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
關於波蘭民運的勝利，有幾個基本因素不能忽略：首先是波蘭的反抗行為有延續性和繼承性。早在五十年代，波蘭農村就普遍不滿波共政權，團結工會運動興起後，產生了團結農會和團結學生會運動，這個國家的抵抗奴役運動四十年來，歷經數次挫折和失敗，其相關的信息、資訊和經驗卻沒有被切斷，不像中國，在嚴密的資訊封鎖中，八九民運不知七九民運的存在，七九民運不知（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存在，被鎮壓的法輪功不知道此前中功（中華養生益智功）被鎮壓，中功不知此前無量中國民間會門道門組織被取締，都以為自己是苦難的開端，反抗都起步於自發，都沒有經驗可循也沒有繼承性。波蘭的抵抗運動承前啟後，接連不斷，步步為營，而不必每次總是從零開始。
第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高潮期間，成員總數多達一千萬，占波蘭人口的27%，其主要成分是天主教徒和異議人士，是波共黨員總數的四倍。三，而羅馬天主教信仰者約占全國人口88%。只有2%的人不信神。二戰和冷戰均未將波蘭民族這一精神資源消滅，天主教在工人和農民中擁有廣泛影響。中國，沒有獨立工會生存的空間，基督教三自教會服從共產黨領導，家庭教會屢遭打壓不成陣勢。本土傳統文化不論優劣統統遭到踐踏，孔孟之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治國原則和「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人格道德——被當作封建糟粕大加撻伐，這面批判旗幟下聚集了共產主義堅決擁護者、極權主義的堅決反對者以及虔誠的基督徒。百犬吠聲，其勢也洶洶，卻極少有人翻開過孔孟著述，哪怕一本，讀過一次。
再往深處追究我們會發現，波蘭團結工會成員和波蘭信仰人口的可觀數量，均受到另一重要事實的激勵，就是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當選。七九年六月波蘭出身的約翰·保羅當選為教宗後不久就訪問故鄉波蘭，抵達華沙機場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波蘭土地。教宗對故鄉的愛，點燃了波蘭民族傳統信仰的熱情：全國教堂鐘聲齊鳴，萬眾祝福之聲響徹波蘭。即便嚴密控制，仍有四十萬人聚集華沙廣場，舉起手中自制的小十字架呼喊「我們要上帝！」教宗沒有號召人民反共，他號召波蘭人民站起來，做有尊嚴的人。他不介入政治，卻挑戰無神論——這其實是最大的政治——他告訴信眾：「領導波蘭明天的是基督耶穌。」隨後九天，波蘭沸騰如海嘯，數以百萬的波蘭人民從各地步行跋涉、露宿道途，趕來覲見他們的教宗，追隨他在波蘭的腳步。直接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活動的人數高達一千三百萬。
教宗的任命和到訪，接續了波蘭深厚的天主教傳統，直接推助了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鼓蕩起抵抗奴役者的勇氣。歷經了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 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1970年抗議事件、1976年反抗運動的連續失敗，教宗到訪之後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波蘭抵抗運動掉頭走向勝利，先是1980年代500廠家大罷工取得局部勝利，期間再經挫折，最終在1989年在自由選舉中顛覆了共產黨政權，取得完全的勝利。團結工會運動領袖瓦文薩是當然的天主教徒，他感慨說，如果沒有約翰·保羅二世，波蘭的變化完全沒有可能。這是苦難最深重最漫長，抵抗最英勇，失敗最慘重，勝利在東歐各國中最先到來的波蘭的故事。
其後當選為民主波蘭首位總統的瓦文薩認為：促成波蘭共產黨垮台的因素「百分之五十歸教皇，百分之三十歸波蘭人民，百分之二十歸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百分之八十的波蘭人相信，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團結工會的成立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崩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戈爾巴喬夫則說，「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而時任波蘭內政部長的基斯紮克（Czeslaw Kiszczak）針對波蘭即將開始的自由選舉，意識到共產黨即將被選下台，他後來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當時猶如引頸待宰的羔羊」。語言是思維的工具，顯示價值觀念。在西方，「羔羊」一詞是聖經用語，源自古猶太教的贖罪祭祀，在新約約翰福音中，耶穌被尊為神的羔羊，指他以完美無缺代人受過贖罪。一個共產黨的內政部長使用聖經概念描述自己的命運，側面說明，共產主義思想和理念甚至在波共官員中也沒有取代天主教傳統成為意識深處的主宰。
