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之死，告別共產主義，我的帕梅拉（Pamela）
昂納克允許我回東柏林探訪垂死的朋友
我放逐後四年半，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三月中的一天，我人在巴黎，一個電話把我從睡夢中驚醒。西柏林的福克斯在電話上：「沃爾夫，羅伯特…羅伯特快要死了！」話出自這個可靠並且低調的朋友，我立刻知道自己必須想辦法弄到一個入境許可，不管是通過祈求、欺騙、搶奪或是威脅的手段。顧不上梳洗刷牙，沒喝咖啡吃羊角麵包，我穿著睡衣就坐在小桌子前，開始用我的新式轉頭打字機給國務院主席昂納克寫信。
「尊敬的昂納克同志，我不在這裡跟您客套，直接說這令人難過的事：我的朋友羅伯特‧哈弗曼命懸一線，我再三考慮，怎樣才能再見他一面。我腦子裡盤桓著一隻歌：以歌謠的形式來請求，比爾曼請求昔日的上司，將憐憫心放在首位，放在不公正的前面…但是這個想法太法國式，是詩人維永的格調。我還是用老實的德語－民主的散文來說：請你應允給我三天的時間，讓我到格林海德去看我的朋友！我在事前和事後都不會對外界透露這次拜訪，完了之後也不會諷刺性地表示感謝。我會把這次旅行看成嚴格的私人性質，完全保持沈默。在當前很嚴峻的情勢之下，我保證在格林海德這三天不會跟民主德國其他的朋友會面，只在哈弗曼家的範圍活動。我也同意，從福德里希街火車站到他家的這段路程，就跟以前一樣，會有人陪同。這樣的作法也符合我的心意，因為我不願公開地利用悲傷作為特權，來擴張這種卑微的基本人權。我如今只能把它看成是以前的上級賦予我的額外特權。我擔心，時間不容許，我也不願意，將這個問題反覆地考量。我不會告訴哈弗曼我寫此信向你求訴，萬一你拒絕我，我不願他提前高興，更不願意讓他傷心失望，因為他已經太弱，頻臨死亡了。
沃爾夫‧比爾曼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我很快地寫了這封信，但是我的訴求信，怎樣才能快速安全地遞交到東柏林那位最有權力的懦夫手裏呢？整個西德橫在中間啊。我想最好還是通過一些人際關係，於是我給東德駐巴黎的大使同時寫了一封信。我拿著信跑到最近的一個郵局去。那時候，巴黎還有那種古老的氣動管通郵系統。它在整個城市的迷宮般的「下水道」中遊走，不太衛生，卻很聰明：管他大便也漂浮在磁磚下水道的天花板底下，反正金屬容器能迅速完好地掠過巴黎的郵政管道系統，從一個郵局傳送到另一個郵局。
我兩天以後飛回漢堡過我的家庭生活。有人從波昂來電話：「這裡是民主德國駐聯邦德國首都波昂的常駐代表處，我名叫卡爾蓀。比爾曼先生，你向民主德國發信了…」「是的」我說。「比爾曼先生，我要通知你，你去民主德國旅行不會受到阻攔。」我說話打結了：「是嗎…謝謝…我何時可動身？」「比爾曼先生，悉聽尊便。」「喔…那麼後天，星期天吧。」「好，星期天。如果你還有別的問題，比爾曼先生，我隨時聽你的吩咐。」「不，沒有了…」我很快又說：「還有個問題，我怎麼能通知到我的朋友哈弗曼，告訴他我要過去？他多年不收郵件了，他的電話線也斷了。」這個問題似乎難倒那位了，現在輪到他口吃起來：「比爾曼先生…我不…能奉告。我會去打聽一下。」接著我聽到他友善的話：「如果我打聽到，再給你電話。」
