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疑雲
當我們在談論“滎經慘案”或“五九大饑荒”時，首先應該聽取我們的“正史”——《滎經縣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對這件事的記載。但是，翻遍整部縣志，別說“大饑荒”、“五九事件”、“慘案”、“餓死”這些詞，就連那個慣常用的“非正常死亡”都沒有。不過，我們從“人口變動”（111頁）一節裏，可以間接了解一點相關情況：
滎經人口四年之中從123717人突然銳減至69656人的原因，《滎經縣志》是這樣解釋的：
“1959—1962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生產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劇下降，出現負增長。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別減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長呈負值。”
這段話裏的“減少”、“生活受窘”是什麼意思呢？今人懂的不多，後人必定如睹天書。既然羅列了59、60兩年各自減少人口數，為什麼不列61年的呢？這樣行文，無異於鼓勵人們去瞎猜！
滎經人都知道那三年餓死了許多人，但又都不知道具體餓死了多少人。那不是一道簡單的減法運算題，因為減少的不全等於餓死的，另外，這三年不可能一個也不生。所以，只要那“死亡檔案”堅不解密，堅不“以正視聽”，你就只能推算。多年來，民間最流行的說法是 “少了一半”（語出廖伯康、閆桂芳），也有“四萬七八千”說（見附錄余習廣研究），還有“31759”這一落實到個位的說法（秦啟華、趙增齡）等等，然而這些都是“推算”，哪怕你算得與那秘藏的數據暗合，也作不得“準數”。既然推算既複雜又不作數，本書就不再作無謂的“哥德巴赫猜想”。反正，五萬也好，三萬也罷，甚至一萬吧，本質上有什麼區別嗎？何況，秦啟華老師本人就參與縣志編撰，他也在我面前苦苦推算，可見縣志編寫人員的無奈與委屈，也可見保衛這個數字背後勢力之非凡。
半個世紀以來，對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最權威的說法是“三年自然災害”，但《滎經縣志》沒有采納這種說法。在“自然災害”一節裏，它完全排除了滎經那三年遭災的可能性：
“從1951——1980的30年中，縣城四周農村在1969、1978、1979發生過春旱；在1968、1976、1977的9月和1964、1979年 的10月出現過綿雨，共五次。”
以上記載證明：即使幾次氣候小失調也與那三年大饑荒無緣。
滎經過來人都說，那幾年根本就是風調雨順，以致茂盛的鵝香草救活了許多人。還說，當時倉庫裏堆放著兩千多萬斤糧食（見余習廣采訪黃世雄，以及鄭年鈺、田久芬等的回憶文章），這就更加讓外地人、後來人讀不懂這部“正史”了——又是風調雨順，又是大量存糧，那為什麼還餓死那麼多人呢？
疑問與探索
民間質疑之聲一直就不斷，只不過官方不理會而已。可是2002年底來了位外地人胡昌升，他是個愛看書的縣委書記，他也看不懂那反常的人口曲線，更看不懂什麼“困難、受窘”，於是發問，並要求給歷史一個清楚的解釋。這個來自本地最高領導的破冰之問，終於把大饑荒擺上了桌面。縣政協作了積極回應，專門組織了討論、下發了文件，征集知情者們的回憶錄。這個文件發到滎經一些註冊的民間社團。我作為“淺草文學社”的註冊人兼主編，曾邀集了社內老先生們就此專題進行座談。
此前，盡管滎經人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場合都可以毫無忌憚地談論大饑荒的話題，但在官方話語平台、公家文件、紙面媒體、會議桌上，對“59年”、“餓死人”這類詞語，卻一直諱莫如深、高度敏感。
記得“文革”初期，在“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聲中，滎經曾出現一個群眾組織叫“五九吶喊”，出過油印期刊《五九吶喊》。該組織的觀點認為：滎經大饑荒慘案的罪魁禍首是李井泉，而被法辦的滎經縣委書記姚青、副書記高萬壽，以及幾百個基層幹部只不過是李井泉的替死鬼。一度成立的“滎經縣革命委員會”還把姚青拉回來做縣革委主任。遊行的時候，我看見他端著鋪有紅綢、墜著流蘇的縣革委“印把子”托盤，愁眉苦臉招搖過市。然而，一來“文革”本就不是老百姓玩得起的“造反”遊戲；二來姚青的酷吏打手嘴臉在滎經形同閻羅，實在不堪東山再起。那場鬧劇很快謝幕，“五九吶喊”及其刊物也很快夭折，最終沒有像貴州“遵義事件調查團”那樣給歷史留下豐富的文獻。而“餓死人”仍然是一塊不能踩的雷區。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思想松綁，禁區縮小，人們重新對“實事求是”燃起奢望。幸存者們的余悸逐步消退，本來就不可能洗白的記憶開始再度顯影，真相掙紮著浮出水面。創刊於1988年的《淺草》以詩歌的形式零星記錄了一些這方面的傷痕。
