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前的寧靜
在嘎東我感到很安全，帕南的鄉民還是過著照常的生活，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他們以為不管拉薩那邊發生了什麼樣的暴亂，只要自己低頭繼續耕種土地，這裡的生活就會象幾個世紀以來一樣，繼續下去。
從寺廟的頂端，可以俯瞰河谷和整個村莊，老年人坐在陽光底下，婦女們在田裡除雜草，年輕男人在地裡灌溉。從我第一天進入嘎東寺以來，眼前就一逕是這樣的景觀，從日常的景象中，完全看不出以後將要發生的事情。
大師的身體恢復得很快，他又開始傳授講課。鄰近的幾個寺廟都來邀請他去教授本寺的僧侶。那一年的五月，我跟隨他到因貢去，這是嘎東以北一個偏遠的地方。那裡的僧侶們對於拉薩平暴事件似乎完全無動於衷。大師在因貢講授一個月的課。我回到嘎東，到家中去看望了一下後，就退隱到寺廟去，相信不久之後，我將會跟仁曾丹巴大師一道回拉薩。
1959年中國軍人進入寺院
1959年6月，三個中國軍官在一個翻譯人員的陪同之下，來到村裡。他們宣布，大家得把手裡的藏幣換成中國的紙幣。他們設立了一個臨時的辦事處，那兒放著兩只巨大的金屬箱子，裝滿了中國的新貨幣。村民排著隊，把藏幣交出來，換取新貨幣。
聽說中國人已經接手江孜的寺院，並且逮捕了所有僧侶。但我在嘎東仍然感到安全，這個寺院沒有參加動亂，而我在拉薩的參與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能用怎樣的罪名來加罪於我呢？7月間，我到因貢去接仁曾丹巴大師，返回嘎東，他再次受到非常隆重的歡迎。想想真奇怪，幾個月之前我們逃回寺院時，簡直就像乞丐。
一天早上，我正在房內誦經，聽到雷神殿那邊傳來一陣緩慢的擊鼓聲。我停止誦經，接著有人敲門。一位比丘非常激動走上來告訴我，全寺的僧侶都得集中到庭院中去。僧侶們站在庭院中望著列隊站在寺院外牆的中國士兵，他們的步槍都上好了剌刀。幾名僧侶把一張桌子抬到院子中間，年長的住持吩咐在桌上擺上花，一個小比丘被遣去拿花瓶。中國軍官一言不發，只是冷眼旁觀。我們按慣例向他們奉茶，可是遭到回絕。所有的僧侶都坐在庭院中的泥地上，我坐在仁曾大師的旁邊。中國軍官坐在藏式的桌子後面，跟我們遙遙相望。這些人我們都不認識，他們不是原來那些對我們寺廟的情況了如指掌、駐扎在帕南村裡的中國士兵。他們站在屋頂上，和外牆的中國士兵們自上往下監視著我們。陽光把他們投影在白牆上面，槍上的剌刀影子拉得長長地，更多的士兵把守在大門口。
在刺刀下，僧侶被帶走
一個中國軍官站起來宣布﹕反動匪徒破壞了祖國的統一，並綁架了達賴喇嘛。他說得很快，雙手在空中亂舞。他說嘎東寺應該表明它的忠誠是向著誰。接著一個名叫桑木林的藏人從軍官身邊站起來說，嘎東寺跟反動分子有勾結。他大聲說這個寺廟也「背叛了祖國的統一」。桑木林說話帶著拉薩口音，他說僧人應該潔靜自己的心靈，並且辨認誰是人民真正的敵人。他對我們大聲辱罵，好像教師責備一個犯了錯的孩子。他一邊指責我們，一邊來來回回地邁著步子。開始我還不明白桑木林所說的話，他常常停頓，好像在等待反應。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冊子，拿給中國軍官看，並且開始點寺院裡有職位的僧侶的名字﹕司庫丹巴曲培、副司庫曲扎、儀禮長老程列和紀律住持。當桑木林喊出這些名字時，點中的人就站出隊，士兵們逼近來，舉著槍瞄準每一個僧人的面孔，另外一個士兵就把他們的雙手掰到身後，戴上金屬的手銬。
事情的發展直轉急下。藏文裡有種說法﹕「心跳到嘴巴裡」，這是我當時的感覺，恐懼征服了我們。我望著仁曾大師，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淚水。被銬上手銬的長老們卻沒有顯出畏懼的態度，只是臉上帶著問號﹕「你們為什麼這麼樣對待我們？」這是無辜的人臉上常有的表情。中國軍官往前跨了一步，桑木林替他翻譯。他指著僧侶的鼻子，控訴他們跟叛匪有關連。僧侶們默默地垂頭而立，軍官在他們面前邁著方步，厲聲咒罵﹕「你們中間有一些人必須認罪，必須服從群眾的意志。」他說我們是一群批著羊皮的狼，他很快會把罪犯全部揭發出來，這只是個時間問題。在剌刀下，僧侶被帶走，鎖在寺院的一個房間裡。
「學習班」教我們新名詞「三座大山」、「剝削階級」
我們都必須參加「學習班」。更多的中國軍官在年輕士兵的簇擁下抵達了。他們都穿著藍色的毛裝，右邊胸前的口袋裡插著一支筆，看上去像胸章一樣。有些人的胸前口袋插著好幾支筆，這似乎標明職位的高下，職位愈高筆插得愈多。共產黨要每個人都穿同樣的制服，以示平等，但是卻用其他的方式來顯示職位的尊卑。職位高的軍官，衣服上的口袋就比別人多。中國人比那些被他們趕走的藏族官員似乎更注重區分職位的高下。
