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從北京到全國,從學潮到知識分子介入,再到市民聲援和參與,廣泛持久,轟轟烈烈,的確是史無前列的。我當時見證了青島地區從反對“四、二六”社論的大學生遊行示威,到大學生要求與政府對話和絕食抗議活動,直至六四屠殺後青島學生和市民的抗暴活動。在市民的參與中,青島“市民聲援團”是當時最先勇敢站出來的市民群體,他們舉著自己的旗子,每天到市政府門前聚集,參加靜坐,參加遊行,參加其他一些活動。
這是一個自發的、鬆散的市民群體,雖然站在他們旗子下的市民不是很多,但是他們凝聚了廣泛的民意,是當時家喻戶曉、倍受市民青睞和政府痛恨的一幫“牛人”。
不經意之中我發現了當時青島黨報的一次報導,原文如此——
蓄意制造青島動亂的非法組織
“市民聲援團”頭頭落網
本報訊:蓄意制造青島動亂,被市政府取締的非法組織“青島市民聲援團”頭頭楊跟東等六人近日被查獲歸案。
自詡“市民聲援團”總指揮的楊跟東,係市人民檢察院的幹部,因違法發紀再被審查期間,竄到社會,糾合一些社會渣滓成立了“市民聲援團”,到處遊行、演講、張貼標語,造謠煽動。6 月 9 日他在膠東路、熱河路口,拿出手銬恐嚇一位設攤出售冷飲的人,引起群眾義憤,當場被熱河路派出所抓獲,被市人民檢察院拘留審查。該組織頭頭邱豐磊(21 歲,男,市公交公司工人),5 月 19 日煽動、帶頭沖砸市政府,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該組織頭頭王福榮(女,26 歲,青島鋁制品總廠工人),夥同楊跟東與“青高聯”海大“自治籌委會”的頭頭頻繁串聯,共謀制造青島動亂,她時而混在海大學生隊伍里,時而帶領其“聲援團”到處遊行,呼喊反動口號,書寫反動標語等。他經常食宿於海大,多次參加“青高聯”“海大自治籌委會”的密謀。策劃強占道路,阻塞交通,造成城市癱瘓。她出謀:“要鬥爭到底,現在是鬥爭的關鍵時刻”“要到膠州路、中山路口堵截 2 路、5 路電車和其他車輛”,她還分工聯絡“社會力量”,網羅社會渣滓,擴充隊伍,妄圖制造更嚴重的動亂。青島教育學院總務處幹部楊建國(男,33 歲),他對“青高聯”海大“自治聯合會”的頭頭說“組織不要太亂,要好好組織,可以吸收青年教師、工人、擴充自治會籌委會,下邊也要有“自治會籌委會,這樣就形成了一層層的組織,就是楊海(指青高聯的頭頭),這一套人被拘禁了,還有學生出來領著幹,把運動引申下去”,他還說:“應該和北京有聯系”.“現在暴亂了,不知北京是什麽情況。領導(指頭頭)不要上街,在學校隱蔽起來”當他聞訊有的學生不想搞動亂時,煽動說:“歷史上的陳勝、吳廣,起義是死,不起義也是死,不如揭竿而起,你們要用這個例子去喚醒同學們.”現在的情況是‘動亂’這頂帽子……誰也跑不了”其用心極其惡毒。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發展總公司幹部張軍(男,24 歲)與“青高聯”頭頭炮制顛倒黑白、惡毒中傷、煽動打倒政府的所謂“告青島市人民書,並盜用其所在公司的四通打印機,覆印機覆印了數百份,交由“青高聯”的頭頭到處散發、張貼,在我市造成極壞的影響。這次被抓獲的還有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幹部陳蘭濤(此案已報到)
在這裡正告一切非法組織的的組織者及其頭頭立即到公安機關登記。徹底交代不法活動者,公安機關將予以從輕處理,否則,必將受到國法的嚴懲。
市公安機關還發現一個“全國工人聯合會青島屬會”的非法組織,其頭頭如不主動登記,公安機關將追查到底.(嚴法:青島日報:1989 年 6 月 18 日)
這篇報導是關於“市民聲援團”系列報道的文章之一,開始遊行處在合法階段,交通警察維持秩序,此時媒體似乎也賞識這種行為,有一篇基本正面的報道。此後幾篇則全是詆毀,記得“五、一九”前後有一篇報道說這個“市民聲援團”的三個主要組織者,有兩人有精神病,提請市民不要被精神病人忽悠。當年我無緣見識這些“病人”,出獄後卻是認識了其中大多數人,有的成為我身邊的哥們和朋友。
上邊提到了青島當年民運的不少“尖兵”,我順便梳理一下。
所謂“市民聲援團”總指揮的楊跟東
