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1年利奧·施特勞斯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發表關於“德國虛無主義”的講座。施特勞斯認為，德國虛無主義並非完全的破壞欲，而是針對現代文明道德意義的否定，特別反對自由主義所追求的開放社會、平等與舒適生活，認為這導致道德淪喪和“末人”的出現。這種虛無主義源於對現代文明的道德抗議，推崇封閉社會的嚴肅性和犧牲精神，深受尼采影響。施特勞斯指出，德國虛無主義缺乏清晰的替代願景，這使其危險，最終助長了納粹主義的興起。當下的美國讓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想起施特勞斯當年的預言。福山將當年的德國與當今美國的“後自由主義”思潮相比，指出當前極右派對自由主義的不滿同樣缺乏連貫替代方案，部分人嚮往宗教主導的道德秩序，部分人追求等級與強權政治。他警告，自由主義者需更深入理解這些批判的根源，以應對潛在危機。施特勞斯強調，德國虛無主義雖以國家社會主義的形式表現，但其粗俗性掩蓋了更深的道德動機，福山認為，這種動機在當代仍有警示意義。
我們在下文摘錄了利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於1941年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關於“德國虛無主義”的講座片段。施特勞斯，一位德裔猶太人，當時是逃離希特勒歐洲的難民；他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等地最重要的哲學教師和詮釋者之一。
這些摘錄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它們似乎完美描述了當今美國極右派的許多智識趨勢。許多智識保守派不僅對政策或結果（如通貨膨脹或移民）感到不滿，還對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有更深層次的質疑，並一直在尋找一套“後自由主義”原則，以取代他們認為根本腐敗和墮落的現行秩序。他們所憎恨的當下，正如施特勞斯描述的年輕德國人所處的社會一樣，是一個讓人們滿足於和平與繁榮的社會，在那裡人們不再追求比舒適更高的目標，自由主義的寬容迫使每個人都避免做出價值判斷，語言本身也為了不冒犯任何群體或個人的尊嚴而被扭曲。對他們來說，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作為經濟學說的不可行性，而在於它可能會成功，並如柏拉圖的兄弟格勞孔（Glaukon）所說，產生一個“豬之城”，在其中一切高尚的美德都喪失殆盡。（關於後自由主義作家的介紹，可參見馬修·羅斯（Matthew Rose）的著作《自由主義之後的世界：激進右翼哲學家》。）
這種態度的智識教父，如施特勞斯所指，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和他的虛無主義追隨者最痛恨的是“末人”（Last Man）的世界：一個滿足、安於現狀、追求平等的生物，在歷史的終結處出現，標誌著自由民主的全球勝利。尼采攻擊基督教及其所有人平等尊嚴的學說，認為這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終極來源，但他指出，在他的時代，基督教已不再吸引信仰：上帝曾經存在，但如今已死。
施特勞斯將這種態度描述為虛無主義，並非因為其追隨者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批判未能產生一個連貫的替代現有共識的願景。在施特勞斯剛剛逃離的德國，這種態度導致許多人轉向國家社會主義。尼采與納粹的關係複雜，但他的思想為他們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因為如果上帝已死，提升奴隸與主人平等的宗教失去信譽，為什麼不加入一個毫不掩飾地承諾讓你和你的朋友成為主人的學說呢？
施特勞斯1941年的講座以詭異的方式預示了當下的時刻。今天的“後自由主義者”並沒有一個連貫的替代自由主義的願景。一些人，如帕特里克·迪尼（Patrick Deneen）或阿德里安·維爾繆爾（Adrian Vermeule），似乎希望某種天主教一體主義（Catholic integralism），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將同意一套由宗教定義的強大道德原則。其他人，如柯蒂斯·亞爾文（Curtis Yarvin）或科斯廷·弗拉德·阿拉馬留（Costin Vlad Alamariu，又名“青銅時代變態”），則拋棄宗教，渴望回歸等級制度和強有力的政府。他們的共同點是對一種自由主義的憎恨，這種自由主義迫使人們在電子郵件結尾聲明自己的代詞，以向世界展示他們對跨性別者的尊重。
