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不僅是一紙對外宣言，它應當落實到生活中。
自由不僅是一種人生價值，它應當成爲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
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理想，它應當在實際中可以操作。
——作者題記
老英國在大西洋彼岸下了一個蛋。這只蛋孵出一個堅決要求獨立門戶的逆子。這逆子用槍炮說話，贏得獨立。此後立即遇到比獨立更為嚴峻的挑戰：自由的不堪。 獨立戰爭後的遺留問題導致的“沙伊斯反叛”（Shays’ Rebellion）在1787年2月被鎮壓，3月份徹底平息，5月，美國各州領袖在費城召開會議，並在期間和之後學習自我管理，實踐自由要義。無政府狀態是這次會議的背景，但是論及具體動機，不是因為他們擔心手中權力被老百姓奪走，而是因為由於沒有足夠權力治理內部問題。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象美國這樣，孩子獨立之後再造父母；草根茂密原野，遂大樹成林。
“43歲”黃金集團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北美大陸依舊保持著它的原始風貌：平原遼闊，山巒起伏，綠樹蔥蘢，海岸蜿蜒。四通八達的內陸鐵路交通還需要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飛機則需要更長久的時間才得發明。人們不會註意到，這片新大陸從南、北、西三個方向的道路和東部沿海區域，正有一些人持續地朝向東部海岸城市，費城，做長途旅行。他們乘坐四輪馬車海船或騎馬。一走就是許多天。
這是一批美國建國時期著名的人物，由五十五名來自新大陸十二個州（羅德島州除外）的人民代表構成。堪為北美這塊“迦南之地”來自東南西北各地的政治精英。其中八位是獨立宣言簽署人；幾乎全部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參與者；半數以上是第二次大陸會議代表或後來的國大代表；多數在本州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幾位曾任新大陸的歐洲外交官。除了少數幾位耄耋老者。大多年齡在20多歲到30多歲之間，平均年齡是43歲。這個“43歲”的黃金歲集團，不僅年齡覆蓋了人類的全部成熟期，而且智慧覆蓋人類的政治理性、經驗囊括歐美沖突、精神生命擁有完備的循環與代謝系統。他們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熟讀歷史或政治哲學，悉知歐洲人類文明和人性弱點。他們信奉古典自由主義，認爲那是憲法政治學的基礎，同時“懂得他們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追求自由生活而不惜離鄉背井的開拓者，不是追求權力和炫耀榮耀而尋求征戰的野心家。責任是他們行為方式的指導原則，意氣、虛榮、個人偏好不會影響他們在國家重大利益問題上的抉擇。他們奔赴費城，去開一個決定新大陸未來命運的大會：建立國家政治體系，創造一個地球上從未有過的新國家。
其中有幾位是中堅人物。喬治•華盛頓，55歲，一個篤信獨立與自由的農夫，在獨立戰爭與戰後失望於新大陸的無政府狀態，正式卸任公職，退守家園，回到他的弗農山莊（Mount Vernon）農場。這位美國獨立戰爭領袖畢生熱愛田園生活，只有在自己的農莊才會放聲大笑，切望成為“波托馬克河岸一名普通公民”。他把離開家鄉稱為“漫長痛苦的歲月”，無論多少軍威榮耀，“從來沒有斷絕過隱退回鄉的念頭”。他把國大聆聽自己的戰後辭職聲明稱為“偉大事件”：“使我能夠辭職的偉大事件終於發生了”。1783年和平協議簽訂，聖誕節前夕他說：他“有幸向國大致以真誠的祝賀。同時要求他們收回對我的信任，允許我不再為國家服務。”這位眾望所歸的將軍在自己農莊埋首農藝、園藝和建築，謝絕了所在賓州為他對新大陸所做的貢獻而向國大申請報酬的計劃，也謝絕了老朋友為他作傳的請求。但是，正如戰後辭任時，他無法拒絕紐約迎接他前去走訪的上萬民眾和繽紛煙火，當他最終接受友人的邀請，從持續觀註新大陸危機的憂鬱中再度出山，抵達費城會議的時，他無法謝絕費城為迎接他而鳴響的禮炮。華盛頓是新大陸的中流砥柱，美國人相信，他的到場是現實銜接歷史與未來的標誌，是獨立與自由之努力獲得成功的保證。
