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全球汙染的主要責任國之一，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參與者。周勍是相關毛澤東文革紀錄片《我記不清了》和紀錄片《三門峽》的導演，後者講述了大壩工程造成的環境災難。
“在環境權方面，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政府管理不善。”，周勍是一位作家，也是中國參與人權保護問題的活動人士和紀錄片導演，他在談到北京在氣候和環境方面的責任時毫不拐彎抹角。他 1965 年出生於西安，1989 年因參與天安門事件被判入獄兩年，現居柏林，但繼續通過文字和影像關注中國，特別關注氣候正義。他的《民以何食為天：中國品食安全》一書和關於三門峽大壩災難的紀錄片中，都提到了這一點。為此，他將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多重經歷，帶到歐洲各地的大學和論壇。最近一次是在去年十月的世界氣候正義大會上。
以下是義大利雜誌《Gariwo》的盧克雷齊婭·戈爾丁女士（Di Lucrezia Goldin）對周勍的採訪
- 您認為中國對環境汙染有哪些責任？這對中國的人權有何影響？
（周）答：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中國的政府是個權力無限制且不被第二種力量監督問責的行政體系，而這個包山包海怪獸般的行政系統幾乎掌控者整個社會的資源，民間環保組織若要為改善環境盡點責任，得不到他們的認可也是很難施行的。那麼中國政府就要對環境汙染負全部責任，而中國政府的施政模式又是所謂的“集體領導，集體負責制”，換而言之就是環境汙染出了問題，體制內互相推諉，結果是誰也不用負責！
而這種施政不被監督且不透明的現狀，對中國人權的影響是致命且無處不在的。而更為可怕的是——由此導致的人權災難是任何人都會隨時隨地受到侵害，而這種侵害的到來不是靠因果，而是憑概率——碰上了算你倒黴，沒碰上就算你幸運。
- 您在紀錄片《三門峽》中說，”環境災難總是伴隨著重大的人權和人道主義災難”。您如何看待當今的這種狀況？環境政策對中國人權的最大威脅是什麼？
答：這裏套用中共的一句常用的術語“集中力量辦大事”，而其反面就是在不受監督的權力下，往往是集中力量辦成了——大壞事，這在中國的現實中隨處可見。當今習近平的權力較之的他的前幾任——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力更大也更為集中，而導致的災難也就更大，比如——新冠期間滿焊且殘酷的封城所導致無法統計的非自然死亡人數、股災和最近貴州山林大火被媒體刻意隱瞞……
環境對中國人權最大的威脅，就用中共自己對人權的定義“人權就是生存權”來講，其對中國人權的威脅主要表現在——1，食品安全監管不力，導致食品、水等日常生活必須品都得不到保障，何談生存權？2，中共對環境領域的鐵腕掌控，也剝奪了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和知情權，導致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惶恐且窒息的狀態。
- 中國的環境行動主義現狀如何？人們會為環境相關問題進行抗議嗎？我讀到很多年輕的活動家正在努力提高人們對環境相關災難的認識。這一點你怎麼看？
答：人們在環境領域的抗議活動，因為當局越來越嚴酷的打壓，顯然是越來越少了，比如浙江省寧波市2012年10月份要建造核電廠，當地有5萬人左右抗議遊行，導致了該項目停建。而昨天我看到了寧波又一核電廠開工，打電話去問當地朋友，他們竟然不知道此事。
我的不少朋友雖然在中共的持續打壓下，幾十年不間歇的默默從事環境領域的民間保護工作，他們組織有序，分布領域廣泛，也註意培訓年輕人，不斷吸收年輕朋友參，這種夾縫裏面求生存的精神是非常偉大的，可惜國際社會對他們關註和支持不夠。我一直認為在環境行動主義這方面的工作者，他們是在孕育著中國的希望和未來——集權社會破壞的是人的重要屬性——相互信任、組織和協調能力等，而這些民間的環保組織卻在工作中修覆完善著這些屬性，隨著他們在工作中服務的民眾認識您越多，這些被服務過的人就是將來他們參選時潛在的選票來源，而我堅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定會到來的。
- 根據您的經驗，中國人在談論環境問題時更關心哪些主題？(比如食品、水源保護，就像您書中提到的那樣？）
答：我曾開玩笑說過，中國人的宗教就是吃教，當然食品安全是民眾最關注也是最能引起共情的話題。而在實際操作層面來講，水資源、小動物保護和非物質人文資源領域參與和成規模的非政府組織更多一些。
- 你認為你還會回中國嗎？你可以回中國嗎？
答：2018年我最後一次回北京，我多年來拿的都是中國護照，現在柏林是藝術家居住的身份。我認為回出國是一個人天然的權利，我必須堅持這個權利。我也曾經在北京的海關被扣押下來機票作廢、不讓出國。也曾經在回國時被堵在海關1個多月不讓回國，理由是——外國那麼好，你就不要回來了。當然這是維護自己回國權利的代價，如果進出自由，中國就是一個民主國家了。
- 在你看來，哪些基建項目破壞了中國的環境？
