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下的火焰】 第九章 勞動改造

中共入藏,1959年逼走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並宣布西藏農奴大翻身。在江達孜縣塔杰鄉和章多鄉,鼓動「翻身農奴」焚燒高利贷、賣身契等文件。圖:網絡截屏,環遊號。

我病倒了,被送醫院
到1970年的年底,我在監獄裡已經度過了十載春秋,我逐漸開始相信我不能活著走出監獄,重享自由。我非常孱弱,精神和體格都極度衰弱,經常上氣不接下氣。我向大隊長申請許可,想到醫院的醫療室去看病,但是被拒絕了。我們一共二百多人被派到拉薩以南的堆龍,修建一所水力發電站。他們說水力發電站是西藏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標誌。我們挖掘一條溝渠,把河水引過來,由於大家拼了命干,所以一個星期的工作在三天之內就完成了。水電站的領導祝賀我們,並發給每個人一塊肥皂一條毛巾。對於我們而言,拼命工作能讓人逃避一下沉重的精神負擔。

我回到生葉波時,健康情況越加惡化了。到診所看病的申請再度被拒絕。監管人說我是裝病想偷懶,我被派到一個采石礦去,這是體力勞動最重的一種工作。有一天我暈倒了。我被送到當地的醫療站去,這個小屋子裡空空蕩蕩充滿了消毒劑的藥味。醫生告訴我這是一座醫院,他問我﹕「你為什麼不早來看病?」我告訴他大隊長不允許,這位醫生非常生氣,他說我病得很厲害,應該轉到更大的醫院去,我被送到扎奇。

在這兒我一輩子頭一回作了一次全身檢查。一個姓王的年輕漢人大夫給我檢查,他不斷用簡單的藏語說﹕「不好!不好!」我默不作聲。檢查完以後,醫生讓一個藏人護士來給我解說醫學名詞。他說我有心臟病,可是他的診斷結果一通過翻譯,就都丟失了。對我來說,躺在一張自己的床上,遠離監獄的嘈雜聲是非常奇怪的。白色潔淨的棉布床單非常奢華,他們給我干淨的新衣服,我甚至一天能吃三餐,有時中間還有點心。早上供應病人一杯地道的西藏奶茶,有時候還有米飯和蔬菜。

被醫院裡的密探告密
王大夫其實非常關心病人的狀況,但是黨的工作也已經滲透到醫務人員之中。王大夫看了我的檔案,知道我的案子的來龍去脈,他常常問我為什麼堅持反動的信仰,他勸我擁抱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能夠推動全世界的進步。很多犯人被醫生和護士的溫和態度軟化了,開始泄漏多年隱藏於內心的秘密。我決心不要落入陷阱,然而一天我仍然被一名警衛抓住了把柄,說我「污蔑」了社會主義。當局總是在每個牢房、工作單位和醫院裡安插一些秘探,他們會事無巨細地把犯人中間的事報告上去。密探常常是由有「干淨」背景的刑事犯來擔任,他們成為當局的耳目,受到干部的鼓動,往往會對他人直接進行批判。

我被送進醫院的第二天,就注意到這裡有這樣的人。有一個從藏北地區那曲來的青年搬到我旁邊的病床,他看起來沒有什麼病。他自我介紹,並輕描淡寫地說他殺了妻子,又補充一句,他的出身是「貧牧」,這表示在中國的佔領之下他是受益者。由於學習好,大家都叫他「紅仔」。我對紅仔很警惕,他的出身背景使我對他敬而遠之,決心不要給他機會來剌探我,而他總是在我旁邊伺機而動。

有一天,他要求我把塞在枕頭底下的新睡衣給他,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作為貧牧,你從黨那兒得到了一切」,我大聲說,「作為剝削階級,他們拿走了我所有的東西。」紅仔一聽非常高興,我立刻警覺到這些沖口而出的話會被扭曲變形,當作是我對社會主義懷有巨大仇恨的表現。果然,分隊隊長很快來到我的床前,並宣布我是一個「不肯服氣封建主義已經被擊敗了的反動分子。」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又成為批斗大會的對象,必須坦白自己的罪狀。在這裡他們不對我拳打腳踢,只是用言語來攻擊我。其他的病犯盡可能裝出憤怒是發自內心的模樣,按照既定方式不斷地辱罵我。我坦白了自己的錯誤,紅仔看起來十分興奮,因為他成功地暴露了一個反動分子。

出院後到採石礦幹活
我的身體在逐漸恢複,開始在醫院裡做一些輕微的勞動,打掃衛生、整理繃帶或搓棉球,但是我依然有氣喘,並且胸部有劇烈的疼痛。1971年年初,我出院了,被送回生葉波監獄,分到第一號監房,這是以惡劣著稱的號子。讓我休息三天之後,我又重新被派遣到采石礦去,跟其它幾百個犯人在這裡把巨大的岩石,敲碎成小的四方型的石塊。

