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嵐安 (William A. Callahan)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西東 (編譯)｜文化縱橫新媒體，賈筠 (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近期由劉慈欣作品改編創作的網飛版《三體》，掀起國外觀眾的觀看熱潮，但也有論者發問：中國在輸出一種什麽樣的價值觀？
本文作者柯嵐安是中國與亞太問題研究專家。近期他特意撰文，從科幻小說切入，分析中國的全球戰略。柯嵐安認為，劉慈欣的小說在敘事中顯露出某種“中國特色”的性質，而這種性質將影響中國對未來的設想，乃至影響全球秩序的塑造。他把其中包含的價值觀特征，概括為“悲觀的樂觀主義”、“新社會主義”和“天下”。
柯嵐安認為：首先，過去幾十年中國快速發展，中國人在享受國家騰飛的種種好處時，也伴隨著對未來無以為繼的憂慮。由此，“悲觀的樂觀主義”被編入中國科幻的敘事：中國人想要擺脫當前困境，改變焦慮狀態。其次，“新社會主義”也隨之而來：在中國人的腦海里，悲觀和樂觀、貪婪和慷慨、理性和感性等相互矛盾的概念處於並存和互換狀態中，並把矛盾視為動力。因此，當中國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質並駕齊驅之時，中國人並不執著於用一種解釋涵蓋所有內容，而是混合了相互矛盾的概念，使之鬆散地合作。再次，“天下觀”是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相對的一種設想，著眼於全人類文明。但他認為，天下觀背後也有著中國人的生存焦慮：在《三體》中，擁有高度文明的三體，無法與地球和平共處，地球被迫卷入“你死我活”的鬥爭。為了文明的存續和未來的和平，中國要先行鬥爭才能生存。
柯嵐安認為，劉慈欣的小說內含一種對科學和技術的推崇：不僅社會發展遵循科學，而且威脅全人類的政治問題也可以轉化成科技問題。他指出，在中國科幻獲得廣泛影響力之時，“科學至上”和“零和博弈”的價值觀可能會改變未來世界秩序，西方對此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須想辦法加以避免。從這一結論不難看出，柯嵐安雖然強調超越“二元對立”思維，實質上還是對中國價值觀作了窄化解讀，他把劉慈欣小說的價值觀加以拔高，並打上了“科學至上”和“零和博弈”的標簽，將其置於對立面來對待。這或許也代表了一些國際人士的典型心態。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世界權力的叠代與重組”系列之二，編譯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智庫（LSE Ideas）的中國前瞻項目（China Foresight）報告，原題為《China’s Global Strategy as Science Fiction》。由於作者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本文可能僅僅反映出局部信息，供讀者參考辨析。
在過去的十年里，東西方的專家均作出相似的判斷：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都在超越美國，並以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飛躍發展來佐證。但問題是，這種判斷十分線性，簡單地把過去的增長速度，推導到未來。1980年代，類似的線性判斷還指出，日本很快就會成為全球第一，我們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麽。當劇烈的變化發生時，比如“黑天鵝”事件或是新冠疫情，這種線性增長便被打亂了。
另一種判斷則依據“疏遠的實踐”（對，我是指科幻小說）來設想未來。在科幻所構建的極端背景之下，我們開始思考未來，並盡力到達或者避免故事所預設的結果。中國頂尖科幻作家劉慈欣認為（基於他的國內外影響力，我覺得他配得上這一稱呼），科幻小說是思考未來的一大素材，因為它需要你創造性的想象，並實踐性地從經濟、政治和文化角度設想新世界。不僅是小說家認識到了科幻對於未來的重要意義，在西方，許多軍事戰略專家也會基於科幻小說，超越對軍事武器硬實力的比拼，探討另一種世界秩序。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科幻可能會映射出、並且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戰略。
中國科幻與外交策略
劉慈欣的小說有廣泛的中國受眾，並在2015年以來收獲了大量國外粉絲。他的小說《三體》不僅贏得了世界頂級科幻獎雨果獎，還被列入了奧巴馬和紮克伯格的夏季閱讀清單。網飛監制了電影版《流浪地球》，並正在制作《三體》的連續劇。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贏得全球矚目之際，我們必須思考從中國科幻小說折射出的價值觀。
為了理解中國科幻與外交戰略的聯系，我們可以從如下三個維度觀察。當然，目前流行的範式是二元對立，比如中國VS美國、保守派VS改革派、樂觀主義VS悲觀主義、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等等。為了超越這種簡單的二分，我們嘗試總結出了三種特征：悲觀的樂觀主義、新社會主義和天下。
悲觀的樂觀主義