答：套有一句成語就是“罄竹難書”了，總體來講，在不受監督的權力之下，越是重大的基建項目，對環境的破壞就越大，比如三峽水庫和遍布中國各個河流上的大小水庫，其環境災難已經在反覆重演著。在這裏我想著重談兩個領域——其一就是過度開發的房地產和中國大中小城市都熱衷上馬的地鐵項目。各地政府為了增加GDP出政績，以便官員自己升官發財，爭先盲目的上馬房地產和地鐵項目，而這些過度開發的基建項目，形成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攫取，必將導致整個環境生態的失衡。特別是中共當局在廣大農村推行的所謂”讓農民上樓工程”——把農民原本完好的土木結構房子推到，強制統一建成水泥結構的樓房，這既給農民的日常生活平添了不便，也破壞了中國延續千年的良性生態循環——土木結構的房子到來使用年限，拆遷下來的土墻是上好的有機肥料，而眼下遍布全國農村的水泥樓房若拆遷後就是一堆危害時間較長的建築垃圾。據中國住建部公布:中國建築平均壽命僅30年，年產數億頓垃圾。中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相當於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其建築將每年產生數以億計的建築垃圾，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環境威脅。而建築垃圾的數量已占到城市垃圾總量的30%～40%。據對磚混結構、全現澆結構和框架結構等建築的施工材料損耗的粗略統計，在每萬平米建築的施工過程中，僅建築垃圾就會產生500～600噸；而每萬平方米拆除的舊建築，將產生7000～12000噸建築垃圾而中國每年拆毀的老建築占建築總量的40%。
而據我的一位考古學家朋友講，這幾年來各地房地產開發和地鐵隧道的挖掘，對文物的破壞遠遠超過了十年文革的總和。
其二，在一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權力機制下，任何一個領域都會引發環境災難，僅以環保領域的一個重要類別動物保護來講，我可以舉一個驢子的例子——2006 年山東省的東阿阿膠廠啟動了阿膠文化營銷和價值回歸工程，在此後近 20 年間，阿膠提高價格近 20 次，在中國變身成為奢侈品。熬制一公斤的阿膠需要 2~3 公斤驢皮，一張整的驢皮通常為 3.5~4 公斤。中國每年的阿膠產量一種說法是 15,000 噸，另一種說法是 15,000 噸只是產能， 實際產量在五六千噸，後者同目前的中國毛驢存欄數和外界估計的中國驢皮進口量相吻合， 這意味著僅阿膠產業每年需要屠宰 200 多萬頭毛驢，毛驢的繁殖力在大牲畜中非常低下，母 驢懷孕期要一年以上，一次只產一胎。可阿膠帶來的驢價上漲，讓很多農戶卸磨殺驢，換取一次性利益，但破壞了中國毛驢的種群資源，存欄量從1990 年代初的 1000 多萬頭，占世界的 1/4，下降到 2014~15 年間的 500 多萬頭，近幾年更是下降 到 250 萬到 260 萬頭，可年屠宰量卻仍高達30 多萬頭，而每年需要進口驢的數量則是 200 多萬頭。
以巴基斯坦為例，原本巴基斯坦的毛驢數占世界世界第3位，2015 年巴基斯坦驢皮出口增了217%，還有13萬張驢皮被走私到中國，大量農⺠的毛驢被非法宰殺或者毒死，最終當年底巴政府全面禁止驢皮出口。目前全世界驢的存欄量估計只有 5,300 萬頭，2/3 在非洲、南亞和拉美的農村地區，而驢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農業勞動力和交通運輸工具。如果毛驢被偷或者 被賣掉後得不到補充，就會陷入貧困陷阱。但在利潤的誘惑下，偷盜和非法屠宰日益猖獗。 2014 年肯尼亞決定開設毛驢屠宰場對中國出口驢皮和驢肉，結果毛驢的存欄數量快速從 2009 年的 180 萬頭下降到 2017 年的 90 萬頭。目前按中國阿膠產業的需求規模，只會讓非洲驢群重蹈中國驢的命運。另據。總部設在英國的非營利組織「驢庇護所」（Donkey Sanctuary）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4400萬只驢中，每年約有180萬只因制造阿膠被殺害。
而在中藥中被視為養生重要補品、用驢皮制成的「阿膠」，很可能就是一個心理安慰劑，其所含蛋白與豬馬牛羊等動物皮無異。這確乎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驢之皮》素材——經過“國寶國粹”
-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汙染國之一。中國也是對可再生能源投資較多的國家之一。您認為未來這種情況會如何發展？您認為中國能否在 2050 年之前實現去碳化？
答：制度問題得不到解決，所謂的發展就無從談起，在絕對權力的加持下，一段時間可能發展的不錯，一夜之間就會變成負數。而至於 2050 年之前實現去碳化，那就是個神話或者笑話——在毛時代的口號是“15年內趕英超美”，結果是一年後就鬧出大饑荒，餓死4000多萬人。隨後的“198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習近平現在的施政目標卻是“脫貧攻堅戰”……記得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謊言治國，必遭報應》。
- 中國人重視環境保護嗎？或者您認為這是一個他們並不親近的話題？
答：是人都會重視環保，這是人性本能，和國界無關。何況中國一直就有“天人合一”的環保理念和傳統。之所以民眾避諱這一話題，全賴中共嚴苛的社會管控和無處不在的恐懼所致。中國民眾愛護環境並願意為之付出這點毋容置疑，而中國各地民間環保組織的堅持和努力工作就是明證。
（2024年3月19日米蘭《Gariwo》雜誌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