這讓我們想起1989年東德那則巨幅標語：「教會，我們感謝你！」 這幅標語在柏林墻倒塌之後，懸掛出現在聖尼古拉教堂所在地萊比錫城市的高樓樓壁上。
德共自己總結的教訓則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這是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的政治遺言，他死於1990年4月20日。
民情是一個國家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所導致的相應的社會風俗和習慣，作為一個民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基礎，民情也是其特定文化的核心。托克維爾實地考察美國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維護，有三個依據：地理環境、法治、民情即基督教信仰。他認為其中民情所起的作用最重要，「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們開發的」，他指出：由於美國人民全體努力做到政教分離，使得「宗教在美國發生強大影響」，使得民情成為「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證」，這一富於啟示性的觀察，揭示了一個國家的民情在這個國家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以地緣文化而論，東歐是歐洲近代自由主義傳統和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冷戰結束後，尤其近十年以來，歐洲社會基督教信仰在穆斯林移民人口及其價值入侵中式微，已經引起西方知識界文化學者們的嚴重關注，盡管如此，如今回首冷戰歷史，「基督教的道德直覺在塑造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之起源的話語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 《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這一結論不是推理不是邏輯，是經驗性事實。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我們就從東歐抵抗暴政的歷史中讀到這樣的信息：整個歐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使用「獨裁」「野蠻」詞語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相提並論的，是宗教界領袖，匈牙利紅衣主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他因此榮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 。
冷戰歷史證明，基督教不僅是抵抗共產極權的重鎮，也是抵抗納粹極權的基地：從集中營拯救兩千五百名猶太兒童，被以色列稱頌為猶太人母親的艾仁娜·辛德勒是波蘭天主教徒，刺殺希特勒未遂而死在納粹獄中的迪特裏希·朋霍費爾是牧師，起草《巴門宣言》使七千天主教徒脫離「亞利安條款」的卡爾·巴特是神學家，獨立記錄德國宗族歧視與迫害歷史的馬爾加·謬是助理牧師，在蓋世太保眼皮底下組織營救猶太人並為此獻身的法學家弗蘭茲·考夫曼是基督徒，還有我們熟悉的那位在集中營寫下誠懇懺悔《我沒有說話》
馬丁·內莫勒是牧師……。（他的懺悔如今成為被奴役者自我懺悔的鏡子，他懺悔道：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在萬眾一心的德國國家民族主義狂熱中，在人民俯首稱臣希特勒，連教會也把十字架換成希特勒像的日子裏，德國唯一奮起抵抗的還是教會——「懺悔基督教會」。
不同的民情對同樣事物反應不同，波蘭人民也曾被迫揮拳舞掌表示順從強權，一旦重新點燃信仰之光，他們揮舞的是十字架，要求服從的是上帝。而當反抗的時候，他們只對上帝負責而不計成敗得失，不屈服於成王敗寇的世俗理念。而我們知道，世上唯有不計成敗得失的持守，有望沐浴勝利的曙光。建立在民族整體信仰基礎上的公共意識，豈是權貴思維可以理解和瓦解的？建立在終極關懷上的抵抗，豈是聰明的策論夠能勾兌和左右的？
一個國家民族的民情，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信念或信仰，一種普遍認同的道德原則與之相應的生活習慣。它不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階級分野，它超越政治身份和階級成分，它制約無權者，也制約權力階層，它是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心靈狀態，對許多重大行為形成制約或指導作用，這是民情涵蓋政治思想並比政治思想更深刻之處。
