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初，中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與他的妻子和兒子躲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裏，看著他們的國家在暴力中動蕩。89年六月，當局鎮壓了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造成數百人死亡，更多人流亡。 方勵之已經逃到大使館，等待著能夠離開的交易。
在絕望的深淵中，方寫下了《中國人的失憶症》一文，解釋了為什麽悲劇不斷降臨在中國。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如此徹底地控制了歷史，以至於絕大多數人仍然沒有意識到它無休止的暴力循環。 結果是，人們只知道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洗腦運動的影響：“就這樣，大約每十年一次，歷史的真實面目就從中國社會的記憶中被徹底抹去了，”方觀察道。 “這就是中共‘忘記歷史’政策的目標。”
對於當今許多分析中國的人來說，方看待中國的方式已經占據主導地位。 他們認為，共產黨對歷史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因為它現在得到了一個更強大的技術官僚國家的支持，而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完全致力於粉飾過去。 與此同時，一個龐大的監視國家監視著任何對過去或現在有不同看法的人。 中國似乎已經徹底失憶了。
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方準確地描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 但從幾年後開始，這種歷史抹除的模式開始被打破。 關鍵原因是公民歷史學家運動的興起，他們成功挑戰了黨對歷史的控制。 支撐他們努力的是兩項我們通常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數字技術：PDF 和數碼相機。 由於它們在現代生活中無處不在，很容易被忽視，但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記憶在中國等專制國家保存和傳播的方式。 它們允許人們在沒有印刷機或複印機的情況下恢復被禁或絕版的書籍並創作新的出版物。 它們還使電影制作人擺脫了曾經只有電視或電影制片廠才能負擔得起的笨重而昂貴的設備。 其結果是，在筆記本電腦上制作並通過電子郵件、文件傳輸和記憶棒遠距離共享的書籍、雜誌和電影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如潮水般湧來。
事實證明，這些工具是弱者的現代武器，讓一群人崛起，對抗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神話般的歷史講述。 在該黨對過去的傳說中，中共在二十世紀中葉掌權是為了拯救中國，並且由於其基本無瑕疵的記錄而繼續統治這個國家。 在推動這種敘事方面，共產黨擁有巨大的優勢，包括對電視、電影、出版和學校課程的壟斷。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公民歷史學家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統治期間繼續反抗國家，習近平將控制歷史作為其標誌性政策之一。
去年針對新冠疫情封鎖和經濟放緩的“白紙”抗議等事件表明，大批中國人能夠看穿政府對過去自私自利的描述。 政府宣傳人員可以向媒體大量報道他們的現實版本，或者放慢不需要的信息的傳播速度。 這種複雜的審查形式意味著大多數人仍然同意政府對事件的說法。 然而，現在有足夠多的人可以獲得不同的解釋，從而引發對政府的廣泛而持續的質疑。 共產黨控制歷史的日益嚴厲的努力證明了這場叛亂的力量，習近平認為這是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勝利。
全面回憶
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共就用神話來解釋近代的過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是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造成4500萬人死亡，大約是文革期間死亡人數的20倍。 然而，據官方統計，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僅造成數百萬人死亡，而且僅僅是因為自然災害和蘇聯顧問的撤離。 換句話說，該黨是無可指責的。 然而，這種扭曲的歷史觀幾乎被國內外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所駁斥，更不用說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了。 他們知道，饑荒是由於毛澤東的妄想性經濟政策造成的，這些政策迫使農民采取異想天開的農業和工業戰略，從而毀掉了多年的收成。
對於該黨來說，這不是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它只會造成一些脫節——有些人可能知道該黨的版本是不真實的，但大多數人只會知道該黨的說法。 但中國的非官方歷史學家認為，在中共統治近 75 年的一系列關鍵轉折點上，中共對事件的描述是站不住腳的。 其中包括 20 世紀 40 年代和 1950 年代針對曾經主宰農村生活的士紳的屠殺（黨稱之為土改）、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天安門屠殺，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封鎖。