開始他們讓我做敲石的活兒,可是很快他們就派我作搬運工作,把石塊背在背上,從礦上運到九十米以外的工地上。開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看見一個年輕人一動不動躺在地上,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他胸膛上。警衛和管理人員的殘酷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月之後,一天牢頭旺杰用鐵棍把一個犯人的腦袋打開了花。

我的皮膚變得越來越粗糙,手指和手掌結滿了老繭。有些犯人用舊鞋底來做護掌,我也盡可能地收集舊鞋底,我一共收集到六只舊鞋底,把它們用鐵線縫在一起。這些墊子成為我最珍貴的所有物,保護我的手不被石頭的尖銳邊緣磨傷。

批林運動到來
九月的時候,我注意到有兩個士兵把林彪的像片從牆上取下來,林彪是黨在人大上指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將近五年以來,我們每天早晚都必須高聲呼喊「林彪萬歲」。現在他的肖像被取下來,這個表示有很嚴重的事情發生了。幾天以後又開大會。監獄長宣布林彪企圖謀害毛,他的陰謀沒有成功,林彪和他的同盟坐飛機逃走,飛機失事,機上全部的人都喪生。中國干部們對這件事情似乎也一頭霧水。不久新的批林運動展開了,我們每天學習《西藏日報》,並且展開相應的批判。進行這類控訴,對我們來說已經得心應手了。一切跟林彪有關的黨刊都被刪改了,壁畫或像也被塗改或消毀。書上凡是有他名字的地方,都不動聲色被撕下來。

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
不久,一個名叫丹巴的藏人干部在一次會議上宣布,亨利•基辛格將訪問中國,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登巴向我們解釋基辛格這個人物,並且說中美之間的關系更為加強了。幾個月之後,我們聽說美國總統尼克松將訪問中國。尼克松訪華被看成是中國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巨大勝利,令我們感到非常失望。從1960年開始,藏人一直希望美國能來解放我們的國家。1961年我在扎奇聽到一件消息,說美國在印度訓練了一支藏軍。有一個犯人說,他曾經被送到美國接受訓練,然後又被空降送回西藏。

1972年尼克松訪華,監獄裡的廣播器不斷播報中美友好關係,說美國總統像一只狗一樣夾著尾巴到了北京。圖:wikipedia.com

有一段時間,由於中國嚴厲地譴責美國,使我們的期盼增強了信心。美國被形容成是一個幻想統治全世界的反動國家,被中國當成頭號敵人。我們在無數的大會上對美帝國主義進行譴責,現在聽到美國將向中國低頭這種消息非常令人沮喪。中國愛說「東風壓倒西風」。每天必須聽冗長的勝利演說,中國人說藏人希望從美帝國主義那兒得到支持的希望落空了,美帝就象藏人的神一樣,不能幫助我們。上面讓我們看尼克松到達北京,受到歡迎和接待的電視新聞。幾個星期以來,監獄裡的廣播器不斷播報中美友好關系,還說美國總統像一只狗一樣夾著尾巴到了北京。次年中國變成聯合國的成員國。西藏得到解放的一切希望都似乎化成幻影了。

唯一的安慰是達賴喇嘛在印度還能享受到自由。看來我得到釋放是無望了,事實上獲得釋放也不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我聽到了一個名叫扎姆師傅的人死亡的消息,他是專門制作慶典上所使用的銅器的工藝師傅。扎姆於1960年被捕,在監獄裡待了十年,於1970年釋放,返回自己的村子,歡迎他的只是另外一場批斗大會。所有的村民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出來作證批判他,譴責他是階級敵人和反動分子。獲得「自由」數天之後,扎姆師傅自殺了。當局拿這個故事來警告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徹頭徹尾進行改造自己,是無法逃避群眾的憤怒的。他們說西藏人民現在燃燒著革命的熱情,期待毛主席來成為照亮他們前途的火炬,還說監獄裡跟外面的世界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十五年刑期結束,下放至磚瓦廠勞動
1975年我十五年的刑期結束了。12月24號的早晨,他們告訴我不需要去勞動,應該到行政大樓去報到。我知道這並不意味著釋放,只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的轉移。大樓外面已經有其他幾個犯人在等候了,他們同樣也知道這並不表示獲得釋放,快樂地跟家人和朋友團聚。正式的刑期結束之後,犯人通常被遣送到另外一個勞動改造營去,那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監獄。一個藏人走出辦公室喊我的名字。監獄長和大隊長都在屋子裡面。他們假意營造一種興奮的氣氛,使我相信現在是獲得釋放了。大隊長接著告訴我,我將被分配到寧塘磚瓦廠。「磚瓦廠!」我喊道,幾乎失聲笑出來。那是一個聲名狼籍賣苦力的地方。平常警衛們總是用送我們到磚瓦廠來威脅我們,這個勞改營在離拉薩十五里的地方,靠著雅魯藏布江邊,幾乎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工廠,專門生產大量的磁磚和磚塊。這種分配跟我心裡想像的去處是不謀而合的。

