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從北京到全國，從學潮到知識分子介入，再到市民聲援和參與，廣泛持久，轟轟烈烈，的確是史無前列的。我當時見證了青島地區從反對“四、二六”社論的大學生遊行示威，到大學生要求與政府對話和絕食抗議活動，直至六四屠殺後青島學生和市民的抗暴活動。在市民的參與中，青島“市民聲援團”是當時最先勇敢站出來的市民群體，他們舉著自己的旗子，每天到市政府門前聚集，參加靜坐，參加遊行，參加其他一些活動。
這是一個自發的、鬆散的市民群體，雖然站在他們旗子下的市民不是很多，但是他們凝聚了廣泛的民意，是當時家喻戶曉、倍受市民青睞和政府痛恨的一幫“牛人”。
不經意之中我發現了當時青島黨報的一次報導，原文如此——
蓄意制造青島動亂的非法組織
“市民聲援團”頭頭落網
本報訊：蓄意制造青島動亂，被市政府取締的非法組織“青島市民聲援團”頭頭楊跟東等六人近日被查獲歸案。
自詡“市民聲援團”總指揮的楊跟東，係市人民檢察院的幹部，因違法發紀再被審查期間，竄到社會，糾合一些社會渣滓成立了“市民聲援團”，到處遊行、演講、張貼標語，造謠煽動。6 月 9 日他在膠東路、熱河路口，拿出手銬恐嚇一位設攤出售冷飲的人，引起群眾義憤，當場被熱河路派出所抓獲，被市人民檢察院拘留審查。該組織頭頭邱豐磊（21 歲，男，市公交公司工人），5 月 19 日煽動、帶頭沖砸市政府，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該組織頭頭王福榮（女，26 歲，青島鋁制品總廠工人），夥同楊跟東與“青高聯”海大“自治籌委會”的頭頭頻繁串聯，共謀制造青島動亂，她時而混在海大學生隊伍里，時而帶領其“聲援團”到處遊行，呼喊反動口號，書寫反動標語等。他經常食宿於海大，多次參加“青高聯”“海大自治籌委會”的密謀。策劃強占道路，阻塞交通，造成城市癱瘓。她出謀：“要鬥爭到底，現在是鬥爭的關鍵時刻”“要到膠州路、中山路口堵截 2 路、5 路電車和其他車輛”，她還分工聯絡“社會力量”，網羅社會渣滓，擴充隊伍，妄圖制造更嚴重的動亂。青島教育學院總務處幹部楊建國（男，33 歲），他對“青高聯”海大“自治聯合會”的頭頭說“組織不要太亂，要好好組織，可以吸收青年教師、工人、擴充自治會籌委會，下邊也要有“自治會籌委會，這樣就形成了一層層的組織，就是楊海（指青高聯的頭頭），這一套人被拘禁了，還有學生出來領著幹，把運動引申下去”，他還說：“應該和北京有聯系”.“現在暴亂了，不知北京是什麽情況。領導（指頭頭）不要上街，在學校隱蔽起來”當他聞訊有的學生不想搞動亂時，煽動說：“歷史上的陳勝、吳廣，起義是死，不起義也是死，不如揭竿而起，你們要用這個例子去喚醒同學們.”現在的情況是‘動亂’這頂帽子……誰也跑不了”其用心極其惡毒。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發展總公司幹部張軍（男，24 歲）與“青高聯”頭頭炮制顛倒黑白、惡毒中傷、煽動打倒政府的所謂“告青島市人民書，並盜用其所在公司的四通打印機，覆印機覆印了數百份，交由“青高聯”的頭頭到處散發、張貼，在我市造成極壞的影響。這次被抓獲的還有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幹部陳蘭濤（此案已報到）
在這裡正告一切非法組織的的組織者及其頭頭立即到公安機關登記。徹底交代不法活動者，公安機關將予以從輕處理，否則，必將受到國法的嚴懲。
市公安機關還發現一個“全國工人聯合會青島屬會”的非法組織，其頭頭如不主動登記，公安機關將追查到底.（嚴法：青島日報：1989 年 6 月 18 日）
這篇報導是關於“市民聲援團”系列報道的文章之一，開始遊行處在合法階段，交通警察維持秩序，此時媒體似乎也賞識這種行為，有一篇基本正面的報道。此後幾篇則全是詆毀，記得“五、一九”前後有一篇報道說這個“市民聲援團”的三個主要組織者，有兩人有精神病，提請市民不要被精神病人忽悠。當年我無緣見識這些“病人”，出獄後卻是認識了其中大多數人，有的成為我身邊的哥們和朋友。
上邊提到了青島當年民運的不少“尖兵”，我順便梳理一下。
所謂“市民聲援團”總指揮的楊跟東