楊跟東,原名楊勇,文革期間改為楊跟東,(緊跟毛澤東的意思)大連人,出身軍幹家庭,復員轉業軍官。是文革後恢復公檢法機關首批到青島組建檢察院的檢察官。1989 年因為在辦案中違反相關紀律被停職。楊的確是“市民聲援團”的發起人之一,但並沒有自詡“總指揮”,尤其是文章中煞有介事的“拿出手銬恐嚇”的說法純屬烏有。當我就此問起他的時候,他一臉驚詫,因為他自始至終沒有看到這篇報道,他對於自己的“光輝”事跡也並不知道。
從上述的口氣中可以看出,楊的問題十分嚴重,這篇文章基本是要把他作為青島地區動亂的一個主要符號,意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看看,不僅是“總指揮”,還隨身攜帶手銬亂拷市民,在他的麾下還有邱豐磊、王福榮。在談王福榮的時候故意混淆了王和另一些人的關係,這就造成了楊跟東是“首惡”視覺效果。不要小瞧這個視覺效果,黨報是給領導看的,哪一位大官看到這個報道,一句嚴懲,楊跟東就夠他喝一壺了。當時,許多案子被重判,就是因為報紙的張揚和領導據此批示。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楊在檢察院鋒芒畢露,敢說敢言得罪了頂頭上司。
不過,楊跟東是幸運的,調他到青島來的某首長當時還在職,他父母的關係和能量還在,更重要的是他的活動有據可查都是在“六四”之前,六四前後幾天的“市民聲援團”活躍分子是陳延忠、史曉東、王福榮、吳旭升等人。這樣楊跟東最後居然與“市民聲援團”無緣,被以瀆職罪判了一年。這也算是一種吊詭吧。
楊跟東出獄後,嘗試著幹過一些事情,但是由檢察官到一個囚徒,巨大的心理反差和經濟反差導致了他的行為反常。志大錢疏,卻又無意專心做事,很快導致家庭破裂,妻女離去。此後靠父母接濟和低保度日,精神狀態長期不好,2007 至 2008 年之間曾經在我的個人書店幹了一年多,然後心血來潮,大把揮霍,很快把自己陷進困境,他這種間歇性的自我作踐,已經讓家人和朋友寒心,走投無路之際,據說 2008 年秋天已經再次入獄。我和朋友多次勸他,積累少許錢,以應不時之需,他卻多次說:有病了就去死,沒錢就去死,我也活夠了。對於這種接近精神病似的自虐狀態,我也只能是一聲嘆息!
所謂“該組織頭頭”邱豐磊
這個人我不認識,楊跟東的印象也不深,參加過幾次“市民聲援團”的活動。尤其是,在所謂“沖擊市政府”事件中,由於多人聚集,推搡擁擠之中,門前的大花盆被推翻砸了一個,邱首當其沖,於是被扣留,同時被扣留的還有兩人,但是不久被放出。他是青島市最早被抓捕的市民,因為他當時沒有被釋放。他被抓後,學生和和市民為此在市政府門前聚集,要求全部釋放被扣人員。邱後被勞教 2 年,現在情況不詳。
所謂“該組織頭頭王福榮”
王福榮的確是“市民聲援團”的主要組織者,是自始至終活躍在最前線的尖兵,她給市民也給組織參與者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舞。當時經常與王福榮一起活動的史曉東、吳旭升說起她來都肅然起敬。史曉東甚至說,找老婆就找王福榮。可是,我們出獄之後誰也沒有再見到她,史曉東找她做老婆的願望自然落空。
聽西鎮離她家不遠的一個朋友說:她被判了五年,在濰北勞改隊服刑。出獄後,精神錯亂,真的成了神經病人,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好的時候也偶爾在 2 路總站的小花園邊做個馬紮曬曬太陽。有人問起往事,她會像祥林嫂一樣地反覆嘮叨一句話:“真的,我不是造謠,死了很多人”
當年所謂三個頭頭,兩個有精神病的咒語,還真是基本兌現了。
青島教育學院總務處幹部楊建國
這是我的老朋友,是我在青島職工大學政治理論系讀書時的同學,從 1979 年就開始交往。楊建國也是軍幹出身,是一個言論狂放無忌,思維敏捷,但是語序混亂的善談者。他的思想較早的遊離在體制外,所以對我很欣賞,79 民運的時候,他很關注青島的民刊《海浪花》,但是沒有具體介入,雖然如此,最後還是為與我關系密切多少受了點沖擊。