這場反歷史運動的試金石是一本 1960 年的學生雜誌《Spark》。 它是由卷入 20 世紀 50 年代針對中國知識階層的運動並被流放到中國西部的學生創立的。 在那裏，他們親眼目睹了大饑荒的影響：同類相食、大規模饑餓，以及官員們因害怕毛澤東而不敢報告真相。 他們創辦這本雜誌的目的是希望喚起人們對一黨統治的反對，發表文章反對專制、言論自由的缺乏以及中國農民的無能為力。
數字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記憶的保存和傳播方式
然而，《Spark》推出後不久，當局就將其關閉，並沒收了該雜誌的所有副本。 四十三人被捕； 其中三人被處決，其餘被送往勞改營。 1976年毛澤東去世、相對溫和派上台後，黨對那個時代的過激行為進行了部分修正。 有些人被允許查看他們的人事檔案，即國家保存的每個人的檔案，其中包含從高中成績到警察記錄的所有信息。 參與該雜誌的學生之一譚禪學 (Tan Chanxue)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查看了她的檔案，發現當局以良好的官僚形式盡職盡責地保留了用於對她定罪的所有材料的副本。 其中包括雜誌的副本、所有學生的自白，甚至還有她寫給男友的情書，男友是這本雜誌的推動者，於 1970 年被處決。
譚為所有材料拍了照片，但多年來這些材料一直留在她的公寓裏。 然後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朋友們用這些照片制作 PDF。 這以數字格式重新創建了 Spark，讓人們能夠了解學生們對一黨統治的有先見之明的批評。 它還允許人們分享有關學生的數百頁警方文件，激勵中國獨立電影制片人、記者和公共思想家制作電影、寫書並對學生及其雜誌發表評論。 曾經屬於個人的記憶變成了集體記憶——不是對所有中國人來說，而是對相當多的人來說，其中許多人受過高等教育且有影響力。
二十年來，這種對過去的重新發現和新的歷史知識的創造已經重複了無數次。 現在，數百本對共產黨的過去提出質疑的書籍在網上隨處可見，而攝像師則制作雄心勃勃的紀錄片和口述歷史，以保存曾經可能消失的聲音。
學習說話
理解中國與歷史記憶關係轉變的一種方法是考察過去半個世紀最偉大的中國作家之一、小說家王小波。
王深受妻子李銀河的影響，李銀河是中國著名的性學專家之一。 她研究並撰寫了有關中國同性戀運動的文章，近年來一直為跨性別和雙性戀公民挺身而出。 兩人於1979年相識並於次年結婚。 1984年，夫妻倆考入匹茲堡大學，李和王分別獲得了博士學位和碩士學位。 1988年他們回到中國後，李最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王則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和社會學。
1989年學生運動期間，王對抗議活動保持沈默。 他曾因文化大革命而傷痕累累，對這場無定形的運動感到不確定。 誰是領導者？ 它的目標是什麽？ 和他這一代的許多人一樣，他對大規模、有時是混亂的運動持謹慎態度。 保持沈默成為王最著名的文章《沈默的大多數》的主題。 王描述了毛澤東時代如何因偉大領袖的無處不在而使人們沈默：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他的話語日夜如雨般傾瀉而下。 這留下了傷疤，對王來說，這意味著“我無法信任那些屬於言論社會的人。” 尋找聲音的鬥爭成為王的個人追求，也是整個中國的寓言。
這就是吸引王研究中國同性戀社區的原因。 弱勢群體沈默了。 他們被剝奪了發言權。 社會有時甚至否認它們的存在。 然後王頓悟了：中國社會的很多人是無聲的——不僅是不同性取向的人，還有學生、農民、移民、礦工、生活在即將被拆除的歷史城區的人們等等。 這些人不僅僅是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成員，而是代表了中國社會的很大一部分。 “這些人出於多種原因保持沈默，”他寫道。 “有些人是因為他們缺乏說話的能力或機會，有些人是因為他們隱瞞了一些事情，還有一些人是因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他們對言語世界感到某種厭惡。” 他補充說：“作為他們中的一員，我有責任說出我的所見所聞。”
事實上，王對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感到震驚，並質疑自己未能支持抗議者。 但他開始相信，盡管抗議者可能很高尚，但他們代表了一種他不再支持的舊的做事方式。 他們認為自己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想要影響國家，並對自己被忽視感到憤怒。 王對社會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其核心問題在於它分裂成一些團體，這些團體太弱，無法對抗一黨制國家的壓倒性權力。 這就是中國保持沈默的原因。 最後，他意識到他必須寫這些群體，而不是成為另一個特權知識分子。
從頭開始
王成為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為中國媒體撰寫了大量文章。 盡管僅僅五年後，即 1997 年，他因心臟病去世，享年 44 歲，但他影響了一代人。 其中之一是女權主義學者和地下電影制片人艾曉明，他的電影探討了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如農民、強奸受害者和勞教所囚犯。 其他作家，例如作家閻連科和廖亦武，也開始描述社會中最弱勢的成員，例如監獄囚犯和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 中國最偉大的電影制片人之一賈樟柯經常提到王是一位啟發他講述個人故事而不是國家所青睞的集體敘事的作家。
