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斃反革命分子」
到達羅布昆澤，已經是太陽下山的時分，晚霞下的監獄看起來非常祥和。守衛把監獄的大門打開，嘎吱的晌聲向難友宣布亡命者回來了。大家全被召集到院子裡，警衛把我們交接了。一片死寂，只有獄警來回度方步的聲音。一名衛兵命令我們把頭低下來，接著所有的犯人開始喊道﹕「打倒反動分子！」這種口號以前都聽慣了的，但是下面一句卻是第一次聽到﹕「槍斃反革命分子」。
群眾的吼聲慢慢平息下來，一個名叫嚴培的犯人走上來，他平常是一個受犯人尊敬的好人，現在他顯然受到命令，來主持這場斗爭大會。他按照例行公式指責我們的反革命行為背叛了「黨的仁慈」，他說話的時候結結巴巴。接著少數幾個留胡子的犯人中的一名往前跨了一步，他同樣高聲斥責反動分子，舉著拳頭湊近我們說「你們今生今世完了」。聽了他的話我很震動，怕中國人會借機說囚犯們要求把我們處死。
那天晚上我們被關在露天裡，氣溫非常低，沒有棉被和毯子。全身疼痛，冰涼的金屬手銬和腳鐐嵌進手腕和足踝的肉裡。我試著把衣服的袖子和褲腿塞在刑具和皮膚之間，可是一下就滑落出來。大家都筋疲力盡，沒有力量再去抵抗饑餓和寒冷，一會兒就睡著了。第二天溫暖的陽光照在臉上，把我弄醒。
轉移到江孜監獄
我們被轉移到江孜監獄，這是藏區主要的監獄之一。一行七個人由守衛押著推上一輛牛車，一路上不許說話，經過了一整天的行程，夜裡到達江孜。那裡沒有電燈，幾個獄警拿著火把出來，把我們推進一個房間。我跟伙伴們說，我們要承認逃跑的事，這是無法否認的，但是不應該彼此指控對方，也不要檢舉別人。
我曾經在江孜第一次親眼目睹中國人入侵西藏，現在我成為入侵者的囚犯，又返回這裡。對這個城市我記憶猶新，因為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達賴喇嘛。這個監獄原來是西藏政府所在地，傳統的泥磚砌成的房子，中國人只做了很小的修改，把它變成了一座監獄。江孜大約有二千名犯人，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藏軍。
一到江孜，我跟其他六個人就分開了，偶爾我們會在院子裡舉行的大會上見面。我被關進一號牢房，跟其他十一人一間，他們象是在家裡接待客人那樣對我表示歡迎。這個牢房很新也很干淨，我猜想是犯人們自己修建的，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貢獻」。
牢房是一個很簡單的長方形房間，由土磚修砌成的，兩邊都有較高的平台，上面鋪了薄薄的草席，算是床，我嗅到新鮮泥土的味道。門上貼著兩張以藏文和中文寫的監規。第一條，任何時間都服從守衛的指揮；第二條，犯人不可以散布謠言或攻擊社會主義；第三條，犯人不可以跟親戚或朋友聯系；第四條，不可以把棍子、石頭、繩子帶進牢房等等。
牆上高處有兩個狹窄的開口，算是窗戶。每個人在平台上的那一見方地就是他的活動空間。犯人之間有不成文的規定，不可以侵犯別人空間，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每過一段時間當局就把我們搬到另外一個牢房去，這種固定的轉移就把原有的私有的空間打亂了。牢房的角落裡放了兩只巨大的便桶，一到夏天，泥土的新鮮味就被人的糞便味道掩蓋下去。每天早上兩個人輪流去倒糞桶。白天出工，夜裡，牢房的門從外面反鎖。
重新被提審
我又重新被提審，這一次持續了整整一個月。到達江孜的第二天審訊就開始，我被帶進一個房間，裡面有幾個中國干部等在那兒，他們都穿著法制人員的深色制服。長官名叫方遠，是高個子，牙齒被煙燻得黃黃的。通過一個翻譯他足足審問我六天，這段時間裡他的嘴沒有一刻不叼著香煙。方遠通過翻譯用一種奇特而精確的方式提問，頭三天問題集中在我以往的經歷，又得從八歲那一年開始講述，這些故事我已經重複講了很多次。
