯，業經余英時教授校對。本文大小標題為北明所加，全文略有刪節）
一，獲獎感懷
余英時：大家為了這件事情從這麽遠的地方來，給我祝賀，我真的是非常感動。同時我也覺得不敢當。怎麽說著，我從個人來講，得獎當然是一個好事情。可是這個事情本身也給我很大的精神負擔。如果沒有這個獎，我還自由一點。有了這個獎，好像多了一層束縛了。現在看到人家寫我的東西很多很多。我說糟糕了，從前都是我寫人家，比如寫方以智，現在自己變成被寫的對象。（笑）這不是很好的滋味。
我並不是矯情，說這個獎不重要，我是說這個獎有個象征意義。這里有承認中國文化的意義，肯定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學術是世界學術的一部分，這比我個人得獎重要得多。我（得獎）是偶然的。而且也並不是我該得這個獎。該得獎得人很多。至於提名到得獎得過程，我真的還完全不知道。很早以前我聽說有人提過我的名，你（指林培瑞——北明注）告訴我的。還是兩年以前吧，第一屆還是第二屆。而且已經過去了，所以我認為根本沒這個事了。我完全沒想到我還會得獎。上次，十月中，我在普林斯頓演講的時候，演講前幾分鐘，Willard Peterson 告訴我，說「國會圖書館的館長James Billington （詹姆斯•比林頓）找你」，很急。我說，找我什麽事？我以為他要找我去到華盛頓談一談中國的問題，因為他給我寫信談過的。
所以這個獎是意外。我認為得獎，對我個人是一個特殊的榮譽。但是我自己還並不覺得得一個獎我就真的是學問好了，沒有這樣的事情。我還是我，還是老樣子。但是這個獎能夠給大家、朋友，至少對我好的朋友一點高興，我也覺得安慰。當然也有人很討厭這個事情。這個我也知道。因為得獎總有兩方面。一方面你喜歡的人跟你一塊高興，你不喜歡的人就可能生氣。我覺得讓不喜歡的人生氣，讓喜歡我的人高興，這就是我的貢獻啦。（眾笑）這是我唯一的對得這個獎的看法。
我並不是矯情，說這個獎不重要，我是說這個獎有個象征意義。這里有承認中國文化的意義，肯定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學術是世界學術的一部分，這比我個人得獎重要得多。我（得獎）是偶然的。而且也並不是我該得這個獎。該得獎得人很多。至於提名到得獎得過程，我真的還完全不知道。很早以前我聽說有人提過我的名，你（指林培瑞——北明注）告訴我的。還是兩年以前吧，第一屆還是第二屆。而且已經過去了，所以我認為根本沒這個事了。我完全沒想到我還會得獎。上次，十月中，我在普林斯頓演講的時候，演講前幾分鐘，Willard Peterson 告訴我，說「國會圖書館的館長James Billington （詹姆斯•比林頓）找你」，很急。我說，找我什麽事？我以為他要找我去到華盛頓談一談中國的問題，因為他給我寫信談過的。
所以這個獎是意外。我認為得獎，對我個人是一個特殊的榮譽。但是我自己還並不覺得得一個獎我就真的是學問好了，沒有這樣的事情。我還是我，還是老樣子。但是這個獎能夠給大家、朋友，至少對我好的朋友一點高興，我也覺得安慰。當然也有人很討厭這個事情。這個我也知道。因為得獎總有兩方面。一方面你喜歡的人跟你一塊高興，你不喜歡的人就可能生氣。我覺得讓不喜歡的人生氣，讓喜歡我的人高興，這就是我的貢獻啦。（眾笑）這是我唯一的對得這個獎的看法。
二，價值的選擇與堅守
所以我想，你們稱許我的那些話，你們自己也都做到了。 我認為基本上是價值問題。並不是我有什麽特別高尚人格，我也沒有要努力讓自己成聖成賢，我沒有這個觀點。所以我從來不承認我是儒家。我覺得每個人只對自己負責。但是有一點我跟你們大家都共同的，我們選擇我們的價值，選擇價值以後我們就真正相信這個價值，保衛這個價值。如此而已。我所做的，你們也都做了。不過我們在位置上不同。我好像在學社起一點，某些更多的作用。那是因為學校找了我做這件事情。Perry(培瑞)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的，並不比我少，可能還比我多。Martin Collcutt教授以系主任兼管學社工作，貢獻更多。所以，我不能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這個功不是我的。而且這要感謝過去的John Elliot。他要不捐這一百萬，不可能成立學社。我在台北，我太太打電話說學校要找你，John Elliot 捐一百萬塊錢要找人，要救年輕人之類的。所以這完全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我沒有什麽特殊的努力。