華盛頓抵達費城之後，第一件事是拜訪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美國科學家和重要的政治領袖富蘭克林81歲，是與會者中最年長者。他雖然年邁體衰，但是心智強健。後來成為唯一一位美國四份重要文獻，“獨立宣言”、“和平協議”、“美法聯盟協議”和“美國憲法”的簽署人。他在費城會議上扮演重要角色，是嚴重爭執中沖動情緒的冷卻劑和分裂危機的調解人。
與會者青年層中，必須提及的重要人物是36歲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早在獨立戰爭勝利不久，他就洞見新大陸危象，指出這個新國家的政治問題已經發展為商貿壁壘，他因而成為最早的建立中央政府的全力倡導者之一。他也是最終說服華盛頓出席費城會議的親密朋友。麥迪遜矮小而謝頂，靦腆而口拙，但是他思想敏捷，心智極高，言行坦率。他對歐洲政治文明諳熟於心，對從古希臘雅典城邦制到英國議會制了如指掌。因為有歐洲政治文明傳統之參照，他對美國的現狀和未來走勢認知清晰，與此相應，他對這次會議的討論議程深思熟慮。那個初夏的五月，麥迪遜第一個抵達費城，隨身帶了兩樣東西：一是他起草的關於美國政治體系的“維吉尼亞草案”，二是數百本英國出版的有關西方政治文明的書籍和文獻。趁會議尚未開始，他與另外兩位應他之約隨後提前抵達的維州代表商量並修訂了這個草案，然後，他屏息等待大會開幕。他準備向大會提交這個草案並回答所有與會者提出的任何相關問題。他確定，沒有任何一個州的草案會提出他將要提出的重大議案。事實上，他的草案成為會議討論重點，提升了費城會議的思想高度，決定了美國憲法的誕生，改寫了新大陸歷史進程。由於當時和後來他對美國法制建設的開山作用，他在這個國家歷史上有“憲法之父”之稱。
“暗箱作業”原則
熏風日漸的5月，當年簽署獨立宣言的費城議會廳（後稱“獨立大廳”）大門敞開，等待它的主人們。14號正式開會的日子，只有兩個州的代表抵達：維吉尼亞州的代表和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馬背交通，路程遙遠，長途跋涉，晝夜兼程。費城東北部的紐漢普郡（New Hampshire)代表一出門上馬，就是兩周的路程，而費城以南的喬治亞州（Georgia）則需要三個禮拜才能進入費城領地。大部分代表姍姍來遲，而且單騎孤旅，三三兩兩零星抵達。幾個月前“沙伊斯叛亂”的槍聲是無形的集合令，先行抵達的代表看似無人懷疑其他州各代表必將出現在會議大廳。
日復一日，十一天過去後，七個州——半數以上的州——的代表抵達，擁有表決權了。那是5月25號，他們決定會議正式開始。
會議作的第一個決定，是指定華盛頓做大會主席。第二個決定是指定維州、紐約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三位代表，制訂大會規則。
規則旋即通過，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對外嚴格保密，即今日所謂“黑箱作業”：會議期間，關緊會議大廳的門並由警衛把守，所有報紙記者不得入內，所有與會無關人員一概不得入內，代表不得在任何公開場合討論任何會議內容，當然更不許透露給任何自己的親朋好友。
費城會議的保密原則勢不可免地引起負面效果：首先是歐洲輿論茫然。猜測和謠言紛然而起。