第四天，方突然把目標轉到這次審問的關鍵上，「你為什麼要逃跑」，他突然問。從被逮捕的那一刻，我就已經算準了他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等了兩年才有的吐露心聲的時機。我告訴方，逃跑的理由是明擺著的，1960年我被審問的時候，遭到毒打；關在堆龍扎期間，很多犯人都餓死了；存活下來的犯人總是在饑餓邊緣掙扎，唯一等待他們的是死亡。
中國干部聽著我的故事，在第一個小時內，沒有人打斷我的話。我提到食物短缺時，方遠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緩慢而作做地說﹕「缺乏糧食是蘇聯所造成的。」他說中國欠了蘇聯大量的債務，對方要求中國以糧食償還。方遠坐下來讓我繼續說。我說1962年12月釋放犯人那一次，我不在釋放的名單裡，感到非常失望。後來的幾個星期，我常常會出奇不意地被帶出牢房。方遠態度溫和，很少發脾氣。但是審問後半段的問題越來越難對付，他們要知道我逃跑到哪裡去，如果不在不丹邊境被逮捕的話，我要去跟什麼人踫面。這些問題都是假設性的，所以我一再重複地說我唯一的意圖是要到達賴喇嘛居住的地方去，這時他們會立刻終止審問，最後整個審問過程也告結束了。
刺入肉裡的手銬和腳鐐
他們沒有讓我勞動，因為我帶著手銬和腳鐐，根本沒辦法作任何事。獄方使用幾種不同的刑具。有一種是用很重的生鐵打造的，兩只銬之間只用很短的鏈子連結起來。另外一種比較輕，兩者之間的鏈子也比較長，但是手銬上有鋸齒狀的邊緣。在審訊期間，守衛會用力捏犯人的手銬，尖銳的金屬鋸齒就會陷入手腕的肌肉裡去。
腳鐐也有兩種，一種是兩只鐐中間有一金屬環子，戴上腳鐐就幾乎無法行走。戴這種腳鐐的犯人總是痛苦地在屋子裡搖搖晃晃地移動，生鐵會剌到肉裡，直到骨頭。夏天，腳鐐下的肉開始化膿腐爛，嚴寒冬天的溫度會使皮膚在鐵鏈下破裂。我戴的腳鐐之間只有很短的鏈子，僅兩個圓環那麼長，因此只能蹣跚地移動。
整整六個月的時間，我一切都依賴同監房的人，沒有他們的幫助，我連飯都不能吃。大家輪流照顧我，喂我，幫我清洗身子，幫助我坐便桶。我現在還常常想念他們，多麼希望能夠回報這些難友。他們中間有些人還在西藏，一小部分的人已經逃到印度了。我記得有一個犯人把簪粑做成一個個小團子放在我的床邊，這樣我躺在床上的時候可以自己吃。仁慈的難友們舒解我的一切不便和痛苦。
中國干部考慮得非常周到，讓哪一個犯人用哪一種刑具，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關。被關押、受懲罰以及偶爾施以小惠，在在都顯示了共產黨的無上權力。每個演講和每次問話都是以共產黨的偉大作為開場白，對共產黨人而言，肉體的懲罰是要達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會他們都要講一段關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們學習用真心誠意來贊美共產黨。手鐐腳銬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
有一天牢房的管理人葉西旺杰來找我。大家都叫他江孜大爺，即父親的意思，因為他雖然還不到五十歲，卻已經象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他非常負責，總是提醒我們不要跟當局發生沖突。談話時他留意不讓別人聽到，葉西告訴我，他剛剛參加了一個牢房管理員的會議，會上宣布每個參加逃亡的人都要作為斗爭大會的批斗對象。