89 民運的時候,他重點在海大活動,因為他的老師兼好友高某某、陳某某都是海大的講師。他在海大活動有一定人脈基礎。我是低調行動,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可是我在海大不能不碰到他,碰到他不能不交流,所以我的《討逆民之賊李鵬書》他有副本。他又是較早被捕的重要六四分子之一,我則在九月初被捕,此時他已經釋放多日。在預審中我懷疑是否是他出賣了我,他既是報紙屢次點名的“死老虎”,我遂經回避最後不能不涉及到他與他在海大相遇過。開庭後才知道,這是誤會,原來我是當時就被有關部門特別關注,海大保衛處對我文章的原件早就照了相備案。他說他自始至終沒有提到過我,而我卻提到了他,由此彼此稍有不快。後來他離開了學校,稱在某企業家雜誌青島通訊站做站長。
楊建國被關押二個多月沒有被判刑,是因為他當時在教育口,後來高層決定對大學生和教育文化口的六四分子不判處實際刑期,但是絕不啟用。當時海大的教師楊德才就是因為久久不給安排上課,自動離職下海的。
陳瀾濤
青島大學海洋系碩士研究生,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監測中心助理工程師,89 年 6 月 6 日,在青島街頭設置路障和公開發表 5 分鐘的演說,譴責當局鎮壓行動,並宣布退黨。6 月 12 日被青島市公安局拘留,7 月 21 日被正式逮捕,8 月 23 日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18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先後被關在北墅勞改隊和山東省第三監獄。是我的獄友,在獄中陳瀾濤留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每日苦學外語不止,他先後大約學了 7、8 門外語,此外還練練書法,由於老婆早有去意,從不帶孩子探監,十年來也不能與兒子見面。2000 年 4 月假釋出獄,隨即與妻子離婚,目前已經再婚並有孩子,2006 年移民加拿大。
陳延忠
一九六二年生,山東青島人,原在青島鋼銼廠保衛科工作。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積極參與學潮和“六、四”民主運動。是“市民聲援團”的主要組織者,也是“台東交通大隊”事件的主要組織者。直至六月五日、六日他還參加了大學生和市民的最後抗爭,與陳讕濤、張傑等人到四方機車車輛廠大門口宣傳鼓動工人罷工。幾日後即被當局逮捕隨後被以“妨害交通秩序罪”和“流氓罪”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山東萊西北墅監獄,是我的獄友,我們在同一個大隊關押過一段時間,他的社會關系比較多,經常有好吃的送進去,我們常偷偷打個牙祭。一九九二年底我們“煽動罪”的一班“反革命”遷至濰坊監獄服刑,他們一班“暴徒”則繼續留在北墅服刑。一九九五年他因患糖尿病等多種疾病被保外就醫,出獄後開一家裝潢材料商店,二零零五年病逝。陳延忠臨死前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六四平反問題。
張軍
此人沒有在北墅見過,也沒有在濟南王村見過,可見也沒有判刑和勞教。身邊朋友也沒有認識這個人的,具體情況不詳。
楊海
當時青島高校自治聯合會的主要組織者,海洋大學學生,青島人。在青島六四學運和民運的中作用重大。六月中旬被捕關押了 2 個多月,後因學生身份不受刑事處分,被釋放。畢業後到西安工作,在報社幹過編輯,也幹過個體。是西安著名民運人人士,一直與林牧先生密切交往。出獄後不久楊海即找到我,記得是為了給可以找到的青島的六四系獄人員每人 100 元的資助,這也是我們出獄後至今唯一收到的一份鵝毛薄禮。此後,我與楊海多年保持聯系,是所謂“民運圈”交往較多的朋友之一。
吳旭升
我的獄友,因為參加青島學運和民運的諸多活動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 12 年徒刑。上文所指的“全國工人聯合會青島屬會”是吳旭升等人當時的一個預謀,並沒有實際成立。但是吳旭升做的事情很多,他的案情也比較複雜,我們朝夕相處多年,他也不具體說,誰搞不清他的具體案情,或許也算涉及國家機他只說他有一個同案,是在軍事法庭判的。此案也只是預謀:據傳他們是要準備將炸藥放到吉普車上。然後吉普車開到市政府門口引爆。
轉載自《獨立中文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