監獄吞了我的勞萊斯金錶
我回到牢房去打點行李,找到一張1960年進監獄時沒收東西的收據。我拿著這張收據到辦公室去,大約二十分鐘過後,一個警衛拿了一包東西出來。我查看了那包東西,發覺我的錶不在裡面。我告訴中國干部,並且給他看收據。他叫我在外面等。過了幾分鐘,大隊長出來了,他說我的錶已經被銷毀了。「可是我還活著呢!」我說。只有當一名犯人死了以後,他的遺物才會被銷毀。干部又返回辦公室,我聽到他們在裡面進行討論。一個藏人干部走出來要看我的收條。「那是一個金的勞萊斯錶」我說,「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種錶」,聽說即使把它丟到火裡或雪裡,它都可以照常走。「如果我們不知道詳情,怎麼能找到那只錶?」這個干部說。「在我的檔案裡應該有這張收條的原本」,我回答。我們又走回辦公室,干部拿給監獄長看。「我們會賠償你的錶」,他安安靜靜地說。我不滿意,告訴他這只錶非常昂貴。「反正有黃金的正式兌換率,」他說。我開始覺得有意思了。「當初我哥哥買錶的時候,並沒有按照你們的兌換率,我還是要我的錶,不願意要錢。」

我假裝非常生氣,指責他們盜竊,破壞了監獄的規定。多少年批斗的經驗告訴我,要攻擊一個干部的最佳方法是,質疑他對黨的忠誠和他的意識形態。「毛主席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導解放軍,禁止他們拿走人民一針一線。」我說﹕「只有反動士兵才會偷竊犯人的東西。」最後監獄長說他們會調查這件事情,並且會把找到的錶給我送到寧塘磚瓦廠。他說拖拉車已經在外面等著了,我拿起背包就跑出去。跟這些干部交鋒之後,心裡有一種勝利的愉快感。車子把我們拉出生葉波,朝著拉薩的方向開去。

正式的刑期結束之後,犯人通常被遣送到另外一個勞動改造營去,那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監獄。圖:網絡截屏

成了磚瓦廠的「二勞改」
車行大約三小時之後,磚瓦廠到了。跟我一道搭車的還有一個中國人,他以前是會計,另外還有一個前日喀則的僧侶。車子開過布達拉官,這是1964年之後我第一次重新看到這座壯觀的寺廟。工廠的辦公室在一個有鋁皮屋頂的新建築內。一個藏人和一個漢人干部坐在一張桌子後面。藏人干部名叫成列,正在仔細看我的檔案,漢人干部只是望著我們猛抽他的煙。成列一人發話,他先問我的名字和一些細節問題,同時跟我檔案裡面的記錄核對。「你不再是犯人了」,他說。我沒有任何的反應,顯示出我不同意他的話,成列也滿不在乎,交給我一雙手套和一個象外科大夫戴的白棉沙口罩,跟我說了一下工廠裡的工作,並告訴我作為一個「二勞改」的權利和義務。「二勞改」不可以離開區域,也不允許到拉薩去。在得到大隊長的許可和另外一個「二勞改」的陪伴下,等於互相「擔保」之下,我們可以到合作社的商店去買東西。

我們居住的宿舍跟監獄沒有什麼區別,房子有泥牆和凹凸不平的地面。牆角可以看到結了冰的水窪。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像掛在牆上。有一個木頭的鉤子可以掛衣服,另外有一長條高出來的地方是給大家打臥鋪的,那上面放著五套棉被,顯示出我將跟其他五人共居一室。已經是近黃昏了,大家都還在工地裡,我倒頭睡了幾個小時。

每晨去撿牛糞
紛雜的腳步聲和人聲把我吵醒了,進來的人很驚訝發現有一張新的面孔。他們對我笑笑打招呼,彼此互相交談起來。有兩個人以前是哲蚌寺的僧侶,所以我們有好些共同認識的朋友,跟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這裡的氣氛比在監獄輕松多了。雖然也有學習班和批斗會,但是大家都比較坦誠,說話也比較自由。另外兩個僧侶對我很照顧,他們告訴我作為「二勞改」的生活決竅。每天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大家必須起床,背上一個大的籮筐出門,任務是去撿滿一籃子的牛糞和人糞拿回來當肥料,這是一項競爭非常激烈的工作。每天清晨二百個「二勞改」滿山遍野到處尋找糞便,要完成自己的指標。一個名叫次丹旺秋的「二勞改」拒絕去撿糞,在籮筐過磅的時候,次丹把空籮交出去,說他找不到任何的糞便,他立刻被拖出批斗。