施特勞斯在1941年時將國家社會主義斥為德國虛無主義的“最低級、最地方性、最無知和最不光彩的形式”。但他指出，“正是這種粗俗性造成了它巨大而令人震驚的成功。”2025年的美國不是1941年的德國。但當今的自由主義者有足夠的警示信號需要密切關注。施特勞斯的觀點是，自由主義者需要更深入地理解非自由主義政治的深層根源，並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看到對其學說批判的力量。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斯特勞斯：什麼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德國特有的現象？
我無法完全回答這些問題；我只能試圖闡述一下。因為我將要討論的現象太過複雜，且探索甚少，在我有限的時間內無法進行充分的描述。我只能觸及表面。
當我們今天聽到“德國虛無主義”這個詞時，大多數人自然會立即想到國家社會主義。然而，必須從一開始就明白，國家社會主義只是德國虛無主義最著名的形式——其最低級、最地方性、最無知和最不光彩的形式。很可能正是這種粗俗性造成了它巨大而令人震驚的成功。這些成功可能會伴隨著失敗，並最終完全被擊敗。然而，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一定意味著德國虛無主義的終結。因為這種虛無主義的根源比希特勒的宣傳、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以及其他一切更為深遠……
事實上，德國虛無主義並非絕對的虛無主義，即渴望摧毀一切包括自身的慾望，而是一種針對特定對象——現代文明——的破壞慾望。如果可以這樣說，這種有限的虛無主義之所以幾乎成為絕對的虛無主義，是因為對現代文明的否定，這種“No”，並未伴隨著任何清晰的正面構想。
德國虛無主義渴望摧毀現代文明，因為現代文明具有道德意義。眾所周知，它並不那麼反對現代技術設備。德國虛無主義者反對的現代文明的道德意義，可以用這樣的表述來表達：減輕人類的苦難；保障人的權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種對現代文明、對西方精神、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西方的抗議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答案必須是：這是一種道德抗議。這種抗議源於一種信念，即現代文明內在的國際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建立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這是現代文明的目標，因此所有指向該目標的願望——與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是不可調和的。這種抗議源於一種信念，即道德生活的根源本質上是、因此也是永恆地封閉的社會；開放的社會注定是，如果不是不道德的，至少是無道德的：它是尋求快樂、利益、不負責任的權力，甚至任何不負責任和缺乏嚴肅性的人的聚集地。
據稱，道德生活意味著嚴肅的生活。嚴肅性，以及嚴肅性的儀式——旗幟和對旗幟的誓言——是封閉社會的顯著特徵，這種社會本質上不斷地面對，並以“緊急狀態”、嚴肅時刻、動員日、戰爭為基本導向。只有在這種緊張氛圍中的生活，只有基於對其存在所依賴的犧牲的持續意識，以及對生命和一切世俗財物的犧牲的必要性和義務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性：開放的社會不知道崇高。那些聲稱追求開放社會的西方社會，實際上是處於瓦解狀態的封閉社會：它們的道德價值、它們的體面，完全依賴於它們仍然是封閉社會的事實。
讓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論點。據稱，開放的社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謂的“朝向開放社會的進步”並不能證明其可能性。這種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或僅僅是口頭上的。人類本性的某些基本事實，曾被早幾代人誠實承認，他們直言不諱，而在當今則被口頭否認，被法律或其他虛構表面掩蓋，例如，相信可以通過不以武力懲罰違約者的條約來廢除戰爭，或者將戰爭部稱為國防部，或者將懲罰稱為制裁，或者將死刑稱為“最高刑罰”。開放的社會在道德上也低於封閉的社會，因為前者基於虛偽。
這種對現代文明的抗議信念，基本上與好戰主義、對戰爭的熱愛無關；也與民族主義無關：因為存在過非民族的封閉社會；它的確與所謂的主權國家有關，因為主權國家提供了現代封閉社會的最佳範例。我試圖描述的這種信念，絕非起源於對戰爭的熱愛：它更是一種對道德的熱愛，一種對瀕危道德的責任感。我們中的歷史學家知道這種信念或激情，來自格勞孔——柏拉圖的兄弟——以高尚美德之名對“豬之城”的激烈抗議。他們尤其知道這來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品味世紀的輕浮而有些腐敗的文明的激烈抗議，以及尼采對工業世紀的輕浮而有些腐敗的文明的激烈抗議。這種激情——不要誤解——以更激烈但遠不如智能的形式，轉而反對戰後德國的所謂或真實的腐敗：反對“大城市的下等人（die Untermenschen der Grossstadt）”，反對“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Kulturbolschewismus）”等等。