新大陸的信息從來隨商船送抵歐洲，雖然慢，卻源源不斷。保密規則施行前，歐洲知道美國人召開會議，針對無政府主義狀況討論國事，華盛頓做大會主席。接下來，會議大門緊閉，代表們各個出入嚴肅，眉頭緊皺，對任何打探消息者，除了搖頭，一聲不吭。時間一天天過去，翹首待望而好奇的歐洲人就只有扳指頭數日子的份了。窮極無聊，歐洲人開始自己“開會”：新大陸那幫農民把自己鎖在北美大農場裏面，肯定正在討論關於如何確立一個國王，治理他們那片大陸上十三個州的問題。君主立憲比較合適。而共和政府只合適於治理小領土和小民族，例如瑞士，不合適北美州那大片的土地和那麽多獨立的州。有些歐洲人甚至順著這個思路，替美國人推測：究竟歐洲哪一位王子將應邀出任美國國王？大不列顛國王喬治三世之子弗裏德裏克·奧古斯塔斯（Frederick Augustus）還是德意志帝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的十三公子弗裏德裏克·亨利（Frederick Henry Louis ）獨立大廳對外越是杳然無聲，歐洲人越是吵得厲害。
費城無消息。小道消息不脛而走，穿洋越海，散布於新大陸。連飽受英國壓制之苦的一些美國人都相信，歐洲傳來的消息是真的。
除了日益逼真的紛紜傳說，還有批評。批評來自最權威的人士：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這位獨立意識核心人物當時正在法國出任特使，無法出席會議。他堅定地信奉言論和新聞自由，在遙遠的大西洋彼岸聽說了會議的保密規則，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怒。
一個關乎國家利益、民族命運的大會，一個制定國家憲法的大會，豈能容一小撮人關起門來、背著民眾，黑箱作業？！這樣的質問和義憤，天經地義，不容置疑。
然而歷史證明，這項保密原則不僅是正確的措施，而且是智慧的選擇。
四十多年之後，傑弗遜的知交，費城會議的中堅人物麥迪遜對費城會議的保密原則做出了解釋：會議的保密規則是為了與會代表暢所欲言，並在此前提下隨時修正見解，改變決定。如果大會對外公開，將不會有代表願意就已經發表過的意見作出修正，因為這就等於認可先前的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麥迪遜指出：無人願意公開承認錯誤，所以，如果會議內容對外公開，憲法大會必然失敗。等於說，如果從抽象的、脫離實際的自由觀念出發，愚蠢地恪守一時一地一人一嘴的自由，如果追求徹底的公開化和透明度，費城大會的憲法討論必將歸於失敗。
沒有疑問，抽象自由原則的勝利之下，具體立憲會議的失敗，將導致美國及其人民的真正的獨立和自由無從建立。
“暗箱作業”保證言論自由
自由不是產品商標，拿來貼上特定產品，即可證明貨真價實。自由乃是人類最深沈也最複雜的社會現象。由於人性的弱點，由於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由於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各種價值相互交纏，自由的兌現需要具體的規則實施保障。多年以後解密的費城會議記錄顯示，麥迪遜的解釋完全符合實情。
會議意義深遠、所議內容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前提。討論必須建立在必須徹底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所以，在保密規則制定之前，費城會議代表們首先確立的正是暢所欲言的辦法。不是一般意義的自由表達觀點，而是絕大範圍和尺度的人盡其言：任何代表，可以就任何議題，在任何議題期間，提出任何異議；包括就別人的意見提出異議，對表決過的議題提出異議，以及自己同意過的議題提出修正。一旦有異議，此項議題便需要重新討論，並重新表決。
正如維州代表大會提交麥迪遜起草的憲法草案時所言：“恭請隨意修改，但是務必充分討論”。費城會議就諸多討論過、表決過的議題重新討論、重新表決是家常便飯。很多議題不僅重新討論和表決，而是多次重複討論，多次重新表決。反覆討論、表決最多的議題之一，是總統產生的辦法問題。代表們在人民直選、立法機構直接指定和立法機構指定選舉人選舉產生三種方案之間，遊移不定。每個方案都經過了討論和利弊權衡，都進行過表決和再表決，做出過決定和再決定。大會全體代表就這一程序重複討論、重複表決次數，高達60次。