隔天那位帶薩克森口音的人又從波昂來電話：「比爾曼先生，我打聽了，你可以給哈弗曼先生拍個電報。」我說：「卡爾蓀先生，這我也知道，問題是，我的電報能否送到他家呀。」那端的薩克森人開心地笑了，好像這是個笑話：「比爾曼先生，電報一定能到。」
近鄉情怯，史塔西依然一路伴隨
我像以往一樣飛到柏林，不坐火車，不開汽車，我不願經歷那些過境的檢查。我在福克斯的家中過夜。一大早就吃了早餐，他陪我坐西德的電車，通過那陰森無人的東柏林火車站，直達福德里希街的車站，然後他調轉身返回西柏林。我的心顫抖著，並非是恐懼。我十分冷靜地觀察這些穿制服的官員，他們裝著很隨意的樣子。證件交出去，全都要做複印本。我事前就很小心地把日記本以及所有電話號碼、地址都留在福克斯家中。面孔識別，蓋章，換錢。對我的特權待遇，卻像是常規一般地進行。我帶去的六個空白錄音帶被沒收了，他們將之放在一個塑料袋裡，上面寫著我的名字，等我三天後回程時還給我。我白色的小吉他被允許攜帶。上樓梯、下樓梯, 長長的甬道，好似進入卡夫卡的迷宮。突然，最後一扇門出現，我已經站在大堂裡了。我的鼻子告訴我現在的方位：火車站的廁所，一種尿騷加消毒水的味道！
我的腦子裡立刻出現典型的偵探片的場景：兩三個面龐瘦削的人擁向我，我立刻從他們的皮大衣、風衣和化學羽絨衣認出來了，一個人對我吼道：「跟著我們，我們帶你上車…」沒有的事！完全不一樣。前前後後都沒有任何這類接應人物出現。這只是一個冷清清的星期天早晨。
我有點精神恍惚，雙腿發軟，走了出去。出租車站上沒有車，賣香腸的小鋪子也沒開，周圍死寂一片。我拖著腿一路走過熟悉的橋和街巷，在那隻普魯士神鷹下走過，徑直往家裡走去。突然，我猛醒過來。白痴比爾曼！時間寶貴，快返回去坐城市快鐵，坐到東邊最終的站，到羅伯特家去呀。我剛回轉身，迎面走過來那些隱形戰線上的對手－史塔西。他們從空蕩蕩的福德里希大街走來，全副的大陣仗。我辨認出來：每個人都打扮成普通路人的樣子，三個穿藍衣的工匠，一對手挽手的情侶，三個學生，還有其他幾個幫襯的配角。他們迎面過來，剛好跟香榭街相反的方向，我們面對面走過。三十米之外我轉身，看到他們也轉身，他們現在跟蹤我。
我走到火車站進口的地方，那裡有兩個普通的柏林人在休息。其中一人對我發話：「老天爺，比爾曼，他們竟然准許你帶著吉他進來了？」我那時很緊張，一時講不出笑話來，只是像個比爾曼的複製品那樣尷尬地傻笑，然後走到售票處。東德的五毛錢車票是最貴的價格，能一直坐到終點的厄克那站。但火車只到藍朵夫，厄克那前面的兩站。
我上了車，全車都是空的。我坐在火車廂的正中靠窗的位子。門砰地关上，火車嘎嘎作響穿過東柏林。我目不暇給地看著畫面在眼前消失。車行至亞諾維茲橋時，施普倫河在右邊，此時我注意到，後面一節車廂裡坐著我那些朋友們。
像木偶戲裡被線拉著的傀儡一般，我站了起來，走向他們。我眼對眼地，從一張臉轉到另一張臉盯著他們。這是一場男人的決鬥，誰先讓步？誰先把目光轉移？只有一個人穩住了，他年齡稍長，大約是他們的領導。他從容地迎接我挑戰的目光，這好似兩人用眼睛玩扳手腕的遊戲。突然，他對我眨眨眼，有點哥兒們味道地微笑，我敗陣下來。我返回窗邊的座位，在後來的半小時裡，我像個近視眼似地瞪著車窗外面飛馳的景緻，伴隨著千百個回憶。車終於停在蘭朵夫站。
