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吳明益近日在德國訪問期間接受DW專訪，談到台灣在中文出版世界的重要性與他個人的創作書寫理念，以及最新的創作計畫。
台灣作家吳明益在訪德期間的一場交流活動，與德國作家施益堅對談。提到台灣如今是中文世界裡唯一的民主國家，吳明益表示，台灣作為全世界中文出版最自由的國家，並非一朝一夕造成。過去他透過香港的出版社閱讀世界文學，如今台灣卻成了香港文化的飛地。
他表示，從文學角度來看，他很樂見包括中文、台文與原住民語寫作，皆歸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學成就，如此有利於台灣成為世界書寫文化的出版核心。
吳明益是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目前班上12個人有1/4是香港人。他認為，近年香港很重要的一批年輕作家都來到台灣，日後雖可能不是台灣國籍，卻可能仍用中文寫作，只要他們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獲得尊重平等的對待，將成為台灣發聲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DW：剛才提到研究所裡有香港學生，您觀察他們這群人身為學生或年輕創作者，心裡是不是非常動盪，有點不安？
吳明益：對，有些人帶著不安定感來到台灣。他們有些本來在香港就有成就了，不是到台灣才變成作家。其中20幾歲的居多，也有超過30歲的，香港雖然文學市場不是很大，可是他們有很多文學補助跟文學獎，像浸會大學也有創作學程，我個人覺得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從事創作的蠻多的。
DW：因為命運的轉折，所以他們現在與原本關注的主題差很多？
吳明益：對，因為他們有些人參與過雨傘運動，或是家人有參與，自然會有一種緊張感，也會想把自己曾經經歷的時代描寫下來。
DW：剛才您說，這群香港創作者若獲得平等對待，會成為華文世界一股重要力量？
吳明益：是啊，因為台灣文學就是個混血的文學，有本土派的台文，像我讀書的年代，教科書都是中國古典作家，唸的是文言文，那些文學也確實影響了部分作家。又比方說我個人開始喜歡文學，是因為外國文學，我當時透過哥哥姊姊買的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來認識文學。當然後來我會回過頭去理解台灣文學，因為一方面認同，二方面其實你心裡也知道，必須對自己的立場找一個根基。
DW：什麼立場？
吳明益：以台灣文學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立場。比方說，我們現在都說我們台灣人、我們台灣文化，如果你也沒讀過什麼台灣文學、又是作家，怎麼樣都不合裡吧？總是要瞭解它的變動，理解過去作家的思考。
像我在寫《單車失竊記》，就是在寫這種文化的繼承。因為殖民的緣故，台灣很多美學或文化就是模仿日本人，他們就是嚮往日本明治維新後從西方獲得的一些東西。
小說裡為什麼寫腳踏車？因為當時台灣的設計都模仿日本的腳踏車，那是最modern的工具，但日本根本抄歐洲的啊，你可以找出一模一樣的美學痕跡。文學也是，那時風車詩社也是模仿法國的象徵主義，可是事實上很多人沒有去過法國呀，因為日本有一些作家是模仿法國的象徵主義，就形成了這種間接的模仿，從而自我實現。
我爸還在世的時候，我們不是富裕的家庭，但他只要正式出門，一定要穿皮鞋、戴帽子，所以他不是那種知識分子的台派，也不是平民的台派，他就是一個想要成為日本人的人，這樣的心態也真實地存在著。這些立場，都是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去理解的。
DW：現在有人提倡台灣人就是要學台文，老師怎麼看？