要讓那些未曾在戰後德國生活多年的人充分理解德國虛無主義背後的情感，需要一種我完全缺乏的天賦——抒情報導的天賦。讓我試圖將虛無主義定義為渴望摧毀當今世界及其潛能，這種渴望未伴隨著任何清晰的替代構想。讓我們試圖理解這種渴望是如何發展的。
沒有人對戰後世界感到滿意。各種形式的德國自由民主似乎對許多人來說完全無法應對德國面臨的困難。這造成或確認了對自由民主本身的深刻偏見……
我們中較年長的人仍記得那個時代，當時一些人斷言當前局勢中的內在衝突必然導致革命，伴隨著或跟隨另一場世界大戰——無產階級和被無產化的社會階層的起義，將迎來國家的消亡、無階級社會、一切剝削和不公的終結、最終和平的時代。至少同樣是這種前景，以及令人絕望的當下，導致了虛無主義。一個沒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和平地球，一個僅致力於生產和消費的行星社會，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對於許多非常聰明且正派的年輕德國人來說，簡直是可怕的。他們反對這種前景，並非因為擔心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因為在這方面他們早已無可失去。他們也不是出於宗教原因反對；正如他們的代言人之一（E. Jünger）所說，他們知道自己是無神論者的子孫後代。
他們所憎恨的是一個每個人都快樂滿足的世界，一個白天有小樂趣、夜晚有小樂趣的世界，一個沒有真正、沒有隱喻的犧牲的世界，即一個沒有鮮血、汗水和淚水的世界。共產主義者認為是人類夢想實現的前景，在這些年輕德國人看來是對人性的極大貶低，是人性的終結，是“末人”的到來。他們並不知道，也無法用清晰的語言表達，他們希望用什麼來取代當今世界及其所謂的必然未來或續篇：他們唯一絕對確定的，是必須摧毀當今世界及其所有潛能，以防止共產主義無政府-和平主義未來的必然到來：任何東西，虛無、混亂、叢林、荒野西部、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對他們來說都無限好於共產主義無政府-和平主義的未來。他們的“Yes”是不清晰的——他們只能說“No！”然而，這種“No”作為行動的序言，作為破壞行動的序言，已經足夠……
我提到這些年輕的虛無主義者是無神論者。廣義來說，在一戰前，無神論是激進左派的專屬，正如歷史上無神論與哲學唯物主義相連。德國哲學主要為唯心主義，德國唯心主義者是神論者或泛神論者。據我所知，叔本華（Schopenhauer）是第一位公開宣稱無神論的非唯物主義且保守的德國哲學家。但與尼采相比，叔本華的影響微不足道。尼采斷言，無神論不僅與激進的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反和平主義政策相容，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基礎：在他看來，甚至共產主義信條也只是神論的世俗化形式，是對天意的信仰。沒有哪位哲學家的影響能與戰後德國思想中的無神論尼采相比……
我講到的這些青少年需要能用清晰語言解釋他們志向的正面而非僅僅破壞意義的教師。他們認為自己找到了這樣的教師，那些有意或無意為希特勒鋪路的教授和作家（斯賓格勒、穆勒·范·登·布魯克、卡爾·施密特、鮑姆勒、恩斯特·榮格、海德格爾）。如果我們想理解這些作家而非希特勒的獨特成功，我們必須快速審視他們的對手，同時也是年輕虛無主義者的對手。那些對手常常犯下嚴重錯誤。他們認為通過駁斥年輕人的“Yes”，即那些不一致甚至愚蠢的正面主張，就駁斥了他們的“No”。但不徹底理解的事物無法被駁斥。許多對手甚至未試圖理解年輕人否定當今世界及其潛能的熾熱激情……
這些年輕人已開始嚴重懷疑現代文明的原則，這種懷疑不僅是方法論的；現代文明的偉大權威不再令他們信服；顯而易見，只有那些從自身經歷中了解這種懷疑、通過多年艱苦獨立思考克服這種懷疑的對手，才會被他們傾聽。許多對手並不符合這一條件。他們在現代文明原則的信仰中長大，而這種從小灌輸的信仰很容易退化為偏見。因此，年輕虛無主義者的對手的態度往往變成了辯護。
珍妮·施特勞斯·克萊（Jenny Strauss Clay）
轉載自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本文原文為英文A Chilling Prediction by Leo Strauss：Today’s post-liberals hate liberalism but lack a coherent alternative.（June 4,2025），原發来自Persuasion：Francis Fukuyama專欄6月4日。作者和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成中文，為《波士顿书评》福山專欄最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