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報指出：中國國家主席近期迎來了不少來自西方的訪客。1月中旬，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和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先後來訪。2月，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也計畫訪問中國。加拿大人、英國人和德國人此行中國，目的之一在於改善經濟關係。用卡尼的說法，這些西方“中等強國”正在世界上尋找新的朋友——並因此也向此前的體制性對手中國靠近。出現這種情況，首要原因在於一個人：唐納德·特朗普。他用懲罰性關稅折騰盟友，甚至對接管格陵蘭島產生幻想。
儘管中國不僅在經濟上、也在政治上是一個棘手的夥伴，例如在台灣問題這一長期緊張的衝突上，但中國同樣進入了視野。加拿大如今仍與中國簽署了一項貿易協定，並進一步向中國電動車進口開放市場。
如果美國從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世界貿易的保護者轉變為其敵人，那麼歐洲就必須尋找其他夥伴關係。瑞士洛桑IMD商學院教授、美國貿易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認為，美國只佔全球貿易額的15%。這給世界其他地區留下了足夠空間，繼續維持相對自由且有序的貿易。他舉例說，美國長期阻撓世界貿易組織WTO中至關重要的爭端解決機制，但一批成員國已經作為過渡方案建立了一個新的仲裁機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又如，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2017年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後，其他國家達成了一項後續協議。
鮑德溫表示，需要的是國家之間非正式、靈活的聯盟，這些國家都對開放市場感興趣，但不需要一個明確的領導者。這種體系雖然秩序性較弱、推進較慢，但也比依賴單一大國（美國）善意與參與的舊世界貿易秩序更具韌性。
在實踐中，這對歐洲而言無疑更加複雜，原因之一在於歐洲與美國高度相互交織，甚至在軍事上也是如此。德國工商大會對外貿易主管福爾克·特賴爾稱之為一場平衡行動：“我們必須建立新的聯繫，同時儘可能保持與美國的良好關係。這並不容易。”
“美國對歐洲來說是不可替代的，”曾長期擔任巴斯夫中國區負責人的約爾格·武特克表示。他目前是華盛頓諮詢公司DGA的合夥人。無論如何，中國肯定不是能把歐洲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夥伴，武特克警告說。這個國家“高度重商主義”，希望出口，卻不願開放自身市場。
但也存在更為樂觀的看法。美國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亞寫過一本關於西方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衰落的書，並解釋為何世界並未因此陷入混亂。“特朗普認為，美國並未從全球化中獲益，因此才要反對它，”阿查里亞說，“但歐洲和中國都從全球化中受益，二者擁有趨同的利益。”這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基礎。
他還提出了第二點：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正日益受到關稅壁壘的阻擋。早在特朗普之前，喬·拜登就已對中國汽車進口徵收了極高的關稅。因此，對中國而言，歐洲市場對其出口商保持開放變得愈發重要。這也使中國有動力在回報歐洲方面作出讓步。
這或許確有必要，因為歐洲內部的擔憂正在加劇。中國憑藉低估的貨幣等因素，向歐盟傾銷廉價工業品。德國經濟研究所將此稱為一次“China shock（中國衝擊）”。按照阿查里亞的觀點，這類問題可以通過協議來規範。他指出，自己的祖國印度傳統上比中國更加保護主義。“如果歐盟能夠與印度達成貿易協定，為什麼不能也與中國達成呢？”
歐洲人幾乎別無選擇，只能尋找美國之外的替代方案。儘管美國針對歐洲的關稅——對大多數商品為15%——低於對主要亞洲國家的關稅，但貿易數據已經顯示出明顯影響。2025年11月，歐洲對美國的出口額比一年前下降了20%以上。這也與不確定性有關。畢竟，唐納德·特朗普剛剛又一次威脅要對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的盟友加征關稅，隨後又收回了威脅。
正如德意志銀行的一項分析所顯示的那樣，對歐洲而言，現在是時候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了。儘管圍繞自由貿易和出口市場的修辭不絕於耳，但在過去幾年中，歐洲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實際上有所下滑。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歐元區的貿易量仍與全球貿易同步增長。此後，兩者開始分
化。自2009年以來，經通脹調整後的全球貿易量大約翻了一番，而歐元區的貿易量如今仍大致停留在17年前的水平。
在一項重要的未來技術領域中，與中國建立務實關係也可能對歐洲有所幫助。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最強大的模型來自美國和中國。其中，中國企業更傾向於所謂的開放權重模型，其參數對公眾開放。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地計算機上運行這些模型，而無需將數據傳輸到其他國家。柏林人工智能風險與影響中心主席丹尼爾·普里維特拉解釋說，理論上確實存在在模型中植入“後門”的可能性，但業內普遍認為，當前模型中並不存在這樣的後門。如果歐洲經濟更多考慮使用中國模型，這將為擺脫美國科技巨頭提供一種替代方案，並降低歐洲被要挾的風險。
當然，對中國模型的信任也不應超過在其他領域對中國的信任。問題在於，對模型的影響在訓練階段就已開始。例如，研究表明，中國知名模型DeepSeek-R1相較於ChatGPT“系統性地注入了更多中國宣傳內容”，歐洲政策中心數字政策負責人安塞爾姆·屈斯特斯解釋說，“而且不僅限於明確的政治議題，也包括生活方式和文化主題”。對中國不應抱有幻想，但對美國同樣如此。
關鍵在於減少單方面依賴，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中國。如果歐洲對中國和美國採取冷靜的利益導向政策，同時使用美國和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就不會被綁定在任何一方。這不僅有助於在特朗普再次施壓時降低風險，也能在中國例如對台灣採取行動時，為歐洲提供更大的反應空間。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