王本人受到許多思想家的影響。 作為一個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長大的年輕人，他偷偷地閱讀了伯特蘭·羅素的著作，並內化了他的個人自由思想。 在匹茲堡，他還閱讀了米歇爾·福柯及其對個人與國家之間權力關系的描述。 除了影響王的思想之外，福柯也有助於解釋王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 福柯描述了有多少知識分子已經從武斷地談論經典的普遍主題——自由、道德、存在——轉向他們擁有專業知識的特定領域。 利用這些專業知識，他們可以有效地幹預公共辯論，通常代表弱勢群體，例如窮人、移民或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
在西方，這始於二十世紀中葉，但在中國，這只有數字革命才有可能實現。 在王去世後的十年裏，公民歷史學家蓬勃發展，這不僅要歸功於 PDF 和廉價的數碼相機，還要歸功於幾年來相對不受約束的互聯網。 這使得博客、公告板和社交媒體蓬勃發展，為許多非官方的聲音提供了一個平台。
習近平的崛起是對那個開放時代的強烈抵制的一部分。 他鎮壓任性的黨員、非政府組織和公共政策的討論。 但他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是控制歷史。 2013年，習近平禁止批評毛澤東時代。 2016年，他清除了主要的歷史雜志《炎黃春秋》——盡管他的父親、身為高官的習仲勳強烈支持該雜志。 2021年，中國政府重寫了如何描繪歷史的指導方針，進一步掩蓋了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
然而，即使在人們越來越努力地控制過去的情況下，公民歷史學家的工作仍在快速進行。 雖然其中一些最著名的人，例如電影制片人艾未未和胡傑，受到了騷擾，但其他人仍在繼續工作。 最有影響力的地下歷史雜誌《Remembrance》自 2008 年以來一直以 PDF 形式出版； 它最近出版了第 245 期。
並非巧合的是，在這些“草根知識分子”中，更容易找到女性的聲音，如詩人林昭、作家江雪，也更容易找到少數民族的聲音，如被監禁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西藏詩人次仁唯色。 。 像他們這樣的聲音常常被排除在主流圈子之外，這些主流圈子來自男性主導的華裔知識分子的儒家傳統或中國大牌小說作家的男子氣概世界。 在描述他個人經歷的文章中，王描述了與傳統公共思想家世界的另一個區別。 公民知識分子和歷史學家並不屬於儒家傳統的一部分，因為儒家傳統往往居高臨下地關心國家或人民，但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個人原因。 “我最希望提升的是我自己，”他寫道。 “這是可鄙的； 這也是自私的； 這也是事實。”
王與其他草根思想家分享了這一動機。 記者出身的歷史學家楊繼繩目睹養父在大饑荒期間死於饑餓，並決定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記錄那場可怕的動亂。 視頻博主 Tiger Temple 在 20 世紀 60 年代曾在鐵路上充當童工，後來決定記錄這段歷史。 艾未未看到婦女受到壓迫。 江得知祖父餓死的消息後，開始研究饑荒。 最近，許多人因政府對 COVID-19 大流行處理不當而遭受苦難，並開始記錄他們的經歷。 這種反應可以被視為狹隘或狹隘的，但正如王所認識到的，這也是社會的變化方式：人們試圖理解和描述自己的生活。
中國公民可能會越來越多地質疑官方關於其國家過去的敘述
這些地下歷史學家的影響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衡量。 一是政府承諾消滅它們。 人們常常想象威權領導人擁有無窮無盡的政治資本。 事實上，他們必須選擇自己的戰鬥。 習近平決定把控制歷史作為他的首要任務之一，這表明他覺得這很重要。 在演講中，他明確反對 20 世紀 80 年代蘇聯的趨勢，當時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允許對黨的歷史進行批評，作為其開放政策的一部分。 習近平表示，戈爾巴喬夫的行為允許對蘇聯歷史的批評，導致了該國的意識形態空心化。 在習近平的分析中，這是蘇聯解體的關鍵原因，也是中共必須消滅非官方歷史學家的關鍵原因。
最近的白紙抗議活動表明，這些暗流可能會產生政治影響，可以說給共產黨帶來了自 1989 年天安門抗議以來最大的挑戰。 正是在這個時期，像江這樣的作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變得非常受歡迎。 在她職業生涯的早期，她曾在《火花》雜志上寫過一篇長文，以及其他探討冷戰時期中歐和東歐民眾騷亂的文章。 她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借鑒這些經驗創作的作品被審查機構禁止，但被發布和轉發了數百次。
由於中國在許多方面面臨困難問題——增長緩慢、人口問題和緊張的外交政策環境——白紙抗議等事件可能與其說是異常事件，不如說是一個更加動蕩的新時代的預兆。 但他們也表明，普通中國公民可能越來越願意質疑官方關於國家過去的敘述，並對塑造國家現在和未來的力量形成新的理解。
英文原文：Who Gets to Tell China’s Story?——The Underground Chinese Historians Challenging the CCP’s Misus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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