悲觀的樂觀主義，這聽起來有些奇怪，人怎麽能同時保持悲觀和樂觀呢？但這不是中國的獨創。在埃米爾·哈比比1974年的作品《悲觀的樂觀主義者賽義德的秘密生活》中，生活在阿拉伯-以色列交織環境中的人，很難做到天真的樂觀，也沒法絕對的悲觀。而在中國，這種矛盾以時間劃分：中國人自豪於過去的成就，卻焦慮這種增長無以為繼。往宏觀上看，近代被西方和日本欺侮的“百年國恥”（1839-1949）時不時浮現心頭；向微觀看，中國人想要改變，同時又害怕改變。積極和消極混合的情緒也反映在中國科幻角色里：他們想通過改變，來擺脫當前的困境，同時又為未來的後果感到焦慮。
悲觀的樂觀主義，也出現在中國較早的科幻作品里：在王晉康的小說《轉生的巨人》中，J國首富想要長生不老並且規避高昂的遺產稅。所以他通過種種手段，扛下了倫理壓力，在72歲高齡之時，終於將大腦移植到了一個無腦的畸形胎兒里。大腦的生物鐘被掰回起點，這位首富起碼可以再活一世，並且繼續運作他的公司。後來基因的自我調節，隨著生物鐘被打亂，事情的發展超出了控制。首富的身體不斷膨脹，成為一個高達六米的巨人。人們不得不把他安置到海洋中生活，以海水的浮力對抗他身體的壓力。但最後首富還是死在了海洋中，死在了他的排泄物里：他的器官還是被體重壓碎了。
我認為，這則故事側面反映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所謂暴發戶的無限欲望。於此同時，這種唯GDP論伴生了許多負面後果：首富最後生活在他的排泄物里，就像人們忍受著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空氣和水污染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寓言是從陷入多重矛盾中的醫生角度，來講述的：他抵抗著腦移植帶來的倫理壓力，被首富許諾的天價報酬誘惑著，同時忍受著他的財富和職業地位在最後一刻被奪走的焦慮——而這正是首富最後死亡帶來的結果。
這則小說有趣的地方，不止在於它的設想從理性出發，更在於它真的讓讀者體會到了醫生的矛盾：名利兩得的野心和名利兩空的焦慮。而其他作家則側重於探討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智商和情商兼得的需要。比如陳楸帆的《巴鱗》描述了一種奇特的生物，它能準確地模仿人的動作。在這則故事里，生物的移情能力被凸顯了出來，更延伸出：人的文明程度，是由人能否“從他人的價值觀和觀點思考”來衡量的。一些戰略家認為，中國人對“換位思考”的側重值得軍事上的重視。
我們能從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會把矛盾視作動力。在中國的科幻作品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悲觀和樂觀、貪婪和慷慨、理性和感性等等要素，是同時存在的，而且可以快速轉換。中國人並不執著於用一種解釋涵蓋所有內容。因為悲觀的樂觀主義要求人必須同時容納多種觀點，並具有同理心。
新社會主義
很多人說中國從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或者是後社會主義。我認為“新社會主義”更為恰當。荷蘭漢學家彭軻（Frank Pieke）提出了新社會主義的概念，以描述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現代性和社會主義現代性相融合的特質。新社會主義就像樂觀的悲觀主義，因為它混合了各個相互矛盾的概念，並使之鬆散地合作。
所以我認為，簡單地給中國下意識形態判斷，譬如將要“更社會主義”，或者迎來“自由民主”的轉變，都是不恰當的。新社會主義不屬於某種通俗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經歷、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組合問題和答案的更廣泛的思考框架，因此它也在解決問題或給出方案時體現出一種“中國特色”的性質。
從劉慈欣的小說里，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的外交戰略，因為從中折射出中國對人與技術的關係、人類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劉慈欣的小說，都顯露出對科學和技術的推崇。馬克思主義有時被稱作“科學社會主義”，因為它主張用科學方法理解經濟和社會。若是再做延伸，“科學性”不僅指科學，還指向理性、事實和道德上的善。劉慈欣的“硬科幻”小說，恰恰顯露出這一特質：他小心翼翼地遵循科學方法構建世界，高度忠實於已知的宇宙物理定律。
比如在《三體》中，三體人“對藝術和文學不感興趣，也不明白謊言或詭計”。在《流浪地球》里，故事敘述者的教育過程，只集中在科學和工程學上，藝術和哲學被視作“分心”而不被學習。
這兩部小說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性：它們都認定未來是科學至上的，科學的影響力將不只限於科學領域，也將左右政治的發展。比如在《流浪地球》中，正在膨脹成紅巨星的太陽，威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唯一的解決方案，是把地球變成宇宙飛船，帶著全體人類穿越銀河系。在這種極端背景下，所有政治路徑的解決方式，都以干擾計劃的形式存在，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只有技術方案：世界聯合政府將人類疏散到地下城市，並使用巨大的地球發動機穿越銀河系。而地球發動機沒有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動力，而是從地殼開采大量巖石來提供燃料。這是一種在西方讀者看來有些“奇怪”的解決方式：它不打算拯救地球，相反“啃老”地球以逃離太陽。而這似乎反映了劉慈欣個人的主張：他曾提及中國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放在太空探索上，而不是環境保護上。
