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論政】:從八九民運是不是「反黨」談起

胡平說: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圖/六四檔案庫

八九民運是不是反對共產黨?這似乎是個兩難的問題。

如果你回答「是」,那豈不是說,從運動一開始,李鵬、陳希同就把運動定性為反黨是合乎實際的嗎?那豈不是說,按照鄧小平指示寫成的4•26社論是合乎實際的嗎?那豈不是說,學生否認他們反黨,要麽是撒謊(或者說策略)、要麽是被一小撮幕後操縱者所蒙蔽利用的嗎?那豈不是說,趙紫陽在民運期間以及後來的錄音回憶中堅持民運不是反黨的說法,要麽是天真是無知、要麽是權謀是欺騙嗎?

按照鄧小平指示寫成的4•26社論,拉響了中共專政與鎮壓的警鐘……圖/六四資料庫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運不是反對共產黨,如趙紫陽在他的錄音回憶裏所說「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問題是,一場發生在共產專製下的民主運動,不反共產黨是可能的嗎?不反共產黨的運動還能算民主運動嗎?例如4·27大遊行,遊行隊伍打出的一個口號是「擁護共產黨」——這還能算民主運動嗎?

1989年4月27日,北京街頭浩浩蕩蕩的學生遊行隊伍。圖/六四檔案庫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像乍一看上去那麽復雜。我們知道,在學生方面,4·26社論發表前,學生向全國人大提出過七條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評價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寬松的政治環境;否定清除精神汙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公布財產狀況;允許民間辦報,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製定的限製遊行的所謂「十條」;對此次活動作出公開報道。接下來,學生們又成立了獨立的學生自治會。照理說,學生的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國現行憲法的。學生們並沒有直接提出實行民主、實行多黨競選,更沒有要求共產黨下臺,所以,指責學生反黨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然而在中共當局方面,從一開始就咬定學運是「反黨」,是要「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權,卻也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共產黨領導人自己最知道他們的專製權力有多脆弱。共產黨領導人很明白,他們的政權就是建立在不間斷的政治壓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這個因言治罪的法寶,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一黨專製就宣告瓦解,多黨民主也就隨之而實現了。

問題在於,共產專製不同於傳統的專製製度。在傳統的專製製度(例如中國古代的君主製)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各級官員也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這種製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但由於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民充其量可以通過輿論等方式去影響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變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變政府的政策,所以整個國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產專製則不然。共產製度在理論上標榜民主(它還聲稱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論上,共產黨接受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概念。在中國,根據憲法,每一個年滿18歲的公民,不分種族、性別、教育程度和財產狀況,統統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中國,按照憲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政府也是要選舉產生的,但是,共產黨通過否定人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禁止人們發表不同政見,禁止人民組織自己的政黨,這就使得選舉根本不成其為選舉,從而使得「人民主權」淪為一句徹頭徹尾的空話。反過來也就是說,在共產專製下,一旦人民贏得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一旦人民可以發表不同政見以及組織不同的政黨,假選舉必然就變成了真選舉,假民主就必然變成了真民主。簡言之,在共產專製下,一旦人們有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那就意味著他們同時有了真正的選舉,從而也就有了多黨製,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為在傳統專製下可以有自由而無民主,而共產專製之所以無民主是由於無自由,有自由則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產專製下爭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爭取民主而只提爭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八九民運毫無疑問是反對共產黨一黨專製的,所以它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2期 2009年6月18曰 首發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