民主國家的民情，作為一個國家的公共意識，通過立法建立秩序，通過政府執行管理，通過司法實行監督。極權國家的民情，在與之敵對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以榮耀簽署斑斕的空氣」（斯蒂芬•斯彭德詩句）。所以，盡管從蘇聯到東德，從蘇聯到中國，意識形態甚至連街道樓房結構外觀都極為相似，但由於東歐各國的民情與中國民情不同，其極權主義與中國的極權主義也因此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潛藏在人性深處，在重大事端上可以超越黨派功利。這種超越，在八九年的東德表現為德共政府與軍隊的離心行為：
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在下達「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命令後，竟迫於德共內部壓力而辭職（對外稱病）；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在接到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後，事先就考慮後果，做了那個清晰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萊比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面對迎面而來的遊行隊伍，不僅沒有開槍，很多居然扔下槍支，接過蠟燭，加入遊行隊伍；柏林，接替昂納克的德共總書記克倫茨遲遲不回覆萊比錫市政府是否開槍的問詢電話；而萊比錫政府黨委面臨人數眾多、步步逼近市政大樓的遊行隊伍，全體一致反對開槍並要求撤下軍警；市委第一書記面對拒不服從警告的遊行抗議民眾，竟然抗命不開槍；最終，柏林東德中央打來電話，給的明確指示居然是：不開槍，撤軍！
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其大致原因除了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反對繼續武裝干涉東歐內政這一信號產生的條件反射，那個無形的來自人性深處上帝的聲音，尚未從黨的喉舌中退出，良知尚存，權力的邪惡程度受到遏制。而東歐社會主義垮台，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原因，如衛星國蘇聯的政治松動；有領袖意識的導向作用，如戈爾巴喬夫的銳意改革；有梵蒂岡羅馬天主教的助推，如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巨感召力；有冷戰對手美國富有柔韌度的強硬政策，如裏里根和肯尼迪兩位總統在勃蘭登堡門西柏林墻一邊傳遞的載入史冊的信息。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簡單化的類比是，聖雄甘地為印度獨立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抗議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取得了勝利，但是如果抗議的是中國極權主義，其勝利是難以想象的，因為甘地取得的勝利不僅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議方式的勝利，也是大英帝國民情中自由主義傳統的勝利。
中國民情無法與東歐民情相比，中國異議力量擁抱西方自由主義，是政治文明轉型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但若論精神資源、非工具理性的心靈力量、抗衡唯物主義無神論、拜金主義和徹底世俗化的原動力，中國則既無本土薪火，又無西方燭光，可謂兩手空空，幾乎一無憑藉。
十，八九民運遺產：自由魅力與精神日出
人類對於真理之領悟，只在稀有的一剎那，這領悟的一剎那卻是永存的……。
——林語堂
中國民族自古崇尚實用理性，吃苦耐勞、勤奮謙卑、省吃儉用、柔順固執、麻木不仁、含蓄隱晦、因循守舊、知足常樂……所有這些「國」字型的品格，都是從現實碾磨出來的生存本領。這種狀況也反映在西方人和中國作家筆下，從十九世紀的西方在華傳教士，到二十世紀民國時代中國本土作家，在描述中國民族性情個性時，面面俱到，卻均未提及這個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對現實功利的超越性。這種千年以降的傳統與儒家的入世傳統相關：「子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過就如同猶太人被納粹屠殺六百萬之後對上帝的質疑一樣，他們吵來吵去吵的依然是上帝的話題（上帝對約伯是否公平？為何讓他——猶太人——飽受摧殘？），也如同俄羅斯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本土的東正教傳統派與西化派之間的爭辯一樣，爭來爭去爭的依然是精神麥加問題（獲得世界還是獲得靈魂？），傳統文化中的國人性格，子雖「不語」，不語的是「怪力亂神」；因為不能「事人」，所以進一步不能事的事鬼；生無所知，所以更不能知道的是死。怪力亂神、人鬼生死，都是終極關懷的問題，因為不知，所以不提，而並非不信，也並非不承認其存在。國人不仰望星空，不是否認星空的存在，而是因為看不懂星空。
