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曼自傳】第十四章 布拉格是巴黎公社（一）

入侵捷克

一九六七這一年很沈重。我還在寫詩作曲，我的集子《鋼絲豎琴》在西方熱賣，在東邊則成了秘密的地下出版物。只能偷偷地做成錄音帶，為十位友人開音樂會、紅酒、戀情、豬油麵包和國際商店買來的巧克力和咖啡，此外一片沈寂。

我不喜歡這個世界，不論是圍牆前還是圍牆後。我不知道在這大牆前後，誰更愚蠢。那個能拯救我們的烏托邦到底在哪兒？它能把我們從這個無可救藥的東方和西方的兩種選項中救出來嗎？我的意識形態的眼鏡破碎了，現在我什麼都看不見，只有外面世界來的訪客能讓我更多了解世界。

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西柏林學生眼中的美國社會學大師，他用馬克思的理論批評我們的原始馬克思主義。他對羅伯特和我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工人階級。說實話，我不相信這位來自美國的德國猶太人。我們的羅伯特是東德的思想領袖，自上而下地反駁他。馬爾庫塞至少為我注入了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頂尖思想。但是若沒有我從娘胎裡帶出來的對共產主義的信任，早在戰爭期間，我就被那些老人獨裁者打垮了。

一九六八年春，文化部副部長海德再次——也是最後一次，邀請我到部裡談話。自從我一年半以前把稿子交給他以來，還沒有得到他的反饋。不同國家，如西德、丹麥、奧地利都邀請我去開音樂會，我都申請旅遊許可，這是關乎我是否能外出旅行的問題。海德告訴我，只要我對東德的態度不轉變為肯定的，變為他們那樣，那麼文化部和內政部就不可能答應。他們要求我對即將來到的四月份關於新憲法的公投，表示積極支持。副部長海德很斯文地以微弱的真相說了一個大謊，他把我的稿子附上小小的推薦信，拿給幾個東德出版社，首先自然是「建設出版社」，但是所有出版社都拒絕出版這本詩集。「唉，」部長擠出一張笑臉說道：「可惜，這就沒有辦法了。」這說明咱們東德的民主化更加進步了，不像以前斯大林時代，出版社接到上級的命令就會立即出版。當然，事情可以挽救，如果我發表聲明…惹得一身騷，我蹣跚地返回住處，我詛咒這狗東西見鬼去吧。

社會主義新憲法的人民公投訂於四月六日。「社會主義」的意思是統一社會黨的領導角色應當在憲法裡加入明文規定。奇怪的是：以前人民議會的選舉都只能投贊成票，這次東德公民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僅可以投贊成，也能投反對票了。宣傳機器全部高調開動了，幾個月以來，要脅性的公眾辯論開場了，叮囑老百姓千萬別在「不」的小框框裡打勾。史塔西們都加班加點，老師們帶領學生唱著歌在街上遊行，孩子們手中搖著旗子，上面有一個勾了「贊成」的小框框。御用文人手心溼透地整版寫著天才的「贊成」詩。大家異口同聲說聲「贊」，我們的生活有期盼，對黨效忠永不憾。整個東德成了不朽的諷刺，成為一首「讚」詩。謊言如此明目張膽，明白人都只能搖頭。他們不明白，這樣明火執仗的運動的用意正在此，這種公開的謊言比狡猾隱避的謊言更能震攝人。他們發出一個信號：對付你們這些膽小的臣民，我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我反正不去投票，這種猴兒戲我不奉陪，對這種冒牌的假選舉，我無所謂得失。當他們數羊的時候，我這隻狼用不著叫一聲：咩。