在車站上我和我那些「保鑣們」是唯一的旅客，這些同志們默契地分散開來，我走向那位跟我對眼的「朋友」。他站在兩個年輕的同事旁邊，一個金髮穿淺色風衣的男子，他夾克的翻領上別著一條對講機的線，可以聽到裡面有人在講話。我對那史塔西的領頭人說：「好久不見。怎麼你們總是讓人第一眼就認出來了。你們沒有受過演員的訓練嗎？」我的對手說：「你是專家嘛。」我笑著說：「說得好。」他回嘴：「你還是一點都沒變。」這樣的話讓我如同帕夫洛夫的狗聽到鈴聲。「布萊希特！」我說：「就是布萊希特！你看過他的考那爾短篇小說嗎？」「哪一篇？」「就是考那爾遇到一個熟人，熟人說『考那爾先生，你還是一點都沒變。』考那爾沒有回答，但是他嚇得面如土灰。」「哦，明白，明白，」這史塔西傢伙好似聽見一個好的笑話一般笑了起來。然後他用一種很親近的口氣問：「你的歌在西邊能賺很多錢嗎？」我誠實地騙他：「當然…賺得我都花不完。」他又問了一個我熟悉的問題：「他們能懂你嗎？」「不…」我說。「你看，我也是這麼想的。」他點點頭。這時火車到了，我又選了中間的車廂坐下，我的同行者也都跟在我後面。當我們並肩在厄克那的站台上往大臺階方向走時，我對這熟識的傢伙說：「誰知道下面有沒有出租車…對你們也方便些啊。」我這新朋友說：「不啊，我們不能坐出租車。」
以我的歌聲向哈弗曼臨終告別
很幸運，一出來就有巴士，一直把我載到目的地。我走幾步就到了博格瓦爾街。長達兩年的軟禁，直到現在史塔西的人還是日夜地監控著哈弗曼家那座五號的平房。連附近的莫倫湖都有船隻巡邏，他們要防止任何崇拜他的瘋子或狡猾的國家敵人，會從水上划船或游泳來到哈弗曼的庭院，真有詩意啊。
羅伯特躺在後面的臥室裡。可惜福克斯的信息是對的，他沒有多少時間了。他的臉十分瘦弱，兩隻大眼睛怪異得像貓頭鷹。羅伯特燦爛地笑著，好像我們的階級鬥爭又獲勝了，似乎他對死神痛擊了一番。我們這兩個同謀，都深深地動情了。在他臨終前，我依然像從前那樣，不願意去摸觸他。他保持著一向具有的樂觀心態，還是原來老樣子的他。
卡提亞給他背後用枕頭墊高，讓他在說話時舒服一些。我的椅子夾在他的床和牆之間，靠著他。在我們後面，死神化妝成一個藍色金屬瓶子坐在那兒。床的上端是閥門，量壓計和一條透明的輸氧管道。他每十分鐘從鼻罩下面吸幾口氧氣，他從容地操作，好似從前在實驗室裡做尋常的化學實驗。
我們還是跟往常一樣地又稔熟又陌生，不談他的病，因為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的功能。這有諸多原因：從監獄裡帶來的肺病，加上據自己的估計三十萬根香菸，還有肺部的黴菌。還有一個他當時並不知道的原因，他的肺科專家朋友赫爾伯特‧蘭德曼和他的妻子奧爾純都是史塔西的奸細。羅伯特寧可談世界的病態，而不願談自己的病況。我為他唱了一首新的歌「巴黎壁爐的火焰」
跟新的朋友坐在
午夜巴黎壁爐的火邊
喝著新釀的「薄酒萊」
唱著「櫻桃成熟時」
他們講述巴黎公社
還有巴黎的五月
喝著酒我聽著
一邊思念著德國
思念德國在深夜裡
撩撥著壁爐裡的灰燼
誰說我流淚了
他是在說謊