至於對共產黨的態度，我想你們大家態度跟我一樣。你們從大陸出來的，要是「六四」時就跟著它一塊走，今天你們也許都是紅人了。不過我想我們做人，總要選擇一個價值。我寫方以智的時候，恰好遇到一個大變局。那時，共產黨剛剛進了聯合國，那是1971年。對台灣來的留學生而言，好像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一樣。他們一夜之間便認同了中共。所以我引黃宗羲論張蒼水之死，感慨「形勢」一變，「人心」便跟著變了。這也是所謂「形勢比人強」。中共的極權統治比國民黨的專制要利害得多，何以鄙棄一個「無道」政權，卻擁抱一個更「無道」的暴政呢？
「六四」至今十八年了，又見到歷史重演。1989時全世界人心都向著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但今天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為中共喝彩了，因為中共用權力的一小部分交換了市場經濟，有錢可賺，人心又跟著變了。可是我想，總要有少數人，能夠把人的價值維持住。這個人數不可能多的。多數人的一定是一面倒的。哪里有勢哪里有錢，哪里就會興旺。我想，在價值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向中共「黨天下」的系統妥協，這可以說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毀人的價值的一套體制，也不是反所有共產黨人，因為其中也有不少覺醒了的個人。更談不上「反華」。
培瑞說到中共誣他「反華」，這是利用名詞混淆（視聽）。黨、政府、國家三者都不同，中共以暴力征服了中國，組成了政府，然而並不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是恰得其反。所以說我們反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反共正是因為愛護中國。我有些朋友寫文章，也都提到我「太反共了」。這個「太反共」並不是一句恭維的話呀。這就是說，我太不識時務。我想，不識時務的人總要有。也不在多。能夠有少數就行。你們大家各個都跟我一樣。並不是我有什麽特別。我們是都是有些共同的價值觀念。
關於共產黨的問題，根本沒有什麽別的問題，是個價值的問題。我沒辦法接受他那一套價值、想法。
我最近看了吳宓的日記續篇，非常受感動。他在日記中一再說，「我是身降心不降」。他被打成那個樣子，從頭到尾他維護中國文化。我本來並不讚成吳宓那一套想法的，他是過分的保守，可是那個精神是真的。只要是真的信仰，哪怕信仰的內容是你不同意的，你都要尊敬。這就是我說的，如果今天還有人真的相信馬克思、真的相信斯大林，把命都拼上去，我還尊敬你。我不同意你，我反對你，但是我還是尊敬你。如果你根本是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慶祝，大家也不要慶祝我，我們互相慶祝。我們還能夠有共同的價值，我們還能共同守在這兒。也不是特別困難。和古人的困難那是不能比的。象方以智這樣的，把命都送掉了。顧頡剛也罷，吳宓也罷，他們那個罪受那麽大，還是承擔下來了。比起來我們算是很好的了。你們在六四也就是一段時期困難，後來還不是過來了？跟古人最艱苦的比，我們受的難不算什麽。所以我想我們大家就互相勉勵，互相支持，互相支援。這樣我們中國學社表面存在不存在、組織上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精神上存在就行。精神上存在，這個學社就存在。我就謝謝大家。
三，新亞書院
余英時：關於新亞書院，我倒是願意講一講。錢穆先生怎麽到了新亞的呢？他本來在廣東華僑書院教書，廣州不穩，就搬到香港去。那時候，國民黨籍的學者張其昀、崔書琴等人想在香港辦一個書院，叫「亞洲文商書院」。錢先生最早是在亞洲文商書院。他們用錢先生的名字在香港教育局登記，作為院長。錢最初不知道，到了香港以後，已不能改變了。錢只好接受了這一任務。但張和崔等不久都去了台北，錢只好一人苦撐。然後請唐君毅、張丕介兩先生參加。這是新亞書院的開始。他們沒有錢，最初是借一家中學的教師辦夜校，晚上就在那睡，早上就得趕快起來，打鋪蓋起來，因為中學的學生要來上課了。那麽個情況辦的。