次丹以前當過貴族家庭的管家,因而被貼上「剝削階級代理人」的標簽。他很能言善道,有問必答。他以前東主的地產在離寧塘半英哩的地方,每次他到那邊去揀糞便,都會被當地的農民譏笑。有天次丹跟他們爭鋒相對說﹕「我們現在過的日子多美啊,每天要撿糞,好像這是什麼寶貝糕點一樣。」這句話傳到上面去,他又因為污蔑社會主義變成批斗的對象。次丹第二天不肯起床,同房的人一再勸說,他也不理。大隊長帶了幾個警衛進來大聲申斥他,次丹說他在附近的山上走遍了都找不著糞便。隊長說他應該更勤奮地到馬路邊上去找。「我不知道大卡車也會拉尿」,次丹回答「社會主義的卡車的確比資本主義的卡車更為優越。」那一天勞動取消了,所有的「二勞改」和附近的居民都被召集起來開會,次丹以前地主家的農民都被叫過來批判他。我們這些「二勞改」也都應當對他進行批判。他開始被眾人咒罵,後來遭到毒打,最後他們把他槍斃了。

「二勞改」的命運一樣淒慘,整日勞動,獲得的報酬用來買自己每月的定糧,當局也從我們的報酬中扣除電費、水費、鹽費、茶葉、蔬菜和燃料的費用。勞改營是采取自己給自足的制度,一切行政費用都從犯人的工資裡面扣除。圖:aboluowang.com

勞改營的自給自足制度
拾糞的定額完成之後,我就步行到工廠去,他們命我和泥,要和得均勻光滑到可以製磁磚的程度。我得將磚胚放進窯去燒,窯裡灰塵很厚,幾乎不能呼吸。勞動能夠獲得微薄的報酬,我用這些錢來買每月的定糧。每年也可以買定額的十三碼布和十一磅糖。報酬是按每個人的政治成分來決定的,所以我的報酬是最低的一級。吃飯的時候,我們在大廳的窗口前排隊等候分配食物。每個人報上他想要的窩窩頭數,服務員就在名字後面打上叉叉。一個窩窩頭一個叉,名字旁邊還寫著每個人食物定糧的數額。如果一個人已經到達了每個月的定量,就不能夠再取食。

每個月管理人把我們消耗的窩窩頭數加起來從定額裡面扣除。當局也從我們的報酬中扣除電費、水費、鹽費、茶葉、蔬菜和燃料的費用。勞改營是采取自己給自足的制度,一切行政費用都從犯人的工資裡面扣除。維持這樣龐大的勞改營系統,國家不需要任何的開銷。政府的口號是「多生產,少消費」。原來冬夏有兩套制服,現在只發給一套棉制服,整年都穿這一身。我的鞋子都破爛不堪,制服也很快都綴滿了補丁。整個西藏都實行公社制度,私有財產和土地都被沒收,進行重新分配。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人們只能分到很少的配額。

整個國家成了一座監獄
整個國家都變成了一座監獄,沒有人可以隨便旅行,沒有許可證不能購買任何東西。勞改營有兩個目的﹕第一,孤立階級敵人;第二,提供廉價勞動。上面對我們說,我們唯一的出路是積極勞動和努力改造。就象在監獄裡一樣,每星期都要開會,每個人自我批評並且檢舉朋友。跟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受到批判,也批判過別人。我始終不能克服被迫檢舉朋友時,內心感受的痛苦,但是大家必須學會去忘記這種無休無止的強迫性出賣。犯人之間同舟共濟的感情是真誠的,大家都避免作可能導致別人加刑或死刑的指控。然而總有少數犯人為了要向黨表忠心,不顧後果對他人進行無情的指控。我們稱這種人「積極分子」。在我到達寧塘沒有多久,一個大家都很喜歡的名叫巴桑的犯人,經過了三個星期的嚴酷批斗而自殺了。另一個叫索南班旦的犯人總是盡量找機會表現自己如何熱情擁抱新社會。索南發現巴桑藏了嵌著達賴喇嘛小照的像章,在一次周會上,他站出來揭發了巴桑的秘密。
巴桑死後,當局宣布他是因為不能夠適應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輕生。

未完待續,下接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