「斗爭大會」和「獎懲大會」
自從中國人入侵以來，我已經經歷過幾次「斗爭大會」，我的家人由於階級出身不好，也在斗爭大會上被斗過。黨宣稱斗爭大會能夠宣泄平民對地主和其他剝削階級的仇恨。斗爭會開始的時候，僅僅是口頭上的辱罵和譴責，然後逐漸發展成拳打腳踢，中國官員一般都在遠距離旁觀，好像那只是街上行人發生口角。他們幾乎從不介入這種暴力行為，因為暴力行為只顯示了「農奴們的憤怒」，這就能為黨和它的官員們開脫一切責任。如果有人受傷，這是因為群眾的憤怒，跟黨無關。
村民、犯人和勞動單位全在中國干部的監視下，如果有任何人在批斗大會上沒有表現出應當有的熱情的話，當天晚上或者第二天，黨干部就會找上門來。他們會帶著一臉的關切說，你沒有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呢。這是警告你，他們已經盯上你了。到下一次大會的時候，你就必須抓住一個無辜者的頭髮，對他咒罵踢打，以此來表示對黨的熱愛和對人民的支持。西藏所有的喇嘛高僧和官員幾乎都挨受過這種形式的暴力。沒有其他的方式更比這種批斗大會更能展現黨的權力了。
江孜每個月都有一次所謂「獎懲大會」，在會上改造好的犯人得到獎賞，而那些沒有改造好的就會受到懲罰，懲罰常常以批斗大會的形式舉行。江孜大爺的警告使我對將來到的懲罰稍為有一點心理準備，然而還是十分擔憂，在這種大會上你永遠不知道什麼事情會真正發生。
星期一早上輪到我了。中國軍官們坐在院子裡的一張大桌子前面。整個監獄都被士兵圍住，他們的槍上都上了剌刀，獄警們也列隊站在那兒。我們幾人被帶到天井，排著隊站在那兒，等候宣判。我的心砰然跳動，這次的集會似乎比平常的批斗大會更為隆重。從逃跑到現在已經六個月過去，一直都還沒有判刑。我想我們可能被判死刑，一般判死刑的犯人都會戴上腳鐐，防止他們自殺。
一個生面孔的高個兒軍官站起來，宣布這是一次獎懲大會。一個藏人獄卒大聲宣布﹕「逃離羅布昆澤的犯人踏步向前！」我和同伴們戴著腳鐐走出群眾，灰塵在腳跟後揚起。我們站在高個子官員面前，其他的犯人被命令坐下，我們轉身跟群眾面對面。一個年輕的藏人翻譯員站起來開始譴責我們，說我們是出賣祖國、背棄人民的反動分子。這名青年大概是從江孜來的，他說的方言裡夾雜了很多新的社會主義術語。他鼓動其他犯人也來揭發我們的罪狀，要求大家對我們背叛人民政府的罪行進行懲罰。所有的犯人就象合唱團一般開始高聲叫喊「鏟除反動分子！鏟除反動分子！」兩千名西藏犯人的聲音震天價響。
我的刑期變成十五年
當聲音沉寂下來的時候，一個魁梧的犯人走近我們，卷起袖子，非常凶狠地辱罵我們，我以為他會打我。「你為什麼要逃走？」他問，他說社會主義的監獄是個改造教育人最好的地方，我們出賣了黨和國家。他再一次地對我們一個一個地發問﹕「你為什麼要逃跑？」我現在要決定是發言還是保持沉默。我知道，雖然大家震耳欲聾地合聲責罵，但是內心是支持我們的。我識為自己不應該保持沉默，這是一個羞辱中國人，顯示獨立人格的機會。
「理由非常清楚」，我說。然後就開始把我的受難經過，包括很多犯人餓死的情況說出來。中國軍官們顯得坐立不安，而犯人們聽到我的話都暗暗高興，大家心裡明白我們越獄的原因。那名魁梧的犯人被自己的問話引出這種亂子嚇呆了，獄警命令他返回原地。獄警點了另外一個叫塘澤沃帕的犯人，拉薩起義時，塘澤在江孜地區擔任政府的低級職員，由於階級出身而被投進監獄。他總是以巴結中國人來改善自己的境遇，在監獄裡以毆打其他犯人而出名。當他走向我的時候，我想他會對我下毒手。