楊跟東，原名楊勇，文革期間改為楊跟東，（緊跟毛澤東的意思）大連人，出身軍幹家庭，復員轉業軍官。是文革後恢復公檢法機關首批到青島組建檢察院的檢察官。1989 年因為在辦案中違反相關紀律被停職。楊的確是“市民聲援團”的發起人之一，但並沒有自詡“總指揮”，尤其是文章中煞有介事的“拿出手銬恐嚇”的說法純屬烏有。當我就此問起他的時候，他一臉驚詫，因為他自始至終沒有看到這篇報道，他對於自己的“光輝”事跡也並不知道。
從上述的口氣中可以看出，楊的問題十分嚴重，這篇文章基本是要把他作為青島地區動亂的一個主要符號，意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看看，不僅是“總指揮”，還隨身攜帶手銬亂拷市民，在他的麾下還有邱豐磊、王福榮。在談王福榮的時候故意混淆了王和另一些人的關係，這就造成了楊跟東是“首惡”視覺效果。不要小瞧這個視覺效果，黨報是給領導看的，哪一位大官看到這個報道，一句嚴懲，楊跟東就夠他喝一壺了。當時，許多案子被重判，就是因為報紙的張揚和領導據此批示。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楊在檢察院鋒芒畢露，敢說敢言得罪了頂頭上司。
不過，楊跟東是幸運的，調他到青島來的某首長當時還在職，他父母的關係和能量還在，更重要的是他的活動有據可查都是在“六四”之前，六四前後幾天的“市民聲援團”活躍分子是陳延忠、史曉東、王福榮、吳旭升等人。這樣楊跟東最後居然與“市民聲援團”無緣，被以瀆職罪判了一年。這也算是一種吊詭吧。
楊跟東出獄後，嘗試著幹過一些事情，但是由檢察官到一個囚徒，巨大的心理反差和經濟反差導致了他的行為反常。志大錢疏，卻又無意專心做事，很快導致家庭破裂，妻女離去。此後靠父母接濟和低保度日，精神狀態長期不好，2007 至 2008 年之間曾經在我的個人書店幹了一年多，然後心血來潮，大把揮霍，很快把自己陷進困境，他這種間歇性的自我作踐，已經讓家人和朋友寒心，走投無路之際，據說 2008 年秋天已經再次入獄。我和朋友多次勸他，積累少許錢，以應不時之需，他卻多次說：有病了就去死，沒錢就去死，我也活夠了。對於這種接近精神病似的自虐狀態，我也只能是一聲嘆息！
所謂“該組織頭頭”邱豐磊
這個人我不認識，楊跟東的印象也不深，參加過幾次“市民聲援團”的活動。尤其是，在所謂“沖擊市政府”事件中，由於多人聚集，推搡擁擠之中，門前的大花盆被推翻砸了一個，邱首當其沖，於是被扣留，同時被扣留的還有兩人，但是不久被放出。他是青島市最早被抓捕的市民，因為他當時沒有被釋放。他被抓後，學生和和市民為此在市政府門前聚集，要求全部釋放被扣人員。邱後被勞教 2 年，現在情況不詳。
所謂“該組織頭頭王福榮”
王福榮的確是“市民聲援團”的主要組織者，是自始至終活躍在最前線的尖兵，她給市民也給組織參與者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舞。當時經常與王福榮一起活動的史曉東、吳旭升說起她來都肅然起敬。史曉東甚至說，找老婆就找王福榮。可是，我們出獄之後誰也沒有再見到她，史曉東找她做老婆的願望自然落空。
聽西鎮離她家不遠的一個朋友說：她被判了五年，在濰北勞改隊服刑。出獄後，精神錯亂，真的成了神經病人，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好的時候也偶爾在 2 路總站的小花園邊做個馬紮曬曬太陽。有人問起往事，她會像祥林嫂一樣地反覆嘮叨一句話：“真的，我不是造謠，死了很多人”
當年所謂三個頭頭，兩個有精神病的咒語，還真是基本兌現了。
青島教育學院總務處幹部楊建國
這是我的老朋友，是我在青島職工大學政治理論系讀書時的同學，從 1979 年就開始交往。楊建國也是軍幹出身，是一個言論狂放無忌，思維敏捷，但是語序混亂的善談者。他的思想較早的遊離在體制外，所以對我很欣賞，79 民運的時候，他很關注青島的民刊《海浪花》，但是沒有具體介入，雖然如此，最後還是為與我關系密切多少受了點沖擊。