及至近代西馬東來，中國易幟至今近七十年，強權不容任何「不語」「不事」的鬼、神、人、生、死這類形而上的話題存在，意識形態徹底異化為眼不見不在，耳不聞不存的唯物主義。一門心思修理自家田園的庶民，由此淪為「一九八四」紅色莊園裏的動物，伺候溫飽成了生命目標。怪力亂神人生人死的形而上探索徹底出局，頭頂的星空隱去。從前人們知道自己存而不論的東西一直在身邊、在頭頂，現在淪為動物般存在的人們，已經遺忘了自己所不知道的是什麽、生命中的空白的是什麽、失去的是什麽。
這種徹底世俗化的狀態，體現在所有相關的文論和記述中，朝野上下，海內海外，從自由世界到言論禁區，談論中國問題，從經濟到政治，從生態到心態，從歷史到現實，從風俗到習慣，犖犖大觀，卻涉及國人精神層面的極少，只有中國當局的相關號召除外，他們的號召是「清除精神汙染」（1983）。「人把什麽當神，就呈現什麽精神面貌」（史鐵生語）。當全球（69億人口中）84%的有宗教信仰的人類平日發誓、庭上承諾時要手按神的經卷時，七十年以前代槽圈裏的國人發誓賭咒則習慣性地依憑一具肉屍——「向毛主席保證」，八十年代以後，則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叢林中打滾，把錢奉若神明。
誰都知道，人類物種並非只是物理的、生理的、甚至心理的存在，作為高級生命物種，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質。中國的靈性被西方糟粕馬列主義毒害，再被被柴米油鹽醬醋茶閹壞了嗎？作為民族整體，中國的人生難道只配在「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之間輪轉，在毛澤東一窮二白的均貧窮和鄧小平發家致富的求奢侈中循環嗎？國人還有能力追問意義，關懷終極，追尋社會正義和真理嗎？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皇城北京人們的性格幾乎在一夜之間萬古一新。這不是一個人的現象，不是幾個人的現象，甚至不是某個群體某個階層的現象，這是全體現象——如同神跡，環顧歷史，思之驚詫。
這種變化首先起於青年學生群體具體的政治訴求，即刻躍變為整體民意出人意料的表達。
下面是我1989年4月22日夜晚在人民文學招待所附近新街口的親歷和感受：
大街上隱約傳來口號聲。奔出門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過遊行隊伍。北大、人大、清華、北師大、政治學院、北航、民族學院、……隊伍秩序井然，緊靠馬路右側，外圍是手拉手的學生糾察隊。毫無疑問，這既是出於維護交通的考慮，又可防止別有用心者混進隊伍。標語口號表達了心聲:「耀邦，我們來送您了!」「耀國興邦、英名永垂」、 「打倒官倒、清除腐敗」、「人民警察愛人民」、「愛國無罪」、 「我們要民主、要廉政」、「對話」……。
一幅巨大高聳的標語牌由十幾名學生分組擡著，由遠而近，上面鮮明醒目的大字宣告的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遊行隊伍都從這裏通過。前不見首後不見尾，浩浩蕩蕩。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年輕的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真正的「人」的大軍。
1989年的「五•四青年節」，長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卷，遊行隊伍不見首尾。 攝於1989年5月4號，選自《獻給自由》(同上圖)。
我沖出人群，站在遠離圍觀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動的淚水。卻發現朦朧街燈下，口號聲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湧來另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人民。
老百姓裏三層，外三層，平日裏事不關己的冷漠神情一掃而去。他們伸出V型手勢向學生示意；舉起自制小牌子「大學生萬歲!」「你們辛苦了！」向學生致敬；他們和學生一起呼口號，並自覺地協助糾察隊維護遊行隊伍的秩序。
「你急什麽? 等這截過完了你再過」，一位中年人對一位推自行車的青年人說。
青年人更加抓耳撓腮:「我是想到馬路當中送他們一程，這邊全是人了，人行道騎不成。」
馬路當中，正有一個龐大的市民群眾自行車隊與學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沒見人家手拉手攔著哪!」
隊伍接近西四，圍觀群眾的情緒和人數已遠遠超過了學生。人們將人行道欄桿上的交通標語折隱前一半——「高高興興上班去」， 剩下後一半——「平平安安回家來」——高高舉起向學生們示意。
人民是學生的後盾，是學生的家，這半句話寄托了北京市民的擔憂和關切!
