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先看官方情況。
在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計劃和切實的軍事準備下（76000軍人嚴陣以待），開槍的命令竟沒有人執行。——為什麽當遊行隊伍逼近時，從嚴陣以待的軍隊，到嚴陣以待的萊比錫市政府，再到德共中央，最終都拒絕開槍？
拒絕開槍這一抗命行為不是東德黨、政、軍的統一行為，而是由下而上，先後、分別、獨立完成的。首先是軍隊面對遊行隊伍拒絕開槍，接著是萊比錫市政府面對遊行隊伍決定不開槍，最後是德共中央決定不開槍。具體的描述是：10月9號，德共四十周年紀念日的第一個禮拜一，傍晚六點，拒絕官方嚴重警告和威脅的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抵達人流最大匯聚地萊比錫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沒開槍，不少軍人扔下槍支，接過蠟燭，加入了遊行隊伍；接著，傍晚7點，遊行隊伍按原定路線來到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史塔西總部所在的黨部辦公大樓。這裏與火車站軍人一樣，機槍已經就位樓頂。市委第一書記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再度撥通柏林電話，詢問無果。之後他擅自作出決定：不開槍。遊行隊伍路過了黨部辦公大樓繼續前行，人越來越多，直到傍晚7點30分，東柏林德共總部打來電話，克倫茨下達決定：不開槍，避免與人民發生沖突，撤離所有軍警武裝。——是什麽導致軍警、市政府獨立作出決定不開槍？又是什麽導致德共中央最終決定不開槍？
萊比錫市委第一書記哈肯伯格做出不開槍決定並非他的個人意志，此前他兩度電話柏林請求具體指示：開槍還是不開槍？——其實指示早已做出，但是所有人都認為責任重大，事到臨頭必須再度請示——他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於是他征求在場全體黨委成員意見。他得到的回答明確而急切：不要開槍，而且要撤下軍警。——為什麽市政府全體成員能夠做出如此違背德共中央命令的決定？北京市政府面對此情境，能獨立做出這樣的決定嗎？
中國八九期間有「四君子」，肩負起軍隊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使命，在最後一刻使大部分學生得以安全撤離。東德大遊行期間也有一組人，號稱「六君子」，其身份之組合被稱為「全體人民微縮版」，他們也是自發聯絡而成，使命是呼籲官方與民間「非暴力」。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全體人民微縮版」有半數（三位）是萊比錫德共政府在職官員：文化局長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鮑莫爾特（Jochen Pommert）。其他三位，一位是神學家，一位是音樂指揮家，一位是演員。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直接呼籲周一遊行者和安全部隊謹慎行事。——在八九學運期間，中共內部沒有如此關鍵的、銜接政府與民間的省部級在職官員，暗中不妨有，但是沒有人像萊比錫市政府三位官員那樣站出來，成為君子，「敦善行而不怠」的真君子。
面對四十周年德共大慶活動和教會組織的每周一遊行，信誓旦旦要以天安門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居然被迫辭職了，黨內的壓力顯而易見。昂納克還是這樣一個人：他熱愛德國古典音樂，是德國著名指揮家、東德八九民運「六君子」之一的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的私人朋友。二戰後，東德交響樂團被安置在動物園附近，大型動物的吼叫成為交響樂團的每日伴奏，為了避免在國際社會持續丟臉，昂納克居然接受指揮家馬祖爾的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我國」有這樣的熱愛文化而且是自己古典文化並與異議人士保有如此私交的最高領導人嗎？
再看民間力量。
與八九年的遊行隊伍不同：直接引發柏林墻坍塌的萊比錫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是從教堂裏走出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基督徒除了關心自己死後升天，是否關心地面的事情？
從八十年代開始，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活動不僅傳道講述聖經教義、天國秩序，而且直接討論社會問題：自由旅行、生態環境、拒服兵役、軍事化教育等，教堂討論對外開放，吸引萊比錫各界非基督徒人士每周走進教堂，抒發己見。這所教堂由此成為東德唯一的言論自由場所，也成了抵制洗腦，啟迪民智的「雅典學院」——中國的基督教會有可能達成這樣的功能嗎？
東德教會對專制的抵抗活動始於1982年的教會每周祈禱活動，持之以恒，後發展為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遊行。——中國的抵抗運動是否有這種不計功利、不計成敗的精神本錢？是否能夠做到持之以恒？
