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共主政後被稱為改革開放時期，從什麽時候開始？一直是中共高層和理論界激烈爭論的問題，這裏牽涉到對一個人和一個會議的評價。上篇寫了華國鋒是改變中國歷史的人。續篇將寫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搶奪了這次會議的全部成果；鮑彤戳穿了用這個會議作為改革開放起始的神話。
中共一向按照鄧小平的意志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始的標誌。記載、歌頌這次會議的文字如汗牛充棟。2007年底，鮑彤曾向姚監復披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內幕詳情。2008年，中共要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年」，3月，鮑彤親自撰文，披露這個會議的真相，完全揭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大會」的神話。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兩會，他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1978年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的提議。
三中全會原擬宗旨與改革開放無關
鮑彤披露，鄧小平提議三中全會討論三個問題：1、通過農業問題的決定；2、討論李先念在1978年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于光遠、鄧力群起草的，內容單純講經濟，其中講了「要經濟規律，不要長官意志」，與李先念以前的講話比較是進步；3.討論計劃問題。從鄧小平決策的三個議題看，根本不是討論改革開放。
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共同擬定會議宗旨：向前看，不向後看；不算過去的老賬，不糾纏過去歷史遺留問題，也不擬提出文革遺留的毛澤東欽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
華國鋒的大會講話是重點轉移，要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上來。胡喬木會前為鄧小平起草的講話稿中說：「實行工作重點的轉移，還是要處理好階級鬥爭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不但王張江姚是走資派，河南省委的王維群、駐馬店地委的蘇華，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他們的罪惡比三反時候河北省的劉青山、張子善嚴重得多。」這個講話稿子的思想體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仍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仍舊是以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鬥爭為視角。
比較十一屆三中全會更重要的是中央工作會議
鮑彤認為，比較原擬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更重要的，影響更大的是為三中全會做前期準備的，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鄧小平於11月5日-14日偕夫人訪問東南亞新加坡、泰國、緬甸，並沒有參加這個更重要的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
鄧小平沒能參加的這5天會議，非同尋常。該會只分組召開，不舉行大會，但是會議簡報把各組發言交流到全會。11月10日胡耀邦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為中央工作會議，提供多種材料和信息：1、關於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的材料和中組部的復查報告；2、彭德懷復查材料；3、陶鑄等人復查材料；4、關於康生誣陷603人的材料；5、胡耀邦復查一系列冤假錯案中的講話和中組部復查平反的案例；6、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帶來的群眾和高層領導對天安門事件的深刻覺醒的有關信息材料。
陳雲11月10日在東北組發言。他參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據他本人在中組部和白區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資料，提出了六個問題：1、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毛主席知道吧？2、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3、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4、彭德懷同志問題，彭德懷同志開除了黨籍沒有？沒有吧?骨灰現在放在哪裏？是不是應當放在八寶山？5、關於康生的錯誤。6、關於天安門事件。群眾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還是革命行動？陳雲的發言寫成簡報發到各組。
陳雲從「九大」以後就沒有被選進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員，同已在臺上、恢復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職務的鄧小平的處境，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重點有很大不同，因此陳雲帶頭沖破了華國鋒、鄧小平為會議設置的框框，使整個會議失控了。11日譚震林的小組發言，13日胡耀邦的小組發言，都把會議推向批判文革、批判「兩個凡是」的高潮。
同會內的熱烈討論文革問題相配合，天安門、西單民主墻的群眾的大字報也開鍋了，矛頭直指向文革、」四人幫」和凡是派，指向華國鋒和汪東興，指向毛澤東和一黨專政。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沈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胡績偉、曾濤、楊希光、于光遠商量，這是事件發生地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對事件做出正確評價，新華社要當作重大新聞向國內外發布。當晚7時多，新華社的新聞通稿發布。