我跟隨這支不見首尾的人流走到西單，已經人山人海。人們站在人行道、街道、巷口、商店，站滿過街天橋、十字路口，擠滿停泊路旁的公共汽車窗口，萬頭攢動，舉起的手臂如林，鎂燈閃開，口號聲如大浪卷潮。
5月4日，全世界矚目的中國青年節日，進入廣場的幾個口都有警察攔路把守，汽車不准進，自行車、三輪車、平板車、童車……舉凡有軲轆的都不許進。但是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徒步湧向廣場，從幾個路口魚貫而入。陽光燦爛，晴空萬裏，旗幟招展，字幅聳立，標語獵獵，另一部分「人民」大規模地出現了，他們是中央直屬機關的隊伍、國務院下屬部委的隊伍、各民主黨派的隊伍。這些人中共的幹部們年復一年出入刁鬥森嚴之地，衣冠楚楚、舉止娖娖、不茍言笑、四平八穩，今日竟從灰色形象中顯露原型，走上街頭「犯上作亂」，表達真實心聲了。……
接下來的那天下午，整個廣場人群突然向東面傾斜了過去！順勢遠望，一個巨大橫幅上 「首都新聞界」五個大字格外醒目。這是中國人中一組特殊的人群，他們被組織約束成中共的喉舌，謊言和洗腦的利器，這日他們幾乎傾巢出動了：《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科技日報》、記者協會……。他們舉起的大幅標語一舉否決了自己四十年的工作，消解了自己所經營的全部文字：「我們要講真話，別逼我們造謠」、「開放報禁」、「新聞自由」、「新聞改革」、「我們不是傳聲筒」……。
八九學運以無以倫比的道義力量，開啟了紅色衙門這道鐵幕，展露出諸多普通官吏的良知，但是最讓我感動的依然是數以百萬計的北京市民。他們的現身，展示的不僅是正義的政治訴求，更是這種訴求所激發的愛和責任。
靜坐期間，北京市民自發地給廣場學生送水送粥，絕食期間，他們日夜在廣場外圍守著學生；戒嚴令下達之後，他們擋在廣場地鐵站的每個進出口；戒嚴令執行了，他們分頭到北京近郊去阻攔軍車，５月２１日，他們在豐台阻止了大約兩百輛向北京行駛的軍車。不僅攔車，而且給被蒙騙的軍人講述幾周以來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不僅講真相，還給軍人們送水送食物……。
我在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上，再度體驗了人民仁愛、責任、天下一家的境界。廣播車要號召人們阻攔進京的軍車，我在廣播站幫忙數日，此時與另一位女學生一起上車，繼續肩起的播音員的職責。這輛中型面包車載著我們和播音器材從天安門前上路，沿西長安街向西到西單，再向南到宣武門，再向東經前門到前門東大街，經崇文門、東單繞回廣場。車一上路就引來了大批騎自行車尾隨的民眾。《告全市人民書·保衛天安門》，廣播稿每念一句都引起熱烈的反響；每結束一次都引發爆竹般的掌聲。打開車窗探頭張望，就會聽見下邊群眾的回應:「放心吧同學，有我們呢」，「我們這就去」，「決不讓他們欺侮你們」；從車窗伸出手去，就會被許多手握住；向車外征集寫文稿的筆，立即有數支筆從不同的窗口遞上，接過一支，其他人依然說「拿著吧，備用！」打開敲響的車門，抱上來的是大箱飲料：「天兒熱，你們放著喝。」軍車強行向東進入西長安街時，他們在十里長街設置路障；裝甲車沖擊路障強行推進同時大開殺戒，他們以卵擊石英勇抗擊直至流血犧牲。
你可以找出無數個案，比如一向靦腆的作家徐星，突然跳上路中的隔離墩，獨自喊出心中湧動的感受「大學生萬歲」；路邊的行人掏出自己僅剩的香煙送給陌生的同胞，人們自行車相撞對視一笑繼續走路而絕不爭吵，大街小巷的黎民百姓頂著日頭拉著板車為廣場為學生送水送粥，歷史博物館台階上人們相互學習使用毛巾和口罩以防瓦斯毒氣，夜間地鐵站裏防守軍人偷襲的人群哪怕聽到一聲夢囈，也會警覺地站起身嚴陣以待，全城市民無論在哪裏，都像熟識的老友一樣彼此傳遞信息，相互報告情況……。他們與學生素無交往，卻為之承擔風險，犯難維權，舍身護法。他們互不相識，卻彼此信任，心心相映，連袍結義，共處安危。一盤散沙、人人自危、遇見他人困境繞道走的人們，那時煥然一新為萬眾同心，高尚正直、自由勇敢的群體。
中國十幾個其他城市聲援北京民運情形大同小異。——這不是我從前身在其中的民族，
這是一個我不曾知道此也未曾遇見過的民族，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他們一反終生為伴的冷漠、卑微、怯懦、猥瑣、複雜、精明、算計，轉而為熱情、自信、慷慨、單純、勇敢、善良、悲憫、明是非懂善惡、敢於主持公道，富於犧牲精神。美國當代人文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四十年代提出人類自我實現的概念，論及人類從生物性到精神性發展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層次，說人抵達最高層次、滿足了自我實現需要的時候，展現為一種「高峰體驗」。他描述說，處於高峰體驗中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富有責任心，更具有主動精神和創造力，更能主宰、掌握自己的命運，更踐行自由意志。高峰體驗時期，人最大限度地擺脫了阻滯、被動、畏懼、疑慮、控制、自責、謹小慎微等負量，在行動上更具有自發性、表達性、純真性，即正直、天真、誠實公正、坦率、不設防，人更加自然放松、簡單誠懇、淳樸奔放…… 。馬斯洛描述高峰經驗是一種「罕見的，激烈的、廣闊的、深刻的、令人振奮的、有益的、讓體驗者產生一種超越現實的感知，甚至會發生神奇的影響。」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民眾的表現，以馬斯洛的高峰體驗來描述，幾乎完美。不過如我前述，這不是馬斯洛所言的個人的高峰體驗，這是整個北京民眾的高峰體驗，以我的有限見識，這種情況，在人類各民族歷史上均未出現過，這是一個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奇跡。