從教堂走出來的和平祈禱遊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領導權掌握在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克裏斯蒂安·弗瑞爾(Christian Führer 1943-2014)手中。他不斷遭受迫害，但行動堅持不懈。——中國的政治生態能產生這樣的牧師嗎？
1989年10月9日，東德建政四十周年大慶那個禮拜一，當局傳訊了弗瑞爾牧師在內的所有神職人員，發出明確的開槍鎮壓警告。全城已經武裝戒嚴、軍警到教堂抓人打人、醫學界接到通知準備血漿、屍體袋，幼兒園接到通知提前收園……柏林方向開來的軍車在道路疾馳，幾十萬軍隊嚴陣以待，所有人都在知道他們正處在某種巨大事物的邊緣。徹夜未眠的弗瑞爾牧師依然決定周一遊行照常進行。責任重大，他親自領隊，面對萊比錫火車站的槍口，隊伍沒有停止，沒有掉頭。按照八九新論者們的標準，這一行為比之中國八九學生絕食和不放棄絕食，更加激進。弗瑞爾牧師本人認為他受到中國八九民運和平理性行動的鼓舞，所有東德民意和世界輿論都認為，這是大無畏的和平理性的行為。與中國不同的在於，東德沒開槍，中國開槍了。怎麽理解弗瑞爾牧師帶領信眾、迎著槍口遊行的決定？輿論譽他為「最優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對他評價是「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是因為他們勝利了。假若他們失敗了，如中國一樣被槍彈鎮壓，德國和文明世界的輿論會將如何評價弗瑞爾牧師？道德良心的標準是否能夠依據成敗得失下進行調整？弗瑞爾牧師是不是應該關閉教堂大門，只身一人去面對軍警槍口？果然如此，會有遊行人數當天和以後每個周一幾何級數增長，直至柏林墻在11月9日坍塌這回事嗎？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中國民運被槍彈鎮壓的1989年6月4日，波蘭民運在自由選舉中獲勝：波蘭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團結工會取得壓倒性勝利：在開放選舉的261個參眾兩院席位中贏得260席（眾議院開放選舉的161席的全部和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在隨後的大選中，工會主席瓦文薩當選民主波蘭首位總統。這一天由此成為波蘭乃至東歐的公民權利日。
關於波蘭，有幾個相互關聯的事實意味深長，第一，如前述，波蘭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第二，波蘭是歐洲也是苦難最為深重的國家。第三，苦難波蘭的反抗屢戰屢敗，但是屢敗屢戰——波蘭民族經得起失敗，守得住自由信念和抗爭意志。
1939年，波蘭民運勝利的五十年前，德蘇兩國入侵瓜分波蘭，打響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第一槍，波蘭成為歐洲倒在強權下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由此拉開這個國家近代苦難的序幕，也奏響了波蘭堅持抵抗的序曲。流亡海外的波蘭人在倫敦建立流亡政府，波蘭國內的抵抗力量轉入地下。一年後（1940）蘇聯在卡廷森林秘密屠殺波蘭軍人戰俘、知識分子、警察等精英兩萬兩千人，意在根除波蘭復興的載體和希望。1944年，弱小的波蘭在德國侵略和蘇聯控制野心下，奮起發動華沙起義，迫使德軍一度撤退，但因蘇軍突然停止支持行動，導致德軍重振旗鼓，起義堅持63天，慘遭失敗，一萬八千軍人陣亡，超過二十五萬平民喪生。德軍死亡一萬七。這是歐洲二戰中最大的一起抵抗運動，也是最大的失敗運動。失敗當頭，波蘭不標榜勇敢和犧牲，不鼓勵怯懦和退縮，不以成敗論對錯，不轉嫁強權的罪惡，流亡政府和國內抵抗力量相互配合，他們沒有因為失去戰鬥的意志。
圖： pomagam.pl
波蘭1956年波茲南事件紀念碑，又稱雙十字架紀念碑。碑上的數字代表在那個數字的
年份所發生和失敗的抵抗運動。沒有十字架的民族能夠讀懂這樣的祭奠嗎？圖片選擇網絡
二戰結束，納粹失敗，蘇共得逞，波蘭苦難沒有結束，抵抗行動持續，被鎮壓而失敗的結果如影隨形，從五十年代起，針對共產極權統治，波蘭歷經了數次失敗的抵抗：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被鎮壓失敗、 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0年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6年反抗在鎮壓中失敗，直到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有高度組織的500廠家大罷工在嚴重爭議中局部勝利。波蘭民運總是從失敗中再次站起來，直至1989年6月4日大獲全勝。如果鄉愿是波蘭大腦的指揮棒，如果每次抵抗都患得又患失，那麽每一次失敗都有無數理由停止鬥爭，每一次抵抗都方便產生事後諸葛亮告訴你你錯了，又錯了，你總是錯，每一次反思和總結都能成為這個民族倒下的絆腳石，每一次努力和犧牲都有政治正確的理由遭到指責。假如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波蘭。
波蘭這個彈丸之國，人口不到四千萬的民族，偉大之處正在於超越世俗功利，不以人生歲月長度衡量生存意義，頭頂的星空是他們精神的高度。這樣的民族，會在失敗中堅持到底，哪怕失敗連著失敗。因為成功只需要一次，而十字架的高度能在它到來之前，看清失敗的意義。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