對西方讀者來說，犧牲環境以拯救人類是奇怪的。更奇怪的是，他進而提出了犧牲人類以拯救人類的方案。當地下城無法容納全部人類時，他要求老人和弱者先行犧牲。但最為重要的是：劉慈欣似乎並不認為《流浪地球》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對他來說，可能這是現實的，因為社會的發展會遵循科學，即便科學摧毀了地球，進而損害了人類自身。
我必須指出，他的思維與許多反烏托邦科幻故事的作者不同。劉慈欣不害怕科學技術，因為他盡職盡責地將科技進步視為人類問題的答案。對科技的不加防範，也出現在了另一位中國科幻作家郝景芳的作品里：AI成為了三歲半男孩的保姆。在經歷了最初的尷尬後，他們玩的很開心，並且相互影響著對方的志向：男孩想在將來成為科學家，而AI學會了如何與人類做朋友。
從中國的科幻小說中，我們能一窺中國人是如何處理科學與人性、環境與能源之間的矛盾的，以及我們應當把大問題框定為“技術還是政治”的問題。劉慈欣提出了一種現今很流行的觀點：科學將拯救人類這一物種，即便副作用是摧毀地球和人性。
天下
第三個價值觀是“天下”，它超越了中國與美國的地緣政治，也超越了中國是否從“社會主義”轉向至“民族主義”的爭論，落在了更大的“文明”之上。“天下觀”不局限於中國的地理邊界，而成為中國設想一種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式。我們被告知，中國人設想的“天下”秩序比當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好，因為它“更和平、保障了普遍的安全和文明的活力”。而“天下”不僅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思想，中國哲學家趙汀陽更新了它，以解決21世紀的世界問題。“天下”讓我們從整個世界的角度，而不是個人或民族國家思考全球政治。
《流浪地球》也顯露出類似於“天下”的星球觀：讓人類存續的方式不是以單個國家或資本的力量制造上千艘飛船，而是讓地球成為全人類的飛船。這聽起來有點像中國的《全球安全倡議》：我們需要共同維護和平和世界的穩定……（因為）國家就像同舟共濟的乘客，共享著共同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美國科幻小說會刻意地強調多元，人性會體現在不同的種族、國籍甚至物種上。但中國科幻片則毫不避諱地將人性的弧光分配給中國人，而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人只是被動地幫助中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天下觀”，這種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靈感設想的全球秩序，通常與“失敗”的美國主導的秩序並列。
而《三體》小說也顯露了僵化的文化和身份概念：三體人不是作為不同的物種呈現，而是以一種不同“文明”的形式現身，而這與西方流行的“流動的現代性”觀念相左。劉慈欣創造了“宇宙社會學”加以解釋：“首先，生存是文明的首要需要。第二，文明不斷成長和膨脹，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 在這個仿佛只有零和博弈的體系里，地球始終處於生存焦慮之中，它要麽征服別人，要麽被征服。
對這部作品所折射的價值觀，我們用發問的形式以更好理解：知識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這是一個面向所有人開放的系統，還是必須在國家利益所定義的封閉系統里運行？
在《三體》這部作品里，三體人利用他們的科技限制地球上的科學進步。有趣的是，劉慈欣的方案強化了這種封閉狀態：他認為，解決困境的唯一方式是建立地球自己的封閉科學系統，而不是讓地球上的所有科學家們在一個充滿活力的開放系統里協同工作。
另一個點是精英與大眾之爭，“面壁者”的設定似乎認為大眾是不被信任的，或者說，民主將導向毀滅而不是生存。而故事里的人物不只是不信任民主，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在意政治，就像劉慈欣說的“政治正在腐蝕‘科學之美’”。
到此為止，我們與中國的分歧顯而易見了：其一，如今全球面臨的問題是要從個人層面，還是從國家、從文明、甚至從地球層面來理解？其二，我們究竟要從多元的角度，還是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其三，科學和知識是封閉的還是開放的？其四，這種價值觀所導向的未來，是否會使鬥爭成為常態？
結論
當我們從《三體》里的未來返回到現實之中時，不難看出中國對中美關係的態度：隨著貿易戰逐漸演變成科技戰，中國將自己視為與美國科學和文明鬥爭中的弱者。當然這種思維屢見不鮮，近現代的中國一直將自己視為軟弱和被欺負的。
劉慈欣的小說強化了這一觀感，而這些作品在中國和國際上的影響力，是我們無法放任不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小說里枚舉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也許會影響其外交戰略：依靠科學來解決政治問題，並將與“他者”的接觸視作生存所必需的零和博弈。我認為，我們必須思考避免這種未來發生的方法。
正如劉慈欣所說，“中國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國家。” 當中國科幻小說的設想超越了地緣政治二元論，開始思考人類與技術的關系，科學與政治的關系，並由此影響到全球秩序布局之時，我們也應該開始思考我們想要的全球秩序。
轉載自《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