「學習班」由一個叫朱西的軍官主持，他是地方委員會的主席，黝黑的皮膚顯示出他已經在西藏居住過很長時間，這種干裂而粗糙的皮膚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風所留下來的痕跡。朱西講課，要大家認清「三大剝削階級。「西藏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之下，今天我們推翻了這三座大山，揭開了西藏歷史的新篇章。被剝削的群眾推翻了幾世紀以來就在吸食民脂民膏的奴隸主，現在我們改天換地了！」我感到很迷惑，我們是單純的鄉村僧侶，這個人的官腔對我們毫無意義。被剝削的群眾？三座大山？他到底在說什麼？他開始解釋﹕「你們仔細聽著，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西藏的封建政府、貴族和寺廟的僧侶，這三個階級剝削壓迫了西藏人民長達幾世紀。」
我們還是不明白什麼叫做「剝削」。
「你們承認自己是剝削者嗎？」他問。
我們搖搖頭。這名長官停下來，尋思一個比喻。他接著說﹕「剝削群眾，就象一個木匠，用刨子來刨一塊木頭，群眾就是木頭，剝削者就是木匠。」大家臉上一片茫然，這位軍官無法保持鎮靜了，他認為我們的不理解是一種頑強的抗拒。結束時，他丟下一句話，叫大家「放棄舊思想」。中國人還創造了另外一個新的名詞，說我們有「綠色的腦子」，以後這個詞就變成罵人的話。
接連幾天僧侶都被召集在一起，表演一再重複地進行。學習本來是一個很高尚的詞匯，但在中國人口裡，它代表不同的意義。所謂「學習班」，其實是把一組人隔離起來，然後進行各式各樣的控訴和威脅，士兵們圍在四周監視。我們在寺院整整被關了一個月，每天強迫參加「學習班」。從我的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們被趕到地裡，強迫學習，他們象牛群一樣擁擠地蹲在一起。
7月底八月初，是農忙的季節，村民本來應該準備進行收割了，但是現在誰都不許去田間工作，中國人宣布，有比收成更重要的事情。我很擔心家中的情況，因為即使是老弱病殘，甚至小孩都必須參加學習班。在下一次的學習中，他們向我們解釋壓迫和剝削的區別，桑木林替中國軍官充當翻譯，講述「三座大山」，他拿出一些筆記高聲念給大家聽。他抬高聲音﹕「受壓迫的群眾就象套上牛軛的牛一樣，被軛控制著，不能隨便逃走。西藏人民是在封建制度牛軛的壓迫下生活的。現在在共產黨的協助之下，他們擺脫了這個壓迫。」讓我們明白壓迫和剝削之間的區別似乎非常重要。僧侶們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中國人對於我們給的答案似乎很不滿意，這些人都受過訓練，非常善於辯論，他們學習過中國各地鄉村的變革，所以手段上駕輕就熟。
僧侶屬於剝削者，也分成不同階級
中午，僧侶被分成十人小組，討論早晨學習的課程。我牽著仁曾大師的手，把他帶到一個小組來。我們不知道怎麼開討論會，就都乾坐在那兒，彼此互相望著。後來一個中國軍官帶著年輕的翻譯，加入了小組。我們坐在地上，中國人坐在小木頭椅凳上。這位軍官先說舊的封建製度有多麼殘酷，然後他解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意義。他說，一共有四種不同的階級﹕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他問每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我回答說我是一個僧侶，他不滿意這種回答。他說即便在一個修道院裡也有階級的區別，指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對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區分概念還沒有弄清楚。後來我們被分成富裕僧侶、中等僧侶和貧窮僧侶。由於家庭背景，我被定為富僧，就是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社會中我是沒有前途的。每個人的身份證上都蓋上階級成分的印，從此以後，階級成分決定一切，包括受教育的資格和工作的分配。這種小組會逐漸變成危險的集會，沒有人能躲開中國軍官的審問，我們必須自己說是被壓迫了還是被剝削了，更要緊的是，要交待，自己是壓迫者還是剝削者。幾天下來，大家一直試圖避免回答這些問題，最後只得承認實在弄不懂這些討論的要點。
一天，有個年輕的軍官加入我們的討論會。「僧侶不是受壓迫者」他說，「你們怎麼可能是被壓迫者？當清晨號角吹響的時候，你們只需拿著空碗到大廳裡去，等著別人來侍候。」他特別強調「空」這個詞。他又問道﹕「你們的茶是從哪裡來的？」他停了一會兒，假裝是在等待回答，可是大家都已經學乖了，知道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最後軍官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寺院裡每一件東西都是從西藏人民身上剝削來的」。