吳明益：我女兒小一，我看她的教科書同時有台囉音標，因為她們會有本土語文課，可以選客語、台語，那上面就用羅馬拼音，然後中文的部分用注音，然後還要學英文，所以她同時學了三種標音系統。可是看她也很自然，好像沒有覺得苦惱。
在我看來，台灣現在就是一個混血文化。或者說我更期待它變成一個混血的文化，不要有一個明確的、固定的定義，當然，這是我非常個人的想法。
DW：因為這樣比較自由？
吳明益：比方說一個創作者可以同時喜歡懂楚浮的電影，也可以欣賞泰國鬼片，覺得怎麼這麼離奇的方式表達，也可以看日本侘寂美學，長時間下來，說不定會產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學。
DW：剛剛對談老師有提到，寫作其實是一種療癒。寫作對於您，是一個怎麼樣的工具？
吳明益：橋樑，但這個橋樑不知道誰、什麼時候有人會走上來，你不知道。
我們用敏銳感去搭這種心靈橋樑，我也不知道目標，但你的敏銳覺得這好像有什麼，於是開始去建造它。
今年韓江得諾貝爾獎，她說她的作品在討論一件事：就是人性。作為一個作家，很重要的一個思考就是，人為什麼可以同時這麼高尚，又同時這麼卑劣？寫作的時候，作為一個作家，我總是斟酌要呈現哪一面。
DW：您寫作的時候會考慮到這個？
吳明益：我現在會啊，我年輕的時候可能就是模仿人家寫作，創作一定從模仿開始，然後慢慢有自主意識，你會有自己想追尋的東西，我想追尋的東西就是講我心裡的疑惑，各種的疑惑。疑惑不是真理，但是是追尋真理的開始。
DW：剛才提到現在創作時間變少，選擇創作主題會因此更謹慎？
吳明益：我學生常充滿熱情地跟我講他們想寫的題材。這很合理，20幾歲，創作的慾望就像熊熊烈火。
那我就會問：你真的愛這件事嗎？這件事真的在你的人生裡面起了一個很重大的心理作用嗎？或者你真的投入嗎？
比如說我小時候住中華商場，我寫《天橋上的魔術師》，我的同學被火車撞死了，那時候才8歲，你隔壁班的同學，你每天都看到他、跟他在天橋上玩，後來他被撞死，那真的是很詭異的一種情感，但是，寫這種情感的目的是什麼？
那時我們都還玩那個遊戲，就是火車要來趕快衝過去。
但是結果他死了，你以後對一個火車來衝過去這件事情，你會有一種很⋯⋯你也不知道是恐懼還是什麼，你一生一定會不斷回想那件事。它就變成我小時候的一個象徵，當一個重大事件迎面而來的時候，你也不再純潔了，你不再是那個衝過去不用怕的小孩。
我那一系列小說在寫這樣的一件事，因為我在中華商場那三千人一起住的，所以跟小家庭看到的人性是不同的。
DW：現在正在創作的小說？
吳明益：我現在正在畫一本繪本，寫完《海風飯店》之後，我讓裡面的角色長大，她變成一個繪本作家，把她跟巨人的故事畫出來，畫成一本繪本。
這本繪本其實是童話也是神話，也是我寫小說的時候，我腦袋裡的畫面，它跟小說不一樣。
（拿出手機秀出畫好的部分）
這就是小說裡面其中的一個情節，那個小女孩走到這個巨人之心的下面，她跟狗站在這個巨大的大樹下面。
DW：這個是你一邊寫作，腦中浮現的畫面？
吳明益：對，這棵大樹在繪本裡面是紅檜的紋路。這本繪本既是我創作的一個副產品，也是我的一個追求，因為藝術有時候就像是我剛剛講的，會把自己逼到絕境，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去畫一個繪本做什麼？台灣有那麼多專業的繪本畫家很厲害的啊，有可能會被人家嘲笑說：畫得那麼爛還要畫圖。
DW：你會擔心？
吳明益：會呀，但也想畫圖啊。這就回到我剛剛跟我學生說：你有沒有愛？那我有愛，所以我撐住我這個壓力，盡全力把它表現出來。
DW：你想把它畫出來的原因？
吳明益：就像年輕時好想把心底的意圖寫出來一樣。我不是畫科普繪本，台灣有很多很棒的科普繪本，我也不是童話的繪本作家，我是一個有意識投入環境運動一段時間的小說作者，所以，這樣的繪本或者圖畫故事書，說不定就會有它的價值。
DW：這是你自己的定位？
吳明益：對，如果小說裡面有個角色，他很擅長煮義大利麵，而現實中我也變成一個很好的義大利麵廚師，這不是很棒的事嗎？你的藝術帶你的生活前進。因為你從事的藝術回頭豐富你的生活了。
所以我小說寫到一個主角，還去畫繪本，我也愛畫圖，我不是完全沒有自信畫圖，我認為我畫圖的直覺在水準以上，那我再努力一點，我就問很多畫家、我去學，透過一兩年的時間，把它畫出來，那不就等於我小說裡面那個角色？