很難想象，設若沒有關門保密原則，允許新聞記者追蹤報導討論過程，在眾目睽睽、輿論紛紛的外界壓力之下，代表們能夠如此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並反覆權衡利弊，無所顧忌地自我否定，推翻決議，最終在各種意見基礎上，做出一個比較正確的抉擇。
虛榮心人皆有之。當眾認錯不是人之所長。鎂光燈下爭強好勝雖然愚蠢，對於一些喜歡自命正確的人在所難免。人非聖賢，除非刻意修煉，絕少有人能夠超越虛榮，忍辱負重。造物在天，只有上帝十全十美，“No one perfect”， 美國這些智者眼中的“人性”從來不是“高尚”、“高貴”、“高雅”、“純潔”的代名詞。宗教信仰傳統使得他們的人道主義深入骨髓、自由主義源自血脈，他們對人的理解、同情、寬容，是建立在眾人之上、一神之下之前提的。因此，他們洞悉並認可自身的缺陷。為了排除這類缺陷在費城會議的重大議題上形成幹擾，導致討論演為彼此兇終隙末，甚至落入快意恩仇的人性誤區，他們在確立了允許自我否定的規則之後，立即確立了保密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標誌。人類的智慧誠然在於認識自己的優勢並充分發揮，更難能可貴者，在於承認自己的劣勢，避免被它左右。費城會議代表們屏蔽眾目睽睽的監視，不是為了營私舞弊，而是為了保證追求真理，不走偏鋒。他們依靠制度依靠規則，不相信人性不依靠人性。保密規矩一立，人性弱點的用武之地從全美和世界舞臺縮小為費城獨立大廳內，無論發言議論還是舉手表決，真誠有了規矩做輔助，這些智商一流的人們坐在一起，可以摘下面具，廢置虛榮，凈化判斷力，從而廓清人性弱點的幹擾，充分履行自己作為各州代表的職責，以真理為唯一坐標，向著它持續而堅定地推進。比起高舉“人性”旗幟而無視自身人性弱點、習慣道德裁判卻無終極信仰、堅定追求自由卻無視典章制度、強化個人表達而輕蔑他人意志及整體利益的民主追求者，費城憲法大會代表們對“自由”這一價值的實踐，是有深意的。
費城大會言論的充分自由，還可以從下列實例窺見一斑：
紐約州代表亞歷山大·漢明頓（Alexander Hamilton）在整個會議期間發言極少。但是當新澤西州突然提出一個強調州政府權力，反對建立中央政府的提案，從而打斷了正在討論中的維州關於建立國家政治體系的提案時，他開始發言。他全力反對新澤西州的提案，同時建議強化賓州關於建立國家政治體系的議案。他建議全面削弱州政府實力，他實際上認為美國應該實行終身總統制，總統有權立法並不被推翻，他建議美國效法英國君主立憲制，贊美說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政體。
那是緊接周六新澤西州方案提上日程之後的周一。在那個禮拜開始的第一天，漢明頓獨自發言時間長達五個小時。他等於占用了大會整整一天的討論時間（除了午餐）。美國當時的主流意識對於“民主”（Democracy）這個概念的理解與今天全然不同。與當時的社會現狀緊密相關，這個詞匯的含義是“暴民裁決”（mob rule），相當於“無政府狀態”。但是對於費城會議的代表而言，漢明頓的發言意味著建議獨裁統治，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新澤西的提案被投票否決，漢明頓的建議，則連投票議程都沒進入。會議很快回到維州方案的討論議程。儘管如此，1787年6月18號那日炎熱的氣溫裏，這位老兄整整一天的發言，無人打斷，無人提問，無人不耐煩，直到下午四點，會議結束，決定次日繼續他們的討論。漢明頓作為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的助手，為美國獨立立下汗馬功勞。代表們的耐心固然基於對他個人的尊重和愛戴，但是洗耳恭聽他的荒謬言論並在氣溫炎炎、密不透風的獨立大廳裏堅持長達五個小時，不能不說是會議充分言論自由的表征。
暢所欲言意味著所有人的發言的權利獲得尊重。對於美國建國者而言，這是不言而喻的言論自由的要義。這意味著個人必須自律。
