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寄語】:中國的柏林牆已不是一條河

五十年代末大饑荒時代,不少港人郵寄糧食接濟鄉下 親戚,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下令撤走深圳河邊境哨崗,默許災民逃生。後來省委書記習仲勳說,群眾是用腳投了票。照片:香港電台資料庫

12位香港年輕人於8月23日坐快艇欲偷渡到台灣被廣東海警抓捕,被關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成為在港版國安法公佈後首批送中的港人。消息傳出,震驚香港。中共隨後宣布12人涉嫌偷越國境罪,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甚至還指12人是分裂國家。

在此之前,因為反送中運動,已有一批香港青年被迫逃亡台灣及西方國家,成為香港開埠179年來首批政治流亡者。12位青年逃亡未成令人痛心扼腕。他們現已被拘押20多天,至今外界和他們的親人對他們的現狀一無所知,林鄭月娥的港府拒絕援手,家屬委託的大陸律師要見當事人則被當局拒絕。而最新的消息是,中共當局將強行委派官方律師。12位港青的命運看來兇多吉少,令人憂憤。

香港是大陸人逃難的避風港

讓人無限唏噓的是,香港這個南中國海岸的彈丸之地,以往因為有自由,有清廉有效的政府管理和嚴謹公正的法治,而且社會經濟繁榮,治安良好,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一直是中國人逃避動亂、政治迫害和貧困的避風港、安居地和自由天堂,因為交通方便也是中國政治難民逃出中國的首選通道或中轉地。嚴格來說,香港就是一個由中國難民形成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現745萬人口,至少一半以上是來自中國的政治經濟難民或難民的後代。

1945年日本佔領香港的時代結束後,當時香港人口僅75萬,但到1950年中共上台,僅僅五年之間,香港人口已經暴漲到220萬,因為國共內戰以及隨後的中國變天,成千上萬逃避赤禍的政治難民像潮水般地湧來英國這塊殖民地。

這個時期中國逃來香港的難民有大量是國民黨軍人。香港一些名人,如影星秦祥林、陳玉蓮童年時即在港府安置國軍的調景嶺難民營度過。現台灣的億萬富豪傳奇企業家林百里也是隨父母逃亡香港後,在調景嶺長大成人,後到台灣讀書才創業成功。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也是逃港國軍之後,其父李彥和為國軍將軍,與另一位國軍上將余漢謀是拜把兄弟。李將軍是在廣州淪陷前兩日攜全家逃到香港。可以設想,當年李將軍沒有果斷攜帶家人逃來香港,其子李柱銘將會有什麼樣的不同人生。

港都成就了企業鉅子、文化重鎮

49年和50年代初的逃港潮也有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資本家,如號稱香港四大船王的包玉剛、董浩雲等。前特首董建華是董浩雲的長子,生於上海,1948年12月12歲時隨父親董浩雲逃來香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為上海紡織業世家,父親唐翔千在49年中共建政時正留學英國,因此沒回上海,而在1950年來到香港創業,留在上海的唐英年祖父唐君遠則是另一番光景,他的兩家紡織公司被迫公私合營,文革十年期間還慘遭迫害,大陸的報導說他曾“受盡折磨”。

49年逃赤禍南遷香港的還有一大批著名學者,如新儒家代表人物錢穆、唐君毅、後來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等。余英時稱他們這些南逃的學者為“文化難民”。因為當年選擇正確,這些文化難民後來人生即或有的不如余英時那樣成功,至少能安享晚年。但在中國變天之時,因一念之差而留在大陸的許多學者和文化人下場非常悲慘。唐君毅在重慶求學時曾師從錢穆的摯友國學大師蒙文通,因而對宋明理學產生興趣。蒙文通文革時在四川大學被打成牛鬼蛇神,紅衛兵對他百般侮辱折磨,甚至在他身上淋尿,脫掉他褲子打屁股,一代國學大師斯文掃地,最後被活活凌辱而死。死後還開批鬥會,要他兒子第一個發言批鬥。如錢穆、唐君毅不逃來香港,恐怕躲過反右等政治運動,文革也會難逃一劫。

其後中國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和十年文革浩劫也導致一波又一波大陸難民(主要是廣東一帶的居民)偷渡香港,到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的三十年間,香港人口又翻倍到510萬,估計逃港的廣東民眾多達200萬人。著名的逃亡者有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前《信報》老闆林行止、著名導演吳宇森等。中國文革時逃亡香港最有名的人物是音樂家馬思聰。

在70和80年代,香港還接待過因為西貢淪陷而逃離赤禍的20萬越南船民。不論是中國還是越南,赤禍蔓延到哪裡,哪裡就出現難民潮。

支聯會協助八九民運人士逃亡

最後一波逃港潮發生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到1997年香港變天,前後約800民運人士和天安門學生經香港支聯會組織的秘密黃雀行動幫助逃亡到香港,然後再輾轉到其他國家。

1997年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此後香港主權轉移,從此再無政治難民逃來香港。香港已不是難民的避風港安居地。而且97之後僅23年,還不到鄧小平許諾的50年不變的一半時間,安居樂業享受自由生活百多年的香港人自己也要被迫投奔怒海做政治難民。

幾年前香港電台曾做了一個節目回憶大饑荒的逃港潮說,分割深圳和香港的深圳河,就是中國的柏林圍牆。越過這道中國柏林牆從大陸逃香港就是投奔自由。

分割深、港兩地的深圳河,被喻為中國柏林牆,北面是共產主義,南面資本主義。50年前,數十萬計內地人不顧性命偷渡深圳河來香港,為的是逃避民不聊生的日子。照片:香港電台資料庫

而今天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對逃港潮還有另一個說法。1978年他當上廣東省委書記時,對逃港的廣東農民不無同情,說他們從社會主義的大陸逃跑到資本主義的香港,是在用腳來投票,他肯定逃亡者追求美好人生的自由意志。

今天象徵自由和和專制之隔的中國柏林圍牆已從深圳河南移到香港的南海海岸,本來自由的香港人已被圈進了中國的柏林牆內,而更悲哀的是,這道與自由世界相隔的牆不是一條河,而是茫茫大海,香港人要想如習仲勳所說的用腳來投票已難上加難。若思想開明富有同理心的習仲勳尚在人世,對香港人今天的處境,對12位投奔怒海而不得的香港青年,又會說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