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距我們最近元明清三代王朝古都，更是當代政治文化中心，有八九民運期間全國聲援北京的其他十幾個城市相同的民風為證，我有理由認為北京民眾八九民運期間的作為，代表中國民族從未顯露過的一種心靈特征，這是古老中國長久厚重的文化心理陰霾之中，這個民族的一次罕有的精神日出。
馬斯洛指出，在高峰體驗出現之前，人需要滿足由低級到高級的幾種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嚴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需求，才能出現自我實現的高峰體驗。然而八九民運期間的北京人民並未獲得各個階段的滿足，他們忘記了自己生理上衣食饑渴的需求，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他們成為他人的歸屬並愛人如己，他們自重重任人，可謂一步到位實現自我……。「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這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思想家赫爾岑描述那些滿懷理想主義、獻身抵抗沙皇專制的俄羅斯貴族青年時的問句和描述，這些如箴言般親切莊嚴的話語，百年之後換置為八九民運期間的中國人，相當合適。
究竟「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使他們一舉突破個體人生所需要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步抵達人類最高精神層次，一掃平庸一生的埋汰，爆發出璀璨的人性之美，一舉完成從依附人格到獨立人格的轉換呢？
我認為直接的原因是自由，是自由的實現，是以賽亞·柏林所論述的免於他人干涉的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實現，在八九民運中體現為憲法賦予的集會與言論自由權利的實現。這種自由的實現從大街上、標語中、遊行隊伍裏和廣場的人山人海中，出其不意地打開了一道門，這是一道因恐懼而被迫長久關閉的個體心思之門，這扇門一開，人們看見原先彼此陌生相互防範的他人與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是一致的，而且與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數是如此眾多，排山倒海！原來大家都渴求社會公義而不滿現實，都感佩於學生上街並支持他們的訴求，都疼惜學生絕食之舉而失望於政府的冷酷無情，都對戒嚴令感到憤怒而希望去堵住軍車……。彼此的看見和前所未有的認同，瞬間消除了孤獨中的恐懼，增長了行動的勇氣。而面對共同目標，人們瞬間就默契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共同體，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和責任心——雖然這依然不是一個公民社會，但是他們無形中被共同的利益、價值和目的凝聚在一起。
無論十九世紀以全面描寫《中國人的素質》聞名世界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還是二十世紀以深刻同情筆調描寫《吾國吾民》而轟動西方的民國時代中國本土作家林語堂，包括本世紀八十年代自我批判為《醜陋的中國人》的台灣作家柏楊，都沒有機會看到中國人如此非凡的風貌。作為誠實的觀察者，假如他們身在八九民運的人山人海之中，絕不可能對這罕見的、滄海桑田的變化無動於衷。雖然如此，明恩浦在言之成據地描述了中國人的許多負面性格特征之後補充寫道：「這個古老的民族擁有無可比擬的忍耐力，一定是用來完成更為崇高的使命」，他把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能力視為上帝的恩賜，他認為這個民族「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未來」，這個未來是以上帝恩賜的忍耐「並加以非凡的活力為背景」的。而林語堂在認可「中國人一切都是缺點」的同時，不約而同也用「非凡的活力」形容國人的潛力，說中國人「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他認為中國人能「秉持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沈毅氣態，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後卒能撥亂除暴，以自覆於常軌」，他們能最終能渡過戰爭叛亂、玷汙、貧窮與饑饉而永生。