通常的選舉過程是這樣的：早晨七點至下午六點是選舉站開放的時間。特別熱心的公民七點正就搶著去，為了爭奪頭一名而得到那把鮮花。八點是模範的單位，他們公開示眾，一同集體去投票。早餐之後九點來的是高幹，他們總是投票給自己。十點來的是中等的僱員們，帶著衣著光鮮的孩子們前來。誰十一點來投票站，就算是懶蟲了。十二點是社會底層的那批人，他們其實七點鐘就該來，現在他們眼光低垂，把這裡當成學校，自己是遲到的學生。從下午一點起，選舉站其實已經可以關門了，中午時分大家都去午餐，還沒投票的人也要午餐呀，都是這些害人精，因為他們沒投票，所以選舉站還得開著。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誰從午餐時分一直到兩點，都還沒盡投票義務的話，大家要留意了，這種人不屬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好人。

住在我轉角處的一個賣肉師傅朋友向我坦陳自己晚投票，另一個有時替我做鏡框的玻璃師傅甚至承認，他到三點鐘才去投票。從下午四點開始，那簡直就是一種公然形式的破壞了。這同時也是四輪轉動的時刻，在科茲區許多自願者開始他們的運送任務，他們用自己的私人汽車，把那些不良於行的市民，無償地運送到選舉站。還有那些飛行的票箱也都返回到投票站，這是專門為那些臥床的臣民，他們也要為社會福利，幸福和社會主義投下贊成的一票。晚上正六點一切都明確了，誰屬於那2.3％的痞子，誰屬於那  1.4％的世界和平的敵人。

整整一天，坐著便衣同志的警車以及共青團人員都在我的房子外面打轉，也將車停在對面。他們對著我位於一樓的窗戶盯著看，這種把戲我太熟悉了。我已經預料到他們會來訪的，就如法國人說的那樣：提早警告可以提早戒備。有備之人，雙倍強大。六點還差幾分，門鈴響了。我已經有了腹稿，如何對付這些助選的臭傢伙們。我要調轉矛頭，把他們引進我的屋裡，然後逼他們聽幾首歌。現在我的房門已經敲響，我打開門，艾瑪站在那兒，我那來自漢堡的小媽咪，竟然在晚上出人意料地來訪！我們擁抱了，我的母親同志嚴厲地問：「兒子，你去投票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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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是革命年！西柏林的學生運動，巴黎的五月，同年的布拉格之春，好像東西兩邊在此起彼伏地互通聲息。可憐的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一個青年新納粹份子、油漆工學徒約瑟夫·巴赫曼槍擊他，結果他的一隻眼瞎了，另外兩三顆子彈擊中腦部的語言區，杜契克艱難地重新學習說話。我在家中唱那隻新歌「射向魯迪杜契克的三顆子彈」：「啊，德國，你的兇手！」我們把錄音帶走私到西方，以擴音器向示威的學生播放。一波接一波，從東到西，從西到東，這樣歷史性的互動難道是偶然的嗎？

在捷克，中央委員會的頭目變把戲一般，拋出一個新的無名人士做黨主席，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沒想到這個權貴階層軟硬通吃的人物，卻宣布了不得了的事情，新的口號是：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嘲笑這個顯然是老生常談的說法，還認為是斯大林主義者，帶著自由主義面具的化妝舞會。但是逐漸地連我都意識到這位年輕的黨主席杜布切克是既天真又嚴肅地提出這個悖論，不僅容許是小小的自由，也不是冒牌濫竽充數那種，而是大寫的自由。具體是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那個面具竟然是張人臉！東德的媒體沒有報導一個字。通過布拉格電台，我聽說一九五二年布拉格那場演戲一般的法庭審判，得到了平反。鲁道夫·斯兰斯基突然不再是被處死的反革命份子，而是一個烈士。這不可能是宣傳的詭計，不是赫魯曉夫的斯大林式的「去斯大林化」。這比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屆黨代會那種半心半意的自由化深刻多了。杜布切克似乎要推動真正的民主化。東德人開心極了，都在猜測我們東德是否也有個不知名的杜布切克，大家用咖啡杯底的咖啡渣圖樣來分析謠言，為黨報的命運掐指算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