一年後，有一個上海商人捐贈了幾萬塊錢港幣。他就租了兩層樓房。就是後來的九龍桂林街的房子，最早我上學的那個地方。那個時候根本就是最普通的住房了。「亞洲文商書院」也改名為「新亞書院」，因為原來辦登記的「監督人」不肯讓出本有的校名。
北明（作家、前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新聞快訊」責任編輯）：十幾個學生？有多少個學生？
余英時：我們那時候頂多二、三十人，都是難民，也都交不起學費的。你想，你學費也收不上來，學校怎麽能維持下去？
陳奎德（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觀察」主編）：不過當時您父親是蠻有眼光的，把您送到錢先生那里。
余英時：錢先生我是早就知道了。所以就去上課。其實那時候離我家很近。（陳奎德：你在香港的家？）在香港的家。當時錢先生他們也拿不到薪水，只有少數的「鐘點費」，就是靠他自己寫稿，拿點稿費。到桂林街以後，才叫「新亞書院」。「新亞」是這樣來的。但新亞的財政很快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拖也拖不下去，所以錢先生就到了台灣，看看政府能不能幫點忙。那時候，台灣政府也是窮得要死。
張伯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牧師）：他們不是有黃金嗎？
余英時：那是共產黨的宣傳。黃金只能擺銀行不能動用的。所以，後來是蔣介石的總統府私人開銷里面捐三千港幣（五百美金）一個月，這是新亞的全部收入。(張伯笠：不少了那時候。)五百美金你要維持一個學校怎麽還不少呢？（北明：整個學校的開支？）整個學校的開支。三千塊錢。（陳奎德：三千塊錢港幣。）你想想看，三千塊錢，怎麽吃飯嘛？所以錢先生大概一個月只能拿兩百塊錢。兩百港幣換句話說就是三十美金上下。香港房子種種，都貴得很的。連吃飯都勉強。所以，你非寫稿，賺稿費，你根本沒法生活。所以我寫稿寫得很早，十幾、二十歲就開始（北明、陳奎德：就為掙稿費）。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要吃飯嘛！不能不寫嘛。
北明：那時候寫的稿子都留下來了嗎？
余英時：有的留下來了。
陳奎德：嗯，我看見過的。有一些余先生在香港寫的東西。他有些發表了。而且當是您還還寫了一些政論的文章。還在那《民主評論》上，是吧？徐復觀先生那個上面寫的。
余英時：所以新亞書院一直到52還是53年，就是靠蔣介石這個五百美金一個月，維持到兩三年。然後Yale-China 來了。
北明：什麽來了
余英時：Yale-China。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Yale-China 本來是在中國湖南長沙辦「湘雅醫學院」的。那時大陸丟了，他們沒地方可做。就想在亞洲找個地方，台灣，菲律賓，也考慮香港。後來當然聽說錢先生奮鬥的精神，最值得同情。代表Yale-China的是Harry Rudin（魯鼎）教授，在Yale（耶魯大學）歷史系。 後來還跟我是同事，不過已退休了。他後來還到學校來，我還跟他談過很多。他到香港去看，看了跟錢先生談。錢先生請人做翻譯。他說：我談了以後，錢先生有什麽要求？錢先生說，我不能辦一個教會的學校。你要搞教會學校，我不能辦。同時，你要給錢可以，你不能干涉我，干涉我怎麽教，怎麽辦這個學校，那麽我們就不能答應。後來他說，我還要去菲律賓、馬尼拉，還要去台灣看看還有別的地方可能也要……，因為要爭取這個錢的地方很多嘛。完了以後，他回來說，支持你辦新亞。錢先生有一段紀錄寫這個經過。他說，如果一年一萬五千美金如何如何。錢先生說，一萬五千美金，我就頂一個房子。以後就不要再付錢，也不用付租了。另外如果再多就買房子。那個人說，我這個錢要給你們教職員生活的，不是搞房子的。錢先生說，我們這個房子沒有怎麽辦？（笑）後來人家說，你不要急。這個錢還是做學校開銷。關於搞房子的資金我們再另外想辦法。所以他後來有找了Ford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捐錢。就是很辛苦，那時我已經走了，不在那里了。