成書過程
2005年，《淺草》開始刊登詩歌以外其它體裁的作品，反映大饑荒的文字終於忍無可忍、突錐而出，引起滎經人共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杜治中的《左禍肆虐的年代》、童梓平的《我所親歷的“五九事件”》發表（本文後來發於《炎黃春秋》），並上傳網絡，引起極大反響。這兩篇直率詳實、幾乎無所顧忌的血淚控訴，震撼了無數讀者的心。對進一步拆卸思想桎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投稿的人漸多，日積月累，這個專題的文章頁碼逐漸增厚。
另一方面，由縣政協文史委主編的《滎經文史》第八集（2005年出版）刊登了3篇，第九集（2008年出版）登載了20多篇有關大饑荒的文章。這種來自官方的肯定態度，使這些敘述者（他們大多數還是“淺草”文學社社員）更加擺脫了顧慮。應該說，《滎經文史》第九集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較大推進，從而使大饑荒的整體輪廓、內在因果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但無論是《淺草》還是《滎經文史》，采取的都是守株待兔的消極辦法——坐等那些既是親歷者還得是有文化、能寫作的人來投稿，而把整個慘案的控方主體——大多數農民遺棄在外了。不少幸存者如今七八十、八九十歲，又基本上是文盲，困居窮鄉僻壤，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采擷他們的血斑淚痕。即使知道，也不能形諸筆墨前去投稿。眼看這一代身受最慘烈禍害的“活口”即將辭世殆盡，卻無人去傾聽、記錄他們最後的聲音，真是曠世遺憾。
一些外地來滎采訪的學者將鏡頭和麥克風直接伸向這片盲區，使上述問題得以改善，並優化了本土研究者的思路和手段。2012年余習廣、石豐綱等人，用攝像、錄音的方式實錄這個龐大主體的聲音，向主動搶救歷史真相跨出了一大步。他們不拘形式，在田地裏、道路邊、家門口、村鎮上、農家樂等地，看見六十歲以上老農便隨機采訪，總人數達到221人，覆蓋了全縣23個人民公社、81個管理區、128個生產隊，收集整理了非常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本書采集了以上各家的部分成果。書中的全部文章或發表於《淺草》、或《滎經文史》、或個人通過實名認證的博客。
匹夫無責卻有情
面對滎經當代史第一大案，我們所寄望的正史豈止是語焉不詳，簡直是形同空白。五十多年過去了，難道那幾萬活活餓死的人命，在歷史上就這麼不值一字？這簡直是滎經人的恥辱！
孔子指導我們：“禮失而求諸野。”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民間野老，讓幸存者的敘述來填補那段慘白的歷史，讓這些親歷者的證言能對將來重新修史者有所裨益。本書盡可能羅列事實，盡可能避免分析論證，更不期望滿足讀者所有的提問。
匯集整理出版本書是童梓平先生多年堅定不移的主張，老先生今年86歲，在滎經奮鬥了60多年。他說這是他在有生之年必須完成的最後一個任務，也是他貢獻給滎經三年大饑荒受難人民的最後一份祭品。哪怕阻力再大，哪怕砸鍋賣鐵，也義無反顧。
由於童老年事已高，不能具體操作編輯，於是邀我協助，我當然義不容辭。熱心襄助的還有：劉建松不僅裝幀設計，還慷慨解囊；年過八旬的陳昌明老師親自從雅安給童老送來他的紀實名畫《往事》（封面）；杜治中為封面題字；賴夏初和曾海軍為錄入校對付出了不少精力，等等。大家覺得，不能在當年那些餓殍的墳頭添一抔土，潑一碗水飯，總該為他們半世紀無聲無臭說上幾句人話吧？
如果滎經再來一次人為大饑荒，而我在餓死之列，那麼，我敢肯定，連我的後人都會說：“窩囊廢，活該！”
阿 寧 2013年1月7日
轉載自《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