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局近期推出以「改變」為主題的宣導影片，並仿效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國家的作法，建置「中國民眾聯繫窗口」，鼓勵中國境內民眾提供相關資訊。
政策一出，立即引發社會討論。支持者認為，面對威權體制與區域安全風險，政府有必要拓展情資來源；質疑者則憂心，這是否已超越國安防衛範圍，成為政治操作的工具。
對抗安全風險 vs 政治操作
爭議的第一個焦點，在於影片本身的敘事方式。
該影片以習維尼的形象作為主要象徵，搭配威權社會中個人受到監控、言論受限、人人自危等情境，試圖傳達「人民可以選擇改變」的訊息。
作為一支「大內宣」的影片，讓大家瞧瞧中國威權下的醜態畢露，絕對會為台派的士氣凝聚注入一劑強心針，相信對執政黨年底的選情，也會有一定的顯著效果，可謂相當成功的政治廣宣。
然而，問題在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舉報窗口或引「策反」反共義士聯想
如果依循現行憲政架構中「一國兩區」的概念，那麼政府鼓勵中國人民揭露不公、不義，似乎才存在著正當性，畢竟都是「家己人」，基於同胞情誼，互相幫助也是應該。
這樣的思維，比較類似過去兩蔣時代的操作，認為大陸人民身陷於威權統治的荼毒之中，只能啃樹皮裹腹度日，身為「民主中國」的台灣，自然有責任拯救其脫離於水火。
因此，設置聯繫窗口，某種程度上像是延續過往策反「反共義士」的那種政治想像。（當年「反共義士」也是個笑話，衝著「賞金萬兩」的「錢途」而來，記得後來還出過綁架犯的，這種人能提供甚麼有價值的情資，著實畫上個大問號。）
但若按照現今台灣內部的主流論述—兩岸是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治實體—那麼問題就變得複雜。
既然中國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其內部政治問題理應主要由其人民與自身政治結構解決，台灣政府以外國人之姿干預他國內政，鼓勵他國民眾提供內部情資，以期達致顛覆該國政府的目的，其合理性便需要更清楚的說明。
試想，若其他與台灣沒有特殊政治關係的國家，其人民向台灣政府控訴自身政府施政不當（如盟邦史瓦帝尼，他們國王的暴行也沒少過），我們是否也會採取相同模式，設置官方窗口鼓勵檢舉？答案恐怕未必如此。
由此看來，這窗口顯然就不是出於人權理由而設置，而是特別衝著中國而來。
其次，相較於其他國家，國安局建置此窗口的目的性何在？
諸如美國、英國等民主國家，長期建立對外情報蒐集與反情報機制，背後原因在於全球性戰略角色與國際責任，畢竟做為區域領導者的角色，有必要通盤整控全局，才能明智的做出決斷。
而以色列面對長期戰火威脅，周邊敵國滲透沒少過，自然也有不得不提防的必要性。
那台灣呢？我們屬於哪一種情況？
台灣難道有打算躍升為東亞民主陣營的領導者？準備承擔區域安全秩序的主導責任？
或者，政府其實是預判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惡化，因此提前建立一套面向中國內部的情資管道？
如果是後者，政府就更應該向社會清楚說明：此一窗口的目的為何？蒐集哪些資訊？運作範圍在哪裡？如何避免被政治化？
中國民眾能提供何種情資？
再者，更核心的問題是：中國民眾究竟能提供什麼樣的情資？
習維尼的生活作息？好讓我們可以規劃類似川普抓馬杜洛 的情節？
還是中國窮途潦倒的一面？好方便製作唱衰中國的大內宣影片？
抑或舉報台灣政治人物在中國的一舉一動，委由中國人來權充我們政府的間諜工作？看來這是最有可能的選項。
當然，如果是涉及軍事部署、國防安全、重大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這自然屬於國安體系應關注的範疇；但若範圍擴張到一般政治活動、人物往來、私人接觸，問題就會截然不同。
兩岸交流情事始終存在，不同黨派、領域的人士，都可能因著各種理由前往中國。如果未來任何人在中國的活動，都可能透過此窗口被檢舉、蒐集甚至解讀，那麼這項制度是否會逐漸偏離國安目的，而成為政治監控工具？
試想，倘若有人提供資訊，指控某位政治人物曾與中國人士接觸，政府如何判斷其情報真偽？又是否對所有情資與對象一視同仁？
若涉及執政陣營人物與中國交流，是否也會同樣處理，還是「不必去查」？若只是選擇性的追查在野人士，則這個窗口就可能從情報工具，轉變為政治鬥爭工具，甚至形成類似「政治忠誠審查」的效應。
總之，民主國家最珍貴的，在於「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必須有所衡平。國家安全不該無限上綱，而人權也不能合理化政治監控的正當性。
若「中國民眾聯繫窗口」真正目的，是揭露習皇帝的威權侵害、協助受壓迫者爭取權力，藉以彰顯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那麼當然必須予以肯定。
但如果其功能逐漸轉向蒐集政治對手資訊、監控兩岸交流人士，甚至服務於政黨競爭，那麼就會悖離民主制度的初衷。
畢竟，國安局直隸於總統，根本沒有相應的監督機制，完全端賴其對權力的自制，問問大家，咱們領導階層對權力的自制力如何呢？
「不是多數就贏」，儼然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