張伯笠：新亞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了？
余英時：前身。不過還有崇基和聯合兩個學院，共同組成大學。但主要因為新亞書院，才有中文大學。新亞後來不但是耶魯幫忙了，哈佛燕京也來幫忙了。哈佛、燕京最早出錢我們辦研究所。所以那樣英國人也都重視了，1955年香港大學頒給錢先生名譽博士學位。所以當我走了不久，他們就談要辦第二個大學，中文大學。要把所有的大陸來的合在一起，叫中文大學。
北明：您認為新亞學院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麽呢？它的意義。
余英時：當然是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聲音。錢先生這樣一批人，後來有人把他們稱作「新儒家」，錢先生、唐君毅先生。錢先生也不接受「新儒家」稱號。但是他是儒家毫無問題。我雖然在新亞接受了許多儒家的價值，卻不能稱作儒家，因為，我屬於下一代的人，思想比較新了。話說回來，新亞諸位先生堅持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沒有那個堅持，今天就沒有這個新亞書院。就沒有國際和國內新儒學運動起來。是不是？所以就海外來說，一方面錢先生，一方面熊十力的兩個學生，一個牟宗三，一個唐君毅，這幾位先生貢獻很大的。他們保存了中國文化這一支。然後，共產黨一開放，他們的思想馬上就進去了。而且很受歡迎。現在中共也開始向儒家求救，「儒家熱」、「國學熱」出現了。這又有隱憂了，錢、唐、牟先生的理論、思想等也可能受到曲解。
我自己的問題在這里：我有自由主義、西方這一面。就沒辦法完全是以儒家為坐標。我並不是不同情他們。我認為儒家的東西都應該包括進來。不過我的看法是，儒家從前是治國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學說來治天下。你要知道John Rawls 的理論就曉得，它是一個comprehensive theory (無所不包的系統)，必須受重視，但不能獨占文化、政治空間，因為還有其他的「學說」或宗教。如果獨尊儒家，那回教徒怎麽辦呢？基督教徒怎麽辦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們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認為，儒家是在個人生活這一層面。中國還是應該保存的。因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道德寄托在儒家之內。基督教現在還不夠大，佛教是散的，現在的佛教七零八落的了。你要到台灣去，可以看到很好玩：台灣的電視上我看那個佛教徒傳佛教，都是儒家道理！（笑）很奇怪的。（張伯笠：佛教進中國了嘛，被中國文化給同化了）所以這許多東西你可以看出來，錢先生他們保留種子的意義非常重要，非常大的。
當時新亞師生並沒有任何把握說將來會有什麽結果的。我們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自己等於在黑森林里面走路，一路吹口哨，壯膽。那是拓荒性的。
北明：那二十幾個人，您知道下落嗎？
余英時：都各有下落，有些都在教書，也有在新亞教書的，也有的在本地辦中學，還有從事工商業的。現在新亞的校友當然人就多了。大概是1959年左右，政府就開始給津貼了，經濟問題就解決了。否則的話，錢先生當時想，我要不把這個學校交給社會，永遠這樣辦下去，我的學生沒出路啊！學生沒有出路，這個學校怎麽可能維持下去呢？所以必須變大學的一部分。這樣，新亞學生畢業以後才能在香港找事做，到外國也可以做事。或者到外國可以上學。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不走這一步。當時新亞老師也有反對加入中文大學的。你走這一步，就要受到限制。它是香港政府，它是個殖民地政府。它有它的要求。
北明：您說是香港政府給錢？