所有議題經過反覆討論、反覆提案、反覆投票。大會終於進入尾聲：“文本委員會”產生了；這個寫作班子把大會通過的23項條款綜合、歸納、整理完畢了；憲法文本 草擬完成了；署名的方式經過一番討論確定了；憲法的導言擬定並通過了。剩下最後一項程序，簽署文獻，然後會議就可以結束了。就在這個時候，出“妖蛾子”了。馬薩諸塞州代表內撒尼爾·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站起來發言。他很禮貌、很客氣，也很謙卑：
“如果不是太晚，我希望改變一項決議”。他想把各州每一位議員代表本州四萬人民眾的決定，改為每一位議員代表三萬。
那時沒有冷氣設備，會議從5月到9月，在炎熱的夏季不知所終地延續了整整四個月。遠程而來的代表與本州的家人失去聯系整整一個夏天了。無人不急著回家。而且，這個提議又要引發一次痛苦的爭辯。
一個人的自由言論實踐考驗多數人的言論自由理念。大會不僅接受了這遲到的發言，而且在討論結束之後，簽字程序之前，接受了他這項建議，順利通過改變原定的決議。
最先倡導支持這一改變的，是德高望重的大會主席華盛頓，而最後一刻發言提出這項改變的戈勒姆，大會“全體委員會”的主席（後詳）。雖然如此，沒有大會規定的各項規則和與會全體充分言論自由的理念，這項提議不可能出現，這項改變不可能落實。對於喜歡泛民主化的極權社會中的民主追求者而言（極權和泛“民主”化是一體兩面，相互轉化，二者均否定規則，對權力或絕對要求或絕對否定），這裏更為重要的啟迪是：規則是一切行為的前提，費城大會無人指責說，這項修正決議的建議之提出和通過，是由於兩位主席擁有（信譽）特權而導致的。
費城大會還確立了另一項論辯規則：由各州代表團構成的“全體委員會”規則（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即是說，在委員會內部，代表們的表決不被作為最終的記錄。代表們感到“他們必須首先自己內部達成一致，才能對外公布決議”。全體委員會規則下，代表們就可以充分發言討論，舉手表決，改弦更張，推翻前定，重新討論，再度表決。為使12個州代表參加的費城會議對外成為一個“全體委員會”，費城會議選出了自己的委員會主席，馬薩諸塞州的法官內撒尼爾·戈勒姆。美國歷史上關於費城會議規則的執行，有這樣的記錄：自從全體委員會確立，每天上午十點會議開始，大會主席華盛頓宣布，會議進入全體委員會程序。然後戈勒姆取代華盛頓，就坐主席席位，開始主持會議。每天下午四點討論結束，戈勒姆宣布全體委員會恢復大會程序。戈勒姆走下主席臺，華盛頓回到主席席位，宣布大會將在次日上午繼續舉行。費城會議為期四個月之久的討論中，這一程序的執行從始至終，一絲不茍。
費城會議的“保密規則”和“全體委員會”規則一直沿用至今。成為國際民主社會和美國民主政治生活的一項傳統。至今美國各屆政府的內閣成員向總統諫言，所議內容均有對公眾和新聞媒體保密權，除非特殊例外，甚至有拒絕接受國會調查或向國會作證的權利。國會聽證會，也有不對公眾和媒體開放的權利。全體委員會規則，則一般用於就權利法案問題的細節進行討論和爭辯。顯而易見，在民主政治制度前提下，這樣的所謂“黑箱作業”固然可能產生負面作用，因而自有弊端，但其宗旨和動機並不是為了愚弄大眾，而是為了執法者有足夠的參照和建議，履行自己職責；立法者有充分的表達和思考，制定最合理的法規。它多年的實踐也證明，這一規則是所有不完美的規則和最不好的方式中，最不壞的一種選擇。
“暗箱作業”保證大局穩定
獨立戰爭後，馬薩諸塞州農民面臨的具體困境並未解決。國內民眾情緒起伏，社會、經濟、政治矛盾激化。貧窮是革命的策源地。新大陸生機勃勃但是貧窮落後。激進主義、分裂傾向出現苗頭。新大陸雖然政府松散，但內外債臺高築，戰後無力償還，幾年後連本帶利高達共五千多萬美元。印第安人與新移民之間的矛盾難以調解；西班牙在密西西比河上設置的關卡以及國大對此的無能，引發當地喪失生存手段農民的嚴重憤慨；英國間諜介入新大陸內部紛爭，散布不滿情緒，並扶持不滿分子爭奪新奧爾良地盤；而西班牙則陰謀促使西部地區脫離聯邦，納入西班牙版圖。英國人遲遲不退出西部貿易關卡，伺機而動。