我也把寫給昂納克信的拷貝帶來了。羅伯特讀到最後一段，上面寫著，我保證不會向媒體爆光。說曹操曹操就到，就在此時，一個西德「亮點週刊」的剛上任的記者出現了。這是羅伯特通過一個秘密管道，通過格林海德的牧師通知了這名友善的西德記者，告訴了他我們將要會面。但是這違背了我跟昂納克的承諾，所以我對那個年輕人很不客氣，好像他是一隻從西邊飛向我東邊傷口的蒼蠅那樣，這很不公平也很蠢，這個人不過在敬業地工作，他對我古怪的不悅態度很是驚訝。我們說好了，如果他的雜誌刊登羅伯特和我的照片時，就用假的版權所有人的名字：卡提亞‧哈弗曼。
羅伯特早就擁有西方最新的機器，他有一台錄影機。第二天他讓妻子把那個神奇的日本產品裝置起來。卡提亞擺個姿勢，站在床尾，這樣她能把我們兩人都錄進去了。羅伯特看著說明書幫助她操作，他像個導演一樣指揮著，同時還扮演音響工程師和攝影師的角色。最後一切搞定，可以開始拍攝了，我拿出吉他來。羅伯特指定我拿著樂器坐在他的床旁邊，他設計了整個節目的規劃。他要我唱那首舊歌「士兵、士兵」。空間有點狹小，但是對影片的剪輯來說，卻很理想。我努力配合，一邊想著，這真是典型的羅伯特！這一切就像從前他把我的第一首歌錄音下來一般，卡提亞把整個過程都錄下來了。當我明天離開時，誰知道會多久，誰知道是否永遠，反正在未來的三十年裡，當他倆看到我們重逢的紀錄片時，會感到欣慰的。
羅伯特點頭，卡提亞就按鍵，攝影機開動！羅伯特就像個節目主持人一樣對著鏡頭以愉快的聲調發話了：「啊！沃爾夫…給我再唱一曲『士兵 士兵』那首歌吧！我再也忘不了，許多年前你第一次在格林海德唱的時候，你的母親艾瑪也在…這個老牌的女共產黨人聽了，感動得都哭了！」我立刻唱起來，就像在錄音室裡聽到「開拍！」的口令。一邊唱，一邊看到羅伯特用他細瘦的手指，隨著韻律在床沿打著拍子。最後的重複句子：「士兵們都一個樣／活的死的都一樣！」
吉他最後的音節一終止，羅伯特就如希臘卡珊德拉女祭司一般，一口氣說出了關於戰爭與和平的預言：「是啊，沃爾夫，和平…」他要求東西兩個陣營都要裁軍。他不是對我說，而是直接對著麥克風，面向全人類。很清楚，這是他留給人們的遺產。我靜靜地坐著，手從樂器上移開，很恭敬地聆聽。他說了很長時間。我此時還想，說不定羅伯特還能痊癒，也許我的來訪是一劑起死回生的良藥。
三天之後，我回到西邊。四月九日我在多特蒙特的威斯特法倫館有一場演出。這是一場政治性的集會，史蒂芬‧海姆也到場了，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再度見到他。在開場前調音的空檔時刻，我們坐在一個髒兮兮的房間裡，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電視屏幕，其他等著出場的人都在喝酒，吃東西和抽菸。八點鐘的電視新聞裡出現了羅伯特的大幅照片，我立刻明白：「民主德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羅伯特‧哈弗曼享年…」令我既高興又緊張的是，畫面上突然出現一個錄影片段。羅伯特坐在床上，我抱著吉他在他身旁。羅伯特說：「啊！沃爾夫…給我再唱一曲『士兵 士兵』那首歌吧！…是啊，沃爾夫，和平…」我不得不笑了起來，即便在死亡邊緣，這個人依然遠比我生動、聰明而有效率。他堅定地佈局，讓妻子當天就把錄像帶交到適當的西方記者或外交官手裏，偷運出牆到了自由世界。羅伯特是一個鬼才。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