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誕辰300週年之際，德國郵政特別發行了一張紀念郵票：上有康德肖像、鳥籠、籠中飛出的長有翅膀的大腦以及康德的名言：「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直到本年4月22日康德誕辰，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焦點雜誌》等暢銷報紙與雜誌對康德及其哲學進行了大幅度的報導，唯一的缺憾是對康德與中國儒家文化的關係少有提及。
17、18世紀，西方的哲學家如萊布尼茨（Leibnitz）、沃爾夫（Wolff）、康德（Kant）、伏爾泰（Voltaire）等西方哲學家以及普魯士王國的斐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透過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的翻譯認識了孔孟學說，相當震撼地認識到：不需要基督教的教義與權威來建立倫理與道德（基督教神學的基礎之一是原罪論，即人性本惡，只有透過洗禮才能獲救），運用人的理性，即可區分善、惡，作為生活倫理的規範。孔子的許多教誨就是他們的理想與典範，顛覆了當時西方傳承的基督教文化，開啟了西方的「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其中又以康德影響最為深遠，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標誌著現代哲學的開端。他是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
「世俗國家」是指對宗教事務持中立態度的國家，不對任何宗教習俗持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更沒有國教。一個世俗國家也平等對待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不偏袒或歧視信仰某些宗教的人。
腓特烈大帝是普魯士第一位開明君主，他致力於國家世俗化，並賦予人民宗教和言論自由。他的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禁止自稱為孔子信徒的哈雷（Halle)大學校長沃爾夫留在普魯士，否則將對其處以絞刑。腓特烈大帝即位後，方允許沃爾夫返回哈雷。
康德有幸生活於斐特烈大帝的時代，可自由思想與發表言論。儘管他一生從未離開過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但他卻是世界公民。尼采稱他為「柯尼斯堡的中國人」。
中國的理性思維是社會和諧與穩定的基礎，它不藉助神明，而是訴諸人性善的道德倫理觀念。幾乎同一時代，約於紀元前5世紀左右，在所謂的「軸心時代」，東西方都出現了訴諸理性的哲人：
1、蘇格拉底說「我知道我一無所知」，認為認識自己的無知就是最大的智慧。因訴諸理性，被控對諸神不敬，被處以死刑後，飲鴆而死。
2、佛陀認為，每個人應對自己的命運（業力）負責，而非取決於婆羅門教（印度教前身）眾神的喜惡。但佛陀的教義不見容於印度社會。如今佛教在印度幾乎已絕跡。
3、孔子 一生以仁義禮智信教誨人，不談怪力亂神，對鬼神敬而遠之。他是軸心時代唯一至今仍受重視的哲學家。
1949 年以前，中國一直奉行儒家思想。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無神論共產主義成為新的「宗教」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嚴重打擊，尤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孔，打到孔家店，達到高潮。中共為管理宗教事務，設有「國家宗教事務局」。政治凌駕宗教之上。如今在國外，為借用孔自啟蒙運動以來享有的盛譽，在西方為中共政權作宣傳，大肆在西方大學設立「孔子學院」，雖有語言文化課程，但主要進行的卻是共黨文化的宣傳。
台灣人從小學習「禮義廉恥」——所有小學共同的校訓，中學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學習仁義禮智信的教誨似乎理所當然，殊不知它曾引發西方的啟蒙運動。
台灣更繼承了自孔子以來政教分離的偉大「世俗國家」傳統。因此，台灣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和信仰，彼此和睦相處。只要不涉及政治，政府絕不會干預。近年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法輪功」，它在台灣有立足之地，但在中國大陸卻遭到無止境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