89 民運的時候，他重點在海大活動，因為他的老師兼好友高某某、陳某某都是海大的講師。他在海大活動有一定人脈基礎。我是低調行動，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可是我在海大不能不碰到他，碰到他不能不交流，所以我的《討逆民之賊李鵬書》他有副本。他又是較早被捕的重要六四分子之一，我則在九月初被捕，此時他已經釋放多日。在預審中我懷疑是否是他出賣了我，他既是報紙屢次點名的“死老虎”，我遂經回避最後不能不涉及到他與他在海大相遇過。開庭後才知道，這是誤會，原來我是當時就被有關部門特別關注，海大保衛處對我文章的原件早就照了相備案。他說他自始至終沒有提到過我，而我卻提到了他，由此彼此稍有不快。後來他離開了學校，稱在某企業家雜誌青島通訊站做站長。
楊建國被關押二個多月沒有被判刑，是因為他當時在教育口，後來高層決定對大學生和教育文化口的六四分子不判處實際刑期，但是絕不啟用。當時海大的教師楊德才就是因為久久不給安排上課，自動離職下海的。
陳瀾濤
青島大學海洋系碩士研究生，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監測中心助理工程師，89 年 6 月 6 日，在青島街頭設置路障和公開發表 5 分鐘的演說，譴責當局鎮壓行動，並宣布退黨。6 月 12 日被青島市公安局拘留，7 月 21 日被正式逮捕，8 月 23 日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18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先後被關在北墅勞改隊和山東省第三監獄。是我的獄友，在獄中陳瀾濤留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每日苦學外語不止，他先後大約學了 7、8 門外語，此外還練練書法，由於老婆早有去意，從不帶孩子探監，十年來也不能與兒子見面。2000 年 4 月假釋出獄，隨即與妻子離婚，目前已經再婚並有孩子，2006 年移民加拿大。
陳延忠
一九六二年生，山東青島人，原在青島鋼銼廠保衛科工作。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積極參與學潮和“六、四”民主運動。是“市民聲援團”的主要組織者，也是“台東交通大隊”事件的主要組織者。直至六月五日、六日他還參加了大學生和市民的最後抗爭，與陳讕濤、張傑等人到四方機車車輛廠大門口宣傳鼓動工人罷工。幾日後即被當局逮捕隨後被以“妨害交通秩序罪”和“流氓罪”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山東萊西北墅監獄，是我的獄友，我們在同一個大隊關押過一段時間，他的社會關系比較多，經常有好吃的送進去，我們常偷偷打個牙祭。一九九二年底我們“煽動罪”的一班“反革命”遷至濰坊監獄服刑，他們一班“暴徒”則繼續留在北墅服刑。一九九五年他因患糖尿病等多種疾病被保外就醫，出獄後開一家裝潢材料商店，二零零五年病逝。陳延忠臨死前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六四平反問題。
張軍
此人沒有在北墅見過，也沒有在濟南王村見過，可見也沒有判刑和勞教。身邊朋友也沒有認識這個人的，具體情況不詳。
楊海
當時青島高校自治聯合會的主要組織者，海洋大學學生，青島人。在青島六四學運和民運的中作用重大。六月中旬被捕關押了 2 個多月，後因學生身份不受刑事處分，被釋放。畢業後到西安工作，在報社幹過編輯，也幹過個體。是西安著名民運人人士，一直與林牧先生密切交往。出獄後不久楊海即找到我，記得是為了給可以找到的青島的六四系獄人員每人 100 元的資助，這也是我們出獄後至今唯一收到的一份鵝毛薄禮。此後，我與楊海多年保持聯系，是所謂“民運圈”交往較多的朋友之一。
吳旭升
我的獄友，因為參加青島學運和民運的諸多活動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 12 年徒刑。上文所指的“全國工人聯合會青島屬會”是吳旭升等人當時的一個預謀，並沒有實際成立。但是吳旭升做的事情很多，他的案情也比較複雜，我們朝夕相處多年，他也不具體說，誰搞不清他的具體案情，或許也算涉及國家機他只說他有一個同案，是在軍事法庭判的。此案也只是預謀：據傳他們是要準備將炸藥放到吉普車上。然後吉普車開到市政府門口引爆。
轉載自《獨立中文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