費城作為獨立宣言簽署地和憲法大會討論地，是歐洲矚目的海港城市。這裏各類人種交織居住，還有來自港口的各國海員以及內陸森林地帶的印第安人。這個城市是新大陸貧窮混亂的寫照：半數以上人口處於貧窮的邊緣。妓女充斥街頭，疾病蔓延，衛生設施簡陋，家庭暴力嚴重。下水管道裸露，蚊蠅相伴，充斥城市各個處。各色閑雜人等在被稱為“地獄城”的碼頭附近地帶消磨夜晚時光。費城的賓州政府建築，“獨立大廳”附近，有一座四層樓高的石頭建築，是關押各種罪犯的監獄。犯人們對著街道呼喊救助並大聲詛咒那些置若罔聞的過往行人。
費城的景觀不過是新大陸的無政府局面的具象化。代表們知道自己的對手英國並未真正撤離，其他歐洲殖民主義者們則興致勃勃，正拭目以待新大陸的笑話。任何大會的意見都可能引起國內民眾的嚴重爭端，導致更加嚴重的社會分裂。任何大陸的分裂，都可能被英國和其他歐洲殖民主義者利用來消解剛剛取得的獨立。大會如果對全國開放透明，不僅討論將複雜化，而且等於把新大陸推入更深的混亂，把機會拱手送給剛剛敗下陣去的英國統治者。無論有多少尖銳對立、幾可破裂的見解，他們對外必須整體一致，從而避免社會紛爭，國家分裂，外敵乘虛而入。——這便是大會的共識和嚴守機密、以整體陣容一致對外的前提。
“暗箱作業”記錄三十年密而不宣
即便會議結束，並不意味著新大陸危機的消除。在大會結束之後，討論結果以憲法草案形式公之於眾並進入各州審核通過的階段，而會議期間的各項爭端仍舊秘而不宣。
費城會議的討論情況的記錄有兩種版本。一個是正式記錄，是大會指定的書記員梅傑·傑克遜（Major William Jackson）做的。雖然有華盛頓的幫助，從後世觀點看，傑克遜的記錄並不全面也不完善。他只記錄了會議討論的少量細節，疏漏了大量信息。另一個記錄是賓州代表，賓州提案起草人詹姆斯·麥迪遜自發做的，這位後來成為美國第四任總統的不善言辭的青年人，詳細地記錄了會議全部發言。
費城大會結束，保密規則並未廢止。1878年9月19日，大會結束兩天之後，人們從報紙上看到了憲法的全文，但是全世界仍舊無緣獲知在長達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份文獻的誕生過程。
三十年之後的1818年，美國已歷經八屆總統選舉，歷任五位總統，正式的會議記錄才公之於眾。而麥迪遜那份更為全面的記錄，是在四十九年後才公布的。那時，這位後來連任兩屆總統的美國先知般的人物已經屆滿退任並與世長辭，新大陸已然度過了建國之初的陣痛，一個全新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正在這部憲法所保障的各項權利中勵精圖治，悄然崛起。憲法討論期間與會者所有的紛爭和矛盾，都已進入歷史；它的缺陷和不足，早已在四年後美國國會通過的“權利法案”中獲得彌補和修正。這份會議記錄的公布，向後人和歷史證實著前人艱苦卓絕付出和先知般的智慧，而不再構成對這個國家的騷擾，也失去了被它的敵人利用的外部條件。
與會者恪守“暗箱作業”規則
憲法大會結束時的情形並不輝煌也不浪漫，沒有奏樂也沒有歡呼。疲憊不堪的人們全無勝利的喜悅。對與會者而言，他們手中那份憲法文本的分量，沒有超過那幾頁紙的重量。有三位代表拒絕簽署，認為這部憲法不能獲得各州認可，或者認為雖然可能獲得認可，但將引發內戰；或者不滿意這部憲法在申明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的缺失。另有三位拒絕簽署的代表在簽署儀式之前，已經啟程回家。九位代表同意簽署卻未能簽署，也是因為他們在簽署之前已經匆匆離去，踏上回家的路程——簽署這份文獻遠不及提早趕回家去重要。
很多代表在情感上拒斥他們的心血之作。大部分代表認為這部憲法不可能獲得十三個州的認可並付諸實施。極少有代表意識到他們制定的這些法律條款將很快成為立國的基礎，幾乎無人料到他們創造的政治體系將在這篇廣袤土地上演化為人類追求獨立與自由的制度保障，更不會有人想到享有這個制度的國家子民，將賦予他們“建國者” ，（“國父”，Founding Fathers）的光榮稱號，他們的名字將因此載入美國和人類史冊。1778年的夏季氣溫持高不下，是40年來暑歲之首。會議一開始就進入激烈辯論階段。沒有預設的休會時間，無人知曉辯論何時終了，議題何時議畢，協議何時達成並不再改變。與外界聯系完全中斷。代表們是憑著理性和責任以及充分務實的態度恪守大會各項規章，履行自己的職責，最終完成自己使命的。
