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曼自傳】第十三章 史塔西是我的愛克曼 (二)

六十年代中期歌手比爾曼已經十分成名,他的作品頑皮幽默,譏諷東德極權,因此作品不能出版,也被禁止出國。圖:dw.com

兩天後,我跟文化部副部長布諾‧海德(Bruno Haid)有約,他是負責東德出版業的,他來信邀請我到文化部的行政主樓去談話,要親自跟我談談有關我的出版事宜。我知道他曾經是德國共產黨裡針對希特勒的反抗運動的成員,曾流亡法國。我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前去赴約,海德的親切語調使我迷惑,他以父輩的關切和友好老同志的態度問我:「你過得好嗎?經過這麼多事,一定很不容易…」我大膽說謊,吐出半個真相,擲地有聲地說:「我過得很順暢!」我理解他的問題,並不是問我錢是否夠用,而是關於我心靈的精神狀況,我不就是靠著精神生活過日子的嘛。我拋出幾個事實:「我挺不錯,我的朋友們站在我這一邊,我的美人愛我,繆思吻我。新作的曲子比老的更好,當然這是被禁的,這要感謝黨呢。」

海德警告我說,我把自己的作品《鋼絲豎琴》借給或寄給朋友是犯法的,將我在家自錄的歌曲錄音帶私下送人,在朋友圈中流傳也是非法的。海德提出來要幫我在一個中小型的企業裡找一份工作,我粗魯地拒絕了。設下這樣一個陷阱請君入甕,我可不上當。拿一個工作機會來忽悠我,那可不成。關鍵是允不允許我的詩和歌擴散傳布,我堅持要求讓我開音樂會,還要在東德出版一本書。

海德說:「我坦白地告訴你, 你的情況是走投無路的。我想誠懇地跟你一起思考,如何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局面。咱們敞開說吧,現在這樣對誰都不好,對你更是不好,但是對咱東德也很糟,西方那邊幸災樂禍呢…」我點頭,他說得不錯。我提了個建議,會整理一些稿子交給他。「好,我會交給一個出版社。當然這些稿子應當是目下情況尚能夠出版的內容,我想你自己有足夠的感覺,知道界限在哪裡。」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我在八月份就把詩稿挑選整理出來了。在我那台小型的愛莉卡打字機上,用了四張複寫紙在粗燥的A4紙張上敲打,製成五份兩指厚的詩冊,收入了一百多首詩。精挑細選的無害作品,裡面沒有收入煽動性的歌曲和政治性的歌詞,這些在咱們東德反正都是通不過的。我拿了一本裝訂好的,封面是硬殼紙,書脊是紅色麻布,如約親自送到海德的辦公室。我很好奇他將怎樣給我回答,但是他讓我等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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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的東德是標準的極權社會主義國家,那時候蘇聯和一切鐵幕後的衛星國家都正式地自稱為「社會主義陣營」。圖:mod-langs.ox.ac.uk

那時候蘇聯和一切鐵幕後的衛星國家都正式地自稱為「社會主義陣營」。西方國家在冷戰的宣傳中,都用一個專有名詞「東方集團」。對一個有批評精神、愛開玩笑的人來說,「陣營」這個詞後面隱約有一種不情願的、帶有惡意的真理。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東德是個模範陣營,生產德國價值產品。從東柏林人的視角看,社會主義陣營裡面,兄弟國波蘭這一攤最具反叛性,匈牙利最有趣好玩,捷克最散漫舒坦。我們東德這攤就負有令人討厭的名聲:最乾淨,最有秩序。我們是現實社會主義裡的模範花園,裡面每個小紅蘿蔔都編了號在固定的位置上放著。

一九六六初夏,我認識了一個小個子的禿頭, 皮茲比爾斯基(Wladyslaw Przybylski)。他是個老派的華沙知識份子,一位法學家,在巴黎,在維也納都念過書,能整段整段地背誦海涅的詩。我把這位老波蘭帶到我香榭街的巢穴裡,為他唱了幾首新歌,朗讀了幾首詩。他說,希望自己還能活一陣,這樣可以在華沙接待我。他還要試著把我的詩翻譯成波蘭文。

我立即到人民警察那裡申請旅行許可。我猜機會不大,但是還是要試試。一張明信片很快來了,警察公式化的要求,到凱貝爾街警察總局的國外旅行部去談話。同樣一套官樣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情。」可能是這樣那樣,鬼知道是什麼樣的事兒。

一個年輕的警察到門口守衛那裡來接我,陪著我上了五個階梯到達一個很長的通道,一扇一扇又一扇的門,他把我讓進一間空蕩蕩的辦公室。一個很魁梧的官員出現了,衣肩上纏繞著一些飾物,上面有兩或三顆星,是個高官。他在我對面坐下來,斜斜地朝上仰著,然後就機關槍一般吐出話來:「比爾曼先生,我要向你宣布一件事:你的尊嚴不足以代表民主德國,到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去。」我假裝吃驚:「我不明白…」,他回答:「我重複一遍,比爾曼先生,你的尊嚴不足以代表民主德國,到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去。」「我需要具有怎樣的尊嚴?尊嚴不夠…嗯,尊嚴。席勒在他的『關於優雅與尊嚴』裡有一句話:尊嚴是當人們擁有自由意志時才具有的。」他打斷我說:「比爾曼先生,我在這裡不能跟你進行歌德和席勒的政治性討論,我只重複一句:你的尊嚴不足以代表民主德國,到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去。」他們這種章法我是熟悉的。我想起當年在加得布許跟史塔西的對談經歷。我說:「我明白。但是我並不要代表東德。『代表』又是什麼意思?你能拿出書面的文本嗎?」「比爾曼先生,這只是一次口頭的教導。我們的談話終止了。」

我卻堅持著:「我有權利去波蘭!我要在有生之年到奧斯維辛去一趟,我父親在那兒被殺害了。」他回答:「比爾曼先生,我個人很為你難過,但這跟此事無關。」我的柏林腔調衝口而出:「你知不知道,我老爹一九四三年從不來梅監獄坐上運送牲畜的火車,往東被拉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時,那會兒還根本莫有什麼勞什子護照問題!」這個肥仔同樣用柏林土話頂回來:「你瞧,比爾曼先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呀!」我還真沒想到他膽敢如此直白。他的柏林腔幽默令我震驚,他的嘲諷致命地咬住我的脖頸,眼淚湧上面頰。我再也吐不出什麼頑皮的反駁字眼。只有我的雙腿還有答案,我僵直地站起來,走了出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