自由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它一出場，就激活了身處前後兩個世紀的中外兩位觀察家不約而同指出的「非凡的活力」，是借助造物種植在人心中的仁愛、尊嚴與社會責任激發的。八九民運證明，49年以後多年的殺戮、奴役、欺騙和閹割還沒有來得及毀滅這些品格，被數落、責備、咒罵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人，心中良知的聖火仍在，它雖然被掩藏、被冷凍，但是還沒有消解。對於一個飽受苦難的民族而言，這就是希望所在，這就是明恩浦所言「完成更為崇高的使命」和「有一個偉大的未來」的依據，這也是林語堂所言的這個民族「最終能渡過戰爭叛亂、玷汙、貧窮與饑饉而永生」的希望。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九八九民主運動，正如失敗的1956年的匈牙利自由運動、1956波蘭波茨南抵抗行動、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樣，將永久被歷史所紀念。
從4月25號胡耀邦去世學生起事，到6月4號中共開槍鎮壓，正好七周，七個七天。在人類文化中「七」是一個有意味的數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是七色，月半至月圓是七天；中國古代歷法有28宿「七曜」說（日、月、火、水、木、金、土），釋迦牟尼出世「七步生蓮」，易經中「七」是宇宙循環之數；先秦「魂魄聚散說」以七日為計，瑜伽學說中往生者陰間求生以七日為一期，道家煉丹拜門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中國民間祭喪有「做七」習俗，來自北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以及而後的「虞祭」。西方不例外：古巴比倫將七日定為一周期；基督教猶太教上帝七天創世，第七日定位聖日；全球通用歷法一周為七天；天主教總結人的原罪有七宗，人在六欲中有七情，人類美德公認七種，地球七大洲，戰國亦七雄，西方古典音樂七個音階，「七」在西方普遍被視為是幸運數字，東方日本「七」也是幸運征兆……。人類十進位制的每個數字都有說法，但「七」玄機暗藏，源於自然界天象學和宗教界創世說，演為不同民族的相似習俗，影響神秘深遠。
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四十年。「四十」這個數字與自然和習俗均無關，卻在上個世紀被人類賦予了宗教與政治意義：1982年9月的一天，德國萊比錫弗瑞爾牧師在聖尼古拉教堂點燃了四十支蠟燭，他的依據是，上帝讓逃出埃及尋求自由的希伯來人在曠野流浪了四十年，然後才進入應許之地，四十成為一個命運轉折的期限。自從點燃四十支蠟燭的9月20日起，他要帶領信眾每周一為和平與自由祈禱，直到自由降臨。這個活動在東德建政第四十年的1989年9月增加了一個項目，在祈禱後走出教堂到街區遊行。結果，就在這個活動持續到東德建政第四十年零一個月的時候，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墻坍塌了。柏林墻象征歐洲極權主義，它的坍塌是世界自由與奴役兩大陣營之間冷戰結束的標志。接下來，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土崩瓦解，西方學者當時稱之為「歷史的終結」。
歷史在中國將如何終結？中國屠城的槍聲平息後，醫院的屍體未冷，胡同的血跡未乾，樓墻槍眼未除，北京街頭的百萬民眾如同瞬間鉆入了地下，從廣場、街上、橋上橋下、胡同口、窗簾後……完全銷聲匿跡。皇城北京恢復了往日的鐵幕風格，車輛如被驅動的甲殼蟲，行人面無表情，自行車機械地行進，一切一如什麽也沒有發生過，這一年的中國日曆壓根沒有了4月25日到6月4日這段光陰。審查開始後，除了少數被離職處分，誰都沒有上過街，所有人都不是動亂分子。此前突然爆發的自由熱烈、仁愛溫暖、抗爭奮鬥的罕見街景和中國民眾人格氣象一夜間消失殆盡，如同它的突然出現一樣不可思議。
我無意神秘化中共建政四十年之際，中國民眾爆發並延續七周的璀璨人格和精神魅力，但它很難不使人想到七個七天之後，四十年的專制奴役制度在其原產地德國和歐洲本土煙消雲散，卻在東方中國持續下去。這究竟是怎樣的征兆？上蒼想要給我們什麽啟示？
可得寬慰的是，在旋即開始的大規模的清查中，除了運動期間潛藏在公知群體中的國家密探，極少有八九的參與者舉報他人、出賣良心——僅僅在20年前，夫妻、師生、師徒、同學……之間還大興告密之風，被民國時代的過來人斥為中華民族道德墮落的標誌。八九六四之後，在槍彈鎮壓、監獄關押、逃亡流浪的紅色恐怖中，人們用堅韌的沈默，守住了道德底線，維護了八九民運精神的偉大和人格的高尚。
後記