史家們認為，華盛頓對新大陸的危機感和他對會議的傾力支持，是大會頂住外界壓力和同道指責，保持最高規格機密狀態的要素。一個赤日炎炎的下午，討論結束，休會表決前，一向沈默的華盛頓突然站了起來，手中揚起一份文件，嚴肅地對與會全體說：這是一份遺失在議事廳的文件。他遺憾地發現有代表對保守大會的機密如此疏忽。他告誡說，如果會議情況捅到報紙上，將引起為時過早的猜測並擾亂人民平靜的心情。他說有人撿到這份文件交給了他。他不知道這是哪位丟失的。現在他把文件放在這裏，是誰丟的，請來拿取。華盛頓言畢鞠了一躬，拿起自己的帽子，徑直走出會議廳。華盛頓給文件丟失者留了足夠的面子：他不準備知道究竟是誰如此粗心大意。然而他失物招領的這段話、他肅穆威嚴的態度，仍舊使人們顯得有些驚慌。喬治亞州代表威廉·皮爾斯（William Pierce）聞言跟許多代表一樣，立刻把手悄悄伸進自己衣袋，他旋即變得忐忑不安：他的文件不在衣袋裏！然而當他走到桌前時，恐懼心理消失了：那份文件上的筆跡不是他自己的。皮爾斯回到寓所，在早晨換下的大衣口袋裏，找到了自己的文件。但是那份丟失的文件，卻無人敢於認領。皮爾斯作為當事人記下了大會這樁軼事，此事因之得以傳為會議關門討論，恪守保密規則的佳話，然而那位文件的丟失者卻至今沒有出現。丟失保密文件是因為疏忽，不敢認領則顯然因為羞愧過度。
整個夏季四個月一百二十天，很可能為了緩解艱苦辯論之後的疲憊和高度封閉狀態下的緊張，“代表們呆在私人房間，在這個城市的客棧……談話或研究對策以便消磨傍晚時光”，20年前的5月25日，費城會議正式開幕兩百周年紀念日，紐約時報記者威廉·史蒂文斯（William K. Stevens）在一篇報道中這樣寫道：“他們大量喝酒。一個12人的晚餐賬單，就包括60瓶葡萄酒。” 這位記者寫道：怪不得美國史學家們註意到，這個不大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再度看到的群體，他們的國父們，大都如此肥胖：“極少高過5英尺8英寸，但是大部分體重約200磅或更重。”
——後世出於尊崇和好奇，不斷研究費城會議上這55名建國者的各類特征。但是這55位被保密原則密封四個月之久的代表們，在全神貫註履行自己作為州代表的義務和責任之余，絕對不會想到他們的體重和身高，也會進入史學家的視野和筆端，成為推論那段神秘空白時光的材料。這是保密原則高度成功的一個後遺癥。代表們不需要創造未來的崇高使命感和宏大敘事的思維方式，就能夠遵守紀律，恪守職責，承擔責任，忍辱負重，而歷史往往是在這種務實態度和行為方式中創造的。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詹姆斯·麥迪遜。這位湛思通識的青年人，可能是與會代表中唯一一位充分感受制定憲法之歷史使命的一位代表，他“永遠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要做什麽，該怎麽做”。作為大會主要議題之賓州草案的作者，他是陳述和解釋那些條款的主要發言人，此外，他一刻不停地記錄發言。不是記錄要點，而是全程記錄所有討論包括那些重複的發言。他在會上以速記方式記錄，下午回到住所，別的代表喝酒聊天，放鬆大腦，他則整晚悶在屋裏，把這些速記文字用鵝毛筆整理成正式文本，形成完備的會議討論記錄。麥迪遜身高僅一米六二（五英尺四英寸），體重約45公斤（100磅），終生體弱多病，說話聲音微弱到難以與人溝通。可以想象，作為大會體能最差的一個代表，一天會議下來，他有多疲勞。沒有疑問，他是要給歷史留下一份可供研究的歷史資料。為此，他不僅拼體力，拼智慧，而且用心良苦：在記錄中，他對自己作為發言人的稱謂，不是第一人稱“我”，而是第三人稱“M 先生”（Mr. M ）；而且，他忠實地記錄了那些針對他的不友好的言論。他試圖創造一個中立的閱讀角度，以便後世讀者擺脫記錄者作為當事人的個人局限，站在局外，客觀冷靜地把握這些必將成為歷史的記錄。