為了把在她腦海裡，那個大家都認為已經死掉，根本是荒謬不可能存在的巨人，只有我看過的巨人，把那個經歷畫出來，就成了我的藝術使命。
那個角色，我替她完成他的使命，因為沒有她啊，她是我的小說人物，那豈不是又豐富了我的人生？
DW：這樣虛虛實實很有趣。
吳明益：對啊，所以我決定畫。
但既然要畫，我也不希望人家覺得這是小說家畫的繪本，標準降低，我也希望喜歡繪本的人也會說，「哦，這本繪本蠻特別的耶！」我想到達的地方是詩意。詩意是文學的核心，所以與其說我在畫一本繪本，不如說這是我的文學的副產品。
DW：包括《海風飯店》、《複眼人》很多段落都很像詩。
吳明益：因為我有一種感受，好吧，水泥廠已經蓋了，可是我還在和平村，我還在海豐村開麵店，每天就看著那個海。我要每天鬱卒也很過不去，但也不可能歡欣鼓舞，就只好面對，就像看著海浪看著星辰。
不是說你不恨那個工廠。能怎麼樣？有一天你去放火燒了它嗎？想像小說裡面寫放火燒了他，但現實的結果是我去坐牢，那還能做什麼？我就投入另外一個對抗這個世界的工作，繼續搏鬥下去。
DW：跟你人生的態度一樣？
吳明益：對，寫作一方面創作，一方面作為我的人生，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活的跟裡面的東西接近一點吧。
DW：其實還是你追求的理想的樣子？
吳明益：對，比如說我當然覺得應該轉型正義、應該批判白色恐怖我們這些時代有點良心有知識的，都能理解這是共同的追求，問題是採取什麼途徑？
DW：在寫作的時候，會期待希望台灣政府因此有什麼轉變？
吳明益：我沒有欸，我都是看到某一個角色、某一件事點燃了我，我在做功課時或許有什麼東西，導致心有所感，我就試著去寫它、發展它，我甚至有時候我不知道我感知了什麼。促成什麼不是我能掌握的。
DW：不用釐清就可以寫？
吳明益：對，像《海風飯店》裡面開卡拉OK的老闆娘真有其人，她跟我講她一點都沒有感情，對水泥廠沒感情，對反水泥也沒感情，對她當時而言，只有賺錢才能保護自己。這麼一來，認真呈現這樣一個人物，說不定無意間也表現了，當時像她這樣要撐起一個家庭的女性的痛苦與意志。
DW：會蠻期許自己，不論是小說家或是自己的人生裡可以把人性看得通透？
吳明益：是迷惘，不是通透。我對人性迷惘，然後我對自己也很迷惘，我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我也很矛盾，我就是一個比較懦弱的、比較沒有對抗意識的，覺得生命很多元。我自己會自我質疑，在寫小說人物時，常常引發我自己的自我質疑：你自己也不是什麼高尚的人。
DW：一邊寫作一邊跟自己衝突？
吳明益：會啊，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市井之民，我不是書香世家嘛，所以我像《天橋》裡面寫的那些小孩，就做生意並且用點小聰明欺騙客人，而且騙得很自然，很理直氣壯，你才能活下來，你才有機會變成不一樣的人。
我這個月要在高雄講戰爭電影、戰爭漫畫，我很喜歡那部馬其頓的電影《暴雨將至》，我自己就覺得，看著暴雨將至，你也擋不了他，你就要準備被淋濕了。
今年中歐朗讀節在捷克跟斯洛伐克，邀請20幾個台灣作家，一場演講有聽眾問說：如果中國真的攻打台灣，文學家能做什麼？我說，我怎麼辦？我想辦法把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或安全的國家，然後我留下來打仗。
我如果逃走的話，那我就對不起這個國家過去對我的一些幫助，我在藝術這個行業也受到國家的很多幫助，我如果投降或什麼，總而言之，我也心不安，這就是面對暴雨時，我直覺的責任。或許在戰爭中死了或什麼，你就要做心理準備。你就是面對那個暴雨，你一定會淋濕，你不會有一把傘，也許你還會有一支筆，有些人什麼都沒有，身為作家，你有責任用筆去面對疑惑，面對暴雨。
轉載自《德國之聲》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