鄧小平11月14日從東南亞出訪歸來之後，閱覽會議簡報，發現中央工作會議在陳雲、胡耀邦發言的帶領之下，已經跳出華國鋒和他設置的會議框框，他自己已經沒有了會議的主動權。胡喬木為他起草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會講話稿也根本不能用了。1978年12月1日鄧小平把胡耀邦叫來，對他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12月2日，鄧小平邀胡耀邦和國務院研究室的于光遠到他家商談起草講話稿。鄧小平親自草擬了三頁500字的講話提綱，囊括了中央工作會議湧現出來的新觀點（這份鄧小平500字的3頁手書，一直保存在于光遠處）。胡耀邦、于光遠、林澗青等人5、7、9、11日接連四天，到鄧小平家共同研究討論，最後定稿，題目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匯集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全部成果。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以此文做報告。
鮑彤形容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成為陳雲和鄧小平爭英雄的一場暗中較勁的公開比賽。前期陳雲高舉平反的旗幟、高喊民主的口號，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和會議代表的真誠擁護和歡迎。出訪歸來的鄧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勢的緊迫。看到陳雲的講話預示著東山再起，有些好話誰先說，誰將拔得頭籌。同陳雲爭奪民心、黨心也就是爭奪最高領導權。甚至是未來的第一把手，名義上的黨主席和背後的婆婆由誰擔任的問題。
客觀地看，鄧小平最後的講話是不符合鄧小平本意的，鄧小平原來交代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的基調，與華國鋒共同擬定的大會宗旨，才是他的本意。但是為了比陳雲的講話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鄧小平講了黨和國家的制度問題、民主問題、解放思想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可惜的是，鄧小平講出的只是一些很好聽但不擬執行的好話，幾個月後製定「四項基本原則」，就完全翻盤。
鄧小平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會外西單民主墻的議論，他看到了「文革」遺留的難題，但不願延伸到「反右」鬥爭的徹底平反問題，因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鬥爭五人小組組長，只願意為右派分子個人「改正」，而不能為「反右」鬥爭平反，仍舊堅持說：「『反右』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他不能做到也不願做到胡耀邦堅持的「有錯必糾」，「毛主席批的錯了，也要平反。」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三權鼎立，他認為都是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不能用。因此，他主張抓魏京生，反對西單民主墻，取消「四大」，這些做法正是他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毛澤東的「六項標準」的延續，鄧小平自己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根源。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結果看，陳雲是會議當然的英雄，因此由中委升為副主席。但是鄧小平卻能把會議全部成果拿過來，包括陳雲、胡耀邦大會發言的成果，只用一句話：「北京市委關於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就是中央的決定」，全部變成他自己的功勞。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成了鄧小平變臉的表演會。
通篇閱讀鄧小平的三中全會的講話，會發現鄧小平只講民主作風，沒講民主制度，著重講經濟發展，即使講農業發展，也沒講農村改革。三中全會關於農業的決定強調的是「不准包產到戶」，這個文件起草的負責人是紀登奎。至於後來批評華國鋒搞「洋」躍進，搞十個大慶的錯誤，實際上，「十個大慶」是李先念提出來，鄧小平支持的，為了大幹快上的新躍進，最後把帳算在華國鋒的頭上。那時王岐山、翁永曦四個年輕人寫的一封信，主張「輕改革、重調整」，被陳雲捧得很高。
三中全會結果改變了領導人排序，陳雲從中央委員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鄧小平實際上從第三位變成了握有實權的第一位，最大的贏家乃是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在於華國鋒的民主與寬容
鮑彤認為三中全會之所以成功，是在於前期為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失控的大會，在於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見，講自己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失控，在於失去領導。既然陳雲可以對毛澤東說不;既然陳雲、胡耀邦可以對毛澤東批準的幾個文革大案說不，那麽老百姓也可以對文革說不;也可以對人民公社說不。三中全會上代表們可以七嘴八舌，那麽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這種自發的對民主的追求，對憲法言論自由權利的捍衛和運用，推動了改革。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就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會議結果是華國鋒以主席身份挨批，他為他和鄧小平共同為會議定的框框，為「兩個凡是」，為「英明領袖」，向大會做了檢查。
2008年6月10日《財經》雜志發表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撰寫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一反30年的官方宣傳口徑，對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華國鋒做了以下的評價：「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葉劍英提議召開了黨內「理論務虛會議」，會議進行了「實踐派」、「凡是派」、「全面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派」，三派激烈的理論交鋒。鄧小平讓胡喬木為他起草了「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前結束了這個反左的會議，華國鋒退出歷史舞臺已經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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