會議和學習班天天都有。我們的沉默讓中國人十分窘迫，認為大家是在負隅頑抗。他們要求僧侶彼此檢舉，以便加速理解階級斗爭的意義。他們使出新招，讓出身貧苦家庭的僧侶統一到另外一個會上，他們被告知，由於出身貧苦階級，所以跟受到壓迫的西藏人民屬於同一階級。但是僧侶們說，我們的寺院對所有普通老百姓都很仁慈。一個中國軍官宣布，村民指責寺院是人民群眾的主要剝削者、壓迫者，我們無法對證這種說法是否真實，因為僧侶不允許跟在村裡的家人接觸。後來我們才知道，中國人同時也告訴村民說，僧侶已經坦白交待，承認欺騙了當地的人民。
讓村民跟僧侶進行階級鬥爭
由於沒辦法引誘僧侶檢舉他人和坦白交待，中國人就開始懲罰單獨的個人。第一名受害者是個跟我一樣，來自於富裕家庭的年長僧侶。中國人把他所有的衣物都收來，堆在庭院裡，在他東西的旁邊，堆著另一攤一個出身貧寒僧侶的雜物。這兩個人沉默地站在兩堆自己日用生活品旁邊，中國軍官手指那兩堆衣物大聲申斥，他從年長僧侶的那堆衣物裡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通過翻譯厲聲問﹕「這是從哪裡來的」，「羊毛」僧侶回答。簡單的答復把對方楞住了，他以為翻譯漏翻了什麼，就盯著他看。翻譯重複了問話。「這是從哪裡來的？」「綿羊」，接著他哭了起來。我們都認為他回答得很好，既正確又聰明，可是回答顯然不正確，他沒有算計農奴所付出的勞工代價。按照唯物辯證法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他應該回答，袈裟的來源是被剝削的農奴的勞動成果。
很長一段時間，僧侶們每天都面對類似的問答。有次問題是﹕「誰養育了你們？」我們的回答當然是﹕「母親」，這自然又錯了，應該說是無產階級的勞動成果哺育了我們。對我們的遲鈍，中國人解釋為﹕我們具有「綠色的腦子」，可是大家真沒辦法在短短的時間內，把這些每天在學習班裡炮轟到頭上的新名詞消化掉。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我才學會怎麼樣用唯物辯證法和階級斗爭的語言來掩飾真正的答案。
僧侶跟村民被隔離開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終於中國人認為二者當面對質的時候到了。八月的一個早晨，我聽到有人在喊「消滅三類剝削者」、「打倒反動分子」。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四人一組，正朝寺院走來，他們手裡拿著巨大的橫幅，上面有藏文和中文寫的標語。兩個村裡的小孩走在隊伍的前面，手裡撐著大幅的紅旗。當這支隊伍走在通向寺院的羊腸小道時，整齊的隊伍開始騷動混亂，村民們使勁在泥土路上跺腳，引得塵土飛揚。他們大聲吼叫，拳頭在空中揮動。平時民眾接近寺院時總是非常謙卑，低著頭跨進門來。我看得出來，有些村民由於他們如今這樣吼叫喧嘩地來到寺院，感到非常尷尬。
中國人把寺廟改成一個展覽館。村民穿過嘎東的河谷，來看司庫長老丹巴曲培個人用品的展出。他僧舍中所有東西都被陳列出來﹕細羊毛的坐墊、嵌了珠寶的銀製台燈、中國式的織錦緞掛聯、講究的法器、一套瓖著銀邊的木製碗。跟司庫長老的展出物形成對比的是旁邊一個貧窮僧侶的日用品﹕一個破茶壺、幾支舊而粗糙的木製碗、打滿補丁的毛毯、一雙很舊的靴子。「你們看看這些展覽品！」一個年輕藏人用很激動的聲音對展出物進行評論﹕「剝削者的生活多麼奢華，他們身穿絲緞，用銀杯喝水，這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他又指著窮僧侶的衣物說﹕「你們看，這就是窮和尚的日子，他只靠一張薄薄的毯子渡過漫長冬夜。」現在村民們對階級斗爭的理論已經很熟悉了，看到這些展出品，他們顯出非常驚訝的神情，聽講解時，總在恰當的時候搖搖頭，或表示吃驚。
僧侶們也排著隊去觀看院子裡的展出，評論員用很嚴厲的聲音來批判寺院裡的不平等情況。司庫長老本人不在場，不能為自己進行辯護。他和其他的僧侶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階下囚。中國人在寺院下方臨時設置了一些勞改營，他們都在那裡勞動。司庫長老的竹扁擔的左右兩端，掛了兩個鋁作的鈴鐺，這種挑東西的方式對於西藏人來說，非常新奇。每天下午司庫長老用他的竹扁擔和兩只桶，往來於河和營地之間，他為營地中國士兵負責挑水的任務。我們把這一段時期叫作「中國人暴露真面目的時期。」大家心理都嚮往著有一天達賴喇嘛會回來，一切的事情都會回複到原來的樣子。我們跟自己說，有一天太陽又會從烏雲後面露臉。
未完待續，下接第四章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