塘澤先贊揚黨和社會主義，然後又問「你為什麼要逃走？」「為了怕餓死，所以我逃走！」我回答。塘澤狠狠摑我的左臉頰，我倒在地上。他用手抓住我的後頸，把我摜在泥地上。他說﹕“「土地是黨，藍天是人民，在天地之間，你無處可逃。」他走到每個逃亡者面前，抓住頭髮，往他們臉上吐口水，象瘋子一樣暴跳如雷。一個士兵告訴他不要動手打人，這當然是裝模作樣，表示黨的寬大為懷。其實在這種大會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黨的幕後指揮下進行的。如果有人挨打，他必然是在共產黨的授權之下被打的。
批斗大會結束了，一個高級軍官站起來宣判刑期。我們被形容為「重刑犯」，我的刑期第一個被讀出來﹕帕南縣的班旦加措八年，連續服刑，加上三年剝奪政治權利。我憂喜參半，不被處死我感到高興，但是現在我的刑期變成十五年了。
其他的人受到類似的判決，杰波因為已經判了二十年的刑期，所以這一次就沒有再加刑。他的雙足戴著沉重的鐐，中間只有兩個圈圈長短的鏈子，軍官宣布他要繼續戴這種腳鐐四年。
黨要改造我，我拒絕了
雖然這次被逮捕，但是我要逃跑的決心並沒有減弱。中印戰爭勝利以後，中國人的態度更為粗暴和傲慢，他們一再重複那句最得意的話「藍天之下，你逃不出黨的掌心。」犯人們都非常沮喪，很快能被解救的希望再一次消逝了。
判刑之後，方遠來找我談話，他說關押我的目的是要改造我，變成新社會的一部分，我沒答話。他要我參加監獄裡組織的教育學習班，這樣就能夠了解到共產黨是關懷人民幸福的。我知道中國人所謂的「改造」是什麼意思，是要藏人全盤接受中國的一切，全方位否定西藏的生活方式。我拒絕了，決心拒絕配合中國人的要求，跟他們進行合作。
過了幾天監獄官來找我，這是一個神情緊張的中年漢人。犯人一般跟中國官員沒有接觸，我們都是跟受雇於中國人的藏語翻譯打交道。這是我首次跟一個官階較高階的監獄官接觸。他通過翻譯問我，是不是還打算逃跑，我說不是。他又問﹕「你還有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問可不可以把我的手銬解開，立刻遭到拒絕。他接著開始長篇大論講述對人民的犯罪，最後問我願不願意學習一種新的技術。他說，「你還很年輕，應該對社會主義建設有所貢獻。」我沒答話，監獄長陰沉著臉對翻譯說﹕「叫他說話啊！說話啊！」「我連飯都沒法自己吃」，我回答「手腳都被銬住了，怎麼能夠學習其它的事情呢？」翻譯把我的話轉給他，監獄官非常生氣，叫守衛把我帶走。
學習藏傳羊毛紡織技術
後來我告訴難友這件事情，他們說我不接受監獄官的建議，真是大笨蛋，大家都搖頭。監房的頭兒葉什也問我，為什麼要給自己找麻煩。次日兩個警衛帶著翻譯走進來告訴我，他們選中我去學習西藏傳統的羊毛地毯的紡織技術。一個守衛替我把手銬打開了，我感覺一部分肉也被揭走了，我的手仍然保持在背後的姿勢，我試著把雙手移到前面來，可是沒有辦法。我一再嘗試，但是雙臂完全是僵直的，手無法從背後移到前面來。我在肩膀上著力，要把臂膀往前搬，但是一切都沒有用，我還是不能移動。一種剌骨的疼痛通過肩膀沿著手臂往下延伸。
我突然想到也許雙手已經作廢了，這使得我的心狂跳起來。過去七個月是我進監獄以來最痛苦的一段時間，我沒有能力作最簡單的事情，一切生活起居都得靠難友們的幫助。我常常做夢，夢見自己可以做最普通的一些事情﹕把一個杯子舉到嘴邊；自己解開褲帶；用指頭梳理頭發，從進監獄以來我的頭發已經長得很長了，裡面長滿了虱子，我很想用手去抓一抓。想到雙手可能作廢了，使得我幾乎發狂。
獄卒讓難友們替我摩擦雙臂，這反而更增加了巨痛。他們把我帶到醫務室去，一個中國醫生給我打了一針，並且按摩我的雙臂。大約兩個星期之後，我才慢慢開始能使用雙手，幾個月之後才逐漸恢複了原來的靈敏和速度。
一個名叫瑞布沙卓拉的老人教我紡織。瑞布沙是江孜地區卓有聲譽的紡織師傅。他看到我腳上戴著腳鐐，就對守衛人說「戴著腳鐐不能工作。」他要求把我的腳鐐打開，但是守衛說我是一名重犯，拒絕了他的要求。腳鐐使得我的紡織工作進行困難。藏式的紡織機是一種木結構，需要靠在一面牆上。紡織者應該盤腿坐在紡織機的面前，現在無法盤腿。瑞布沙和我設計了另外一種方法，我們在紡織機前面挖了一道兩尺寬三尺長的溝，這樣我就有地方放我的腿。