余英時：是呵。不過今天回頭看，新亞的精神還能維持著，希望很大，最危險的時候都過了。
邵新明（自由撰稿人）：余老師，新亞那時候是不用英文教書的。所以您從新亞到外國念書，能念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余英時：是不容易的事情。要克服許多困難，不但語文，就是西方史學和社會科學也自覺根基不夠，只好以勤補拙。事實上，我在新亞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很少，主要得力於錢先生私下指點，自己找書讀。錢先生1950年跑到台灣去搞一點錢，51年又去了。51年去了還沒有好久，就因講演時房子塌了，打破了頭，幾乎送命，一直留在台灣養傷。1952年我畢業，他都無法回來。老師中我可以受益的只有唐先生一個人。但交往不多。新亞當時連個圖書館都沒有。
邵新明：對，我知道。我再補充一下：……那時候為什麽要搞一個新亞呢？那時候香港是殖民地，你在社會能有工作，有成就的話，一定要懂英文。1949年，共產黨在大陸成功，一批在國內受教育的學生到香港來。他們不會講英文。許多人是學者，水平很高。怎麽樣可以繼續？香港有一部分也不懂英文。這些不懂英文的念書，是Chinese track ，中文渠道。另外還有一個是英文渠道。英文渠道的最高學府是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那時候等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加起來，（余：都不止。）都不止。就很少人能進去。那麽沒有英文程度的學生怎麽辦呢？他們要念大學程度的學位怎麽辦呢？所以錢先生搞了這個新亞，一般的目的就是要能令到那一部分學生得到高等教育。但是是一個中文的渠道。剛才余老師說得很清楚，那個渠道出來的學生是沒有前途的（余英時：絕對沒有前途）。沒有人瞧得起的。
余英時：早期學生主要是大陸來的難民，很少學過英文。新亞也沒有用英文教學的事。一般而言，學生的英文都不行。畢業後很難謀生。我在燕京大學讀過一學期，英文還有一點點基礎。主要靠自修。
邵新明：所以，那時候從新亞算起，加上以前中文渠道的高等學府，就叫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本來還有個「香港大學」，是英文教學。但是，雖然新亞傳統發展而來的中文大學的教學語言，不進入英文世界主流，但是多年之後，取得學術成就、得到國際承認的，卻是新亞出來的余老師。
余英時：錢先生創立中文教學渠道的大學，保證了當時的大陸難民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並且填補了當時中國淪陷之後形成的香港的新需要，平衡了香港大學英文渠道的教育方向。現在看來，是很有眼光的。
四，語言轉換與學術交流
余英時：談到用英文或中文寫作的問題，實際上是這樣：我到美國來以後，為了適應環境，最初只有學習用英文，中間大約有十幾年都沒寫過中文。還是因為73年回香港以後，寫中文的要求忽然在我面前出現，這樣才又開始了。開始以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所以我現在把我研究的東西在中文寫的很詳細，我用英文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就夠了，就交待了。因為西方讀者不需要知道那麽多詳細的情形。你在英文里寫太詳細了，沒人會看。所以我兩個渠道進行，在英文渠道里，我是把我真正研究得很詳細的東西，用比較短的方式報道出來，就夠了。西方的專家則都能讀中文，可以再接著讀我的中文論著。但是我考慮到讀者的問題。我寫英文書，我相信，一兩百個人看，不得了了。有時候幾十個人。（笑）但如果你要寫中文，不但是中文世界，同時還有日本、韓國，對不對？所以你到底寫給誰看？你的audience（聽眾）是誰？你的audience 只是少數幾個美國研究中國史的，那沒有幾個！這些書，我知道的，好些書一百本、兩百本都賣不出去的。因為別人不需要知道。除非他要研究一個問題，跟你有關，他去看，他去參考。否則他不會看你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考慮。所以從香港回美以後我就以後繼續寫中文了。開始以後就沒法停了。因為它本身就有一個動力，逼得你自己往前走。不過我的研究結果，在英文論文中大致都有提要式的報告。