麥迪遜不僅是憲法議案的起草人，也是兩年之後新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權利法案”的起草人。他悉知羅馬以來的歐洲政治傳統，對新大陸的地緣政治和位置擁有深邃的歷史眼光，他不可能不站在新大陸思想和意識的最前沿，不可能不懂得費城大會對於新大陸的歷史意義。雖然握有全部會議記錄，他恪守保密原則一絲不茍。傑克遜是對保密原則表示不滿的政治精英。麥迪遜與傑克遜是知交，友誼保持終生，僅僅保留下來的他們之間的通信就有一千兩百五十封。雖然如此，當傑弗遜從法國對費城大會提出批評時，麥迪遜在公開場合保持了長久的沈默。直到四十多年之後他才做出正式的解釋。而他的會議記錄，在後來他兩任總統期間完全可以公之於眾，用來證明他的智慧，用來建立他的舉國信譽，但是他持續保持沈默，直至1817年他卸任，直至1836年他辭世。麥迪遜沒有利用他深邃的歷史感建造自我炫耀的當代燈塔，而是用它埋下了這個國家崛起的未來基石。
麥迪遜不僅是在智慧上美國的先知，在道德修養上，也是這個國家聖賢。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睿智使他高屋建瓴般地站在社會意識前沿，成為歷史轉折點上的關鍵動力；作為一位政治精英，他的理性精神、務實態度、責任感以及誠信和無私，堪為美國民族在荊棘與黑暗中爭取自由與獨立的人格保證。
民眾的自重
美國民眾對即將決定他們命運的這次大會情況一無所知，不免猜測，甚至有些人相信歐洲傳言。但是在漫長四個月的時間裏，他們沒有刻意攻擊這五十五位代表的關門行為、沒有故意詆毀他們的人格，沒有懷疑他們在為國家效力，沒有懷疑他們將忠實地代表本州和國家的利益。1787年7月4日，美國迎來自己第十一個獨立日，大會休會一天。華盛頓率領全體成員出席費城教堂民眾的慶典。那是他們走出暗箱，與費城民眾歡聚一堂的時刻。在慶祝獨立的演說中，費城的發言人在公開演說，對這些終於集體露面、卻對會議情況三緘其口的代表們，發出了這樣信息：
“你們的國家人民正看你們，既滿懷焦慮又充盈希望。你們的國家未來依靠你們的決定。你們的國家相信，像你們這樣的人——在獨立戰爭中領導我們的人——將會懂得如何建立一個政府，造福於全體美國人民。確然，我們擁有懂得政府科學的人，能夠發現所有我們面臨問題的答案。確然，我們擁有創建一個政府的能力，從而保護我們所贏得的自由。”
暫時失去知情權而不能實施監督的美國人民，仍舊把希望寄托在這五十五位代表身上。這不僅因為他們是獨立戰爭的領導者，經過沙場考驗，而且這些人是他們自己親手選出來的。對他們的信任，等於對自己手中一票的信任；對他們的尊重，就是對自己的尊重、對自己意志的確認。
憲法在困境中終於誕生，共和制從紙面莊嚴落地。一百年後，美國以強國盛世之態在北美大陸崛起，取代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成為世界舞臺上的重心。美國人常說“願上帝保護美國”。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的國運，一筆一畫都寫在它的人民素質和行為裏，寫在它的領袖意志和責任中，寫在它每一次歷史的轉折關頭。
保密規則保證了制定憲法的討論在動蕩、敵對、危險環境中的暢所欲言，但是暢所欲言並不能保證憲法制定的最後成功。各有利益、各有見解的十二州的代表們，若要就新大陸的政治體制問題達成一致，必須各自作出讓步和妥協。這是對他們獨立追求和自由理念的嚴峻挑戰。不經受這致命的挑戰，不攜帶著痛苦出入這艱難的荊棘路，新大陸不會作為一個國家屹立在北美廣袤的土地上。事實上，費城大會多次面臨嚴重爭端，相持不下，幾近散夥。回顧這段歷史，人們不得不一次次回味華盛頓在散會後的慨嘆：費城會議法最終能夠就美國的政治體制達成協議， “簡直是一個奇跡”（見“解讀美國之三：偉大的妥協挽救危機”）。
2008年3月23日於美國
原載《人與人權》2008年5月號http://www.renyurenquan.org/archive.adp?issue_id=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