我不是基督徒，多年以來，一些中國基督徒的傲慢與蠻橫接連不斷地把我「絆倒」，另一些基督徒周日去教堂懺悔是為了周一接著犯罪不受罰讓我遠離教會。我也不是「唯有基督教能夠救中國」觀點的持有者，政治文明國度如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都不是基督教國家，那裏的民情是東方文化造就的，而我們的民族，在秦政以前，有古代周制文明傳統和原教旨儒學思想資源，近代也有過（不幸被抗日戰爭中斷的）現代雛形初具的民國「黃金十年」之盛。我也不認為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文明的通衢，條條大道通羅馬，日本的政治文明轉型是在侵華戰敗之後，本土的外國軍事壓力之下被迫完成的，二戰結束迄今七十多年，證明完全成功。美國獨立戰爭則是另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成功的例子，潘恩此前號召美國人民拿起武器抗擊英殖民主義者，他的《常識》曾經傳遍美國大地。因為有奮起抵抗的歷史和傳統，美國人驕傲地說：「你永遠不會看到來自美國的難民：當麻煩來臨，我們不逃到別的國家，我們擦掉槍上塵土去解決麻煩。」（You will never see refugees from America. When things turn to shit, we don’t run to another country. We dust off our guns and fix it.）所以，此文既不是為了傳道弘法（再說我也沒有那樣資格），也不是為了論證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的觀點。我只是希望在面對重大問題的時候，避免以願望改寫事實、用意志影響觀察、把理想當作必然，來完成對事物的省察、詮釋和解讀。「一句真話比一個世界的分量還重」（索爾仁尼琴語）。無論言論禁錮，還是價值取向，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陌生世界的經驗性實證。
世界上有兩種職業必須以尊重事實為前提，即學者職業和記者職業。我對事實抱有學者的虔誠和記者的潔癖，我努力強迫自己觀察它們，了解它們，看不清楚時，我伸手扒拉它們，無論它們長成什麽樣子，發出什麽氣味，可能把我引向哪裏。我深信這是研究問題，解讀重大現象最重要的案頭工作，也是客觀分析事物的前提。美國當今思想界建樹高闊的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因為走出校園後接觸到並誠懇地對待一些不合自己觀念的事實，從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古典自由主義的者，里根也因為了解事實真相，從左派轉變為保守主義者，這一類的轉變多不勝數。「人們的見解和信仰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意志，而是無意識地順應別人向他們提供的證據。」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這句話從反面說明，那些證據，也就是被證實的信息和事實，可以駕馭我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作為一個自命獨立的人，還有比這更重要的警示嗎？
拒絕接受某些事實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把那個話題描黑後屏蔽掉。這多半因為不認同那個話題、反感那類事物。比如反感基督教對民主國體正面影響的話題，其理由是政教合一是民主的敵人，言外之意卻是，這個話題有贊成政教合一之嫌。不過伊斯蘭教國家除外，歷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麻煩是皇權對教會的權威，而不是相反，例如東羅馬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和東方基督教會的權威。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已是近代文明社會的共識，在我的有限視野裏，包括馬克思·韋伯在內，沒有論述基督教現代治國資源的宗教社會學家及其著述，倡導政教合一。現實中，美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對其民主制起到重大作用的國家，恰恰是宗教、政府兩界聯手，一致恪守政教分離，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對此有實地考察，在其相關著作中有專門的論述，我們在美國近距離觀察到的情況確實如此。本文所描述的前蘇聯、東德和波蘭三個國家，只有政治壓迫宗教、剝奪信仰自由的傾向，教會沒有掌握世俗權力的可能。反對政教合一，理論上原則上大好，但它不應被當作一個擋箭牌，擋住精神信仰之箭，抵禦相關的經驗性事實，把自己局限在科學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認知空間裏。
此文起於對八九的不同見解，終於就事論事，原本是給我這樣的非基督徒讀的。本文提供的不是分析，只是現象；不是結論，只是事實；不是道理，只是信息。而已。（全文完）
2021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
於美國首都華盛頓近郊
連載原載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