紡織需要手腳靈巧敏捷，我的進步非常慢。手指十分無力，打結的時候引起劇烈的疼痛，幾乎沒有力氣舉起梭子來把松散的羊毛線壓緊成一排排整齊的線。瑞布沙很安靜而且有耐性，他從來不會因為我的笨拙而發脾氣，僅僅說﹕「我們再從頭開始。」他一再地重複示範給我看。
勞動、開會、睡覺
1963年年底，監獄的日常生活慢慢上了軌道，中國人的組織工作更有效率。中印戰爭之後，監獄管理重新獲得自信，在舉行大會的時候，中國人表現得更為傲慢，總是眩耀中國的豐功偉業。他們一再告訴我們，逃到印度的西藏難民都流落街頭，成為乞丐，而且達賴喇嘛遲早總會返回中國。
我的生活是勞動、開會、睡覺，一成不變。每天太陽露臉後，就被獄卒叫醒，不管天氣多冷，大家馬上沖出牢房。跑到外面新鮮的空氣裡，給人一種自由的感覺。清新的空氣也會流進那間被糞桶弄得臭氣燻天的牢房。每天犯人們輪流地去倒糞桶，他們把一根扁擔穿過糞桶的把手，挑在肩膀上，也許戴腳鐐的唯一的好處是不需要擔負這種任務。所有的糞便都被挑到離監獄遠處角落的大池裡，春天的時候，這些糞又被拿來當作肥料澆到田裡。
起床以後到開始勞動，這中間有兩小時的時間，勞動犯人就會給大家送來兩大壺很淡的紅茶。每個犯人每月的定量是二十五磅簪粑。每日的定糧都在頭一天晚上分發下來，管次日一天用。采石礦的犯人可以得到額外的配額，因為他們的工作特別消耗體力。中印戰爭之後，食物供應略為有所改善。附近有親屬的犯人，被允許每月接受家裡寄來的食物包裹，雖然有時候，獄警們會把包裹扣留下來，自己享用。
午飯鈴晌了，我們就返回牢房。值日犯又送來紅茶，茶的唯一好處是熱的，上面浮了一些茶葉，增加了水的顏色，實際上茶水沒有一點茶的味道。接下來有很珍貴的兩小時自由時間，監獄管理人這時都去休息或者午睡。我學會了利用這兩小時的時間來集中思考或者休息，並坐在床墊上默默背誦經文。有些犯人睡覺，其它人坐在一起交談自己身世和談論的家人。
監獄裡犯人之間很難建立友誼，因為當局非常留意不讓人們之間互相熟絡。每過三個月所有犯人都要換一次牢房，這是防止犯人有機會搞同謀活動。新的友誼很快就被切斷，你每天總是會見到不同的面孔，永遠也不知道是否還有機會見到老朋友。有一些刑事犯人被指派為「線民」，他們對任何關於社會主義的談話都非常警覺。監視無所不在，如果一個犯人對監獄裡的食物表示意見的話，馬上會當作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報告上去。
我們本來是勞作六天，星期天休息，但是這種規矩永遠沒有實現過。雖然星期天有時候沒有事，但是這一天總是拿來開大會或者學習，而這些會都是陷阱。管理人員對每個人的發言都有記錄，並且把它放入個人的檔案裡。學習班其實就是不斷的洗腦過程。我們大家都寧願進行勞動，而不願意參加這種會。
1963年監獄沒有電燈，每天的勞動和作息都完全依靠陽光。太陽下山之前的一道桔黃色余輝照亮監獄，監獄管理人來察看是否每號人都返回牢房了。爬上床，躺在那兒聽到遠遠其它牢房的門被上了閘的聲音，然後腳步聲慢慢靠近了，守門人把我們的門也關上，同時上了門栓。最後一線陽光也退縮了，整個牢房陷入黑暗之中。除了睡覺沒有任何事情可做，我們等待清晨的來臨和木柵門再度被打開的聲音。
我很喜歡我的活兒，紡織似乎比其它的工作悠閒一點。大部分的犯人都被派去從事建築工。冬天的時候紡織機從外面移到室內，這樣機器不至於遭受冰雪和風霜的打擊。但是到冬天我腳上的鐵鏈子就象冰塊一樣貼在皮膚上。我設法織一些羊毛在鐵環上來作為襯墊。
未完待續，下接第六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