北明：您的那兩套書，廣西和三聯出的那兩套書，我覺得現在肯定有很多人在悄悄的讀。
余英時：不一定，現在不用悄悄讀。我本來沒有要求在中國出書，（北明：他們找您。）都是他們找我。而且有些是盜版，我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編的，自己就出版了。我唯一同意的是《士與中國文化》，那是1986年的事，是龐樸找我的。但是初版錯字多得要命。所以第二版我才把它改了，改得很厲害。（陳奎德：那本書影響很大，八十年代就到中國去了。）所以，後來廣西，來了好多年了，差不多十年以前就跟我聯係好了。但是他好像不能出版，有困難。所以，搞得三聯搶先了。三聯要出我的系列，三聯在後，但是出書在前。但是廣西看三聯一出，它也很快都出來了。（奎德：也好，他們有個競爭也好。）所以現在，我除了反共的東西不能印以外，其他印得很多了。
北明：但是我覺得還是一種潛流，大家都在悶頭閲讀，沒有太多公開的評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吧。
蘇煒（前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耶路大學中文系教授）：「有水井之処必有湖」，余先生說。差不多，現在知識分子好像以讀您的書為一種時髦。沒讀過余英時，好像不夠時髦（笑）。
余英時：那就糟糕了。（眾笑）
蘇煒：別説，現在真的他們是以讀過余先生的書為前提，才能談論問題，有點這個味道。
余英時：你要真讀我的書，就像剛才鄭義（表達的）那樣讀我的書！（笑）如果說某某人得獎了，他的書得看，那就不行了。
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余老師說的完全對，要是只寫英文給我們外國漢學家，（笑）那真是太可憐了！（余英時：沒幾個人嘛！）我常常感慨，我覺得我們系里頭，要考慮升級，它不考慮中文著作。像周質平，出了一本關於胡適的書，也算。可是，只有英文才能算。完全是一種雙重標準。余老師的著作，用中文，在中國的影響，那遠遠超過美國學界裡頭的影響。
余英時：這個美國漢學界本來就不大嘛，人就沒有多少。像古代中國史的領域本身加起來你算嘛，那麽多department(系)，加起來有多少人？幾百人而已。
林培瑞：我不知道您怎麽看，我覺得寫英文，寫中文，談英文，談中文，有相當大的隔閡。上次我們在質平的家，有陸揚，有質平，在深入的談五四時期吳宓的日記，跟我去讀英文的著作，讀一本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是兩個層面。幾乎是格格不入，有血有肉的還是中文的。
余英時：總而言之，我也並不特別鼓吹非中文不可。英文也需要，你總要有。你不能希望美國人都來學中文。那怎麽可能呢？
陳奎德：但是我不知道余先生您怎麽看，像杜維明那種方式，他用英文演說，他演說的（余：非常好）還是蠻漂亮的。他用英文演說普及中國文化。當然程度不是太深，但是還是起了很大作用。
余英時：我認為很有作用。
陳奎德：很有作用。但不可能很深入。
林培瑞：可是我也問過杜維明，他用英文寫作和用中文寫作的思維方式一樣不一樣？他能不能翻譯？我覺得這是不同的創造。
陳奎德：當然，這個我相信。但是我記得有一次杜維明和余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我也在場。他還和您爭論關於這個英文。您的意思是說，有些話，有些意思用英文是無法翻譯，無法表達的。他說好像都可以，完全都可以。我覺得他稍微有點武斷。
余英時：完全都可以是不可能的。
陳奎德：因為哲學上就有譯不準原理嘛！
余英時：就是大概，某一種層次上，可以。
蘇煒：余先生，這次您在圖書館受獎的演講，就是「世界周刊」發的那個，是誰翻譯的？
余英時：是我的一個大陸的學生。
蘇煒：我覺得挺好。
余英時：啊，翻得很好。他在浙江大學教書。在他主持下，我的英文的東西都翻出來了，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剛剛印行的四冊《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