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旦加措(Palden Gyatso， 1933-2018)是一位藏傳佛教的僧人，出生於西藏江孜附近的村莊。據他自己說，他是一位活佛轉世的：「我出生後不久，離我村有兩天步行路程的扎類吾其寺的高僧所組成的探訪團就來到我家。探訪團宣布我是一年前逝世的一位高僧喇嘛的轉世童子的候選人之一。」幼年時生活優渥快樂的班旦11歲時出家成為僧人，後常駐於哲蚌寺。中共入藏後，1959年逼走達賴喇嘛，並對西藏的寺廟進行清洗鎮壓。班旦嘉措不屈服，不肯出賣上師，被逮捕入獄。歷經酷刑折磨，終不屈服。關押24年後，釋放出獄。旋即再度因他抗暴，並張貼藏獨海報，被投入監獄。於1992年才刑滿出獄，前後總共繫獄33年。他逃亡至印度，並在國際組織上作證，指出中共在藏犯下的罪行。1997年他的自傳Fire Under The Snow(雪山下的火焰)在倫敦出版。此書是他以藏語口述，Tsering Shakya(次仁夏加)翻譯成英語，筆者再從英語譯為中文，於2003年出版問世。
歲月流逝，作者班旦喇嘛塵緣已了，於2018年逝世，但是達賴喇嘛流亡一甲子，縱然藏人引頸企盼，他依然不能返回故土家園。整個藏民族呻吟不斷的哀歌還迴旋在青藏高原之上。
班旦加措是一位外貌如磐石老樹的僧人，經歷了生死煉獄，內心卻如堅定而沈靜，筆者有幸多次跟他談話會面，深受其寬厚睿智的佛心和哲思感動。「歐洲之聲」網站現今將班旦加措的自傳連載於此，以茲紀念一位高僧，他曾將宗教和現實人生融為一體，窮一生之力追求他族裔的自由和權利。同時也提醒世人，西藏人民的苦難和奮鬥還在繼續，作為漢人，我們同樣要背負中共打造的民族罪惡的十字架。
班旦加措喇嘛的今生今世
（編者按：《雪山下的火焰》一書，將在本刊陸續刊出，今日先提前發表這篇2003年的訪談，便於讀者了解班旦加措的人生和思想縮影。）
今年（2003）3月間班旦加措到華盛頓參加「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慶祝會，本人對他進行采訪，仁青塔西擔任翻譯。
廖﹕你出身於富裕家庭，父親是地主，跟班禪喇嘛的父母親又是鄰居，按書中的描寫，共產黨來之前，西藏的鄉村生活悠閒有趣，你童年時代接觸過貧窮的農民和牧民嗎？他們的生活如何？
班旦﹕我家在拉薩和日喀則之間的山谷中。小時候我跟鄰居家的孩子們玩，他們家比較窮，看見他們的房子和廚房的灶都比我家簡陋得多。西藏歷來是個不平等的封建社會，有窮有富，我曾經去過藏南窮困的地區。不過在「舊社會」中，並沒有聽說過有病死、餓死的人。而共產黨來了以後，五十年代進行土改，一般人的生活不但沒有提高，反而在實行公社制之後餓死很多人（書中提到，連在八十年代還有饑荒的情況）。以前人們生活自由自在，牧區比農區富有，但是農民有辦法賺外快。早期，每次的法會，總有農民去幫忙，完了男人可以得到十八塊大洋，女人十二塊大洋。也有人到印度做生意，來回跑。
廖﹕以前有錢人家作興至少送一個男孩子去當喇嘛，這是小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機會，你家如何？
班旦﹕我十一歲時出家，還有個弟弟也當了喇嘛。我們家七個兄弟姐妹都會讀書寫字，也學過梵文。有錢人家一般聘請喇嘛（或普通人）當家庭教師。有錢人送孩子進廟要送很多「見面禮」，窮人家孩子去當和尚不用交錢。
廖﹕你的祖母認為你是個高僧轉世的。你信轉世輪回嗎？相信自己下輩子會變成什麼？
班旦﹕我信奉佛教，自然相信轉世輪回，我相信下輩子又會轉世成為一個喇嘛。
廖﹕回顧你一生的苦難經歷，這和佛家一般說的生老病死相去甚遠，你個人和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是人為的和制度性的殘忍所導致的。你怎麼從宗教和哲學上來解釋？
班旦：人生的痛苦有兩種﹕一種是普遍性的，人生在世，人人都要面對的生老病死，屬於這一類。另一種是突發性的，這是人為導致的，非常規性的。像中共不斷地發動各種運動，為人帶來極大的痛苦。這種「痛苦中的痛苦」，是突發性痛苦所帶來的結果。
廖﹕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單純而樸實，為什麼遭受到這種災難？
班旦﹕從佛教觀點來說，不論民族、人類還是個人的命運都和因果輪回有關，因此要積善果。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是短暫的。積的「因」有時候累集了幾百年才見「果」，而不是一代代就因因相報了。我相信西藏人民有一天會過好日子的。現在我當喇嘛積善德，而我以前受的苦可能是因為積了惡德。
廖:佛教中的四戒:不殺生、不偷、不謊、守獨身。監獄中很多以前的僧侶都自殺了，你也曾經想過走這條路，這算不算違反教義？
班旦﹕佛教裡說自殺是最大的罪過，因為生命是最珍貴的，不可殺生，輕生更不好。在中國人的監獄中，每個人必須出賣、檢舉別人，這是出家人不可作的。有些僧侶在獄中自殺，這固然違反教義，但是卻也避免了出賣他人。有些人神經脆弱，受不了折磨，而走上此路。
廖﹕你在獄中的三十三年，經歷了饑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樑毒打、電棒捅進嘴裡。什麼是你最痛苦的經驗？
班旦﹕出賣和揭發別人最折磨我。黨要大家表忠誠，要求每個人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線上綱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斗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的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癒，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
廖﹕你恨不恨中國人？
班旦﹕西藏發生的悲劇，是制度造成的。漢人也有好的，我也遇見一些有同情心的監獄管理人。大饑荒的年代，有一個專門給軍營送水的年輕漢人士兵，他有時給我一點吃食，讓我免於餓死。他被調走時，我哭了。最讓人害怕的是監獄裡的審問員，但是連這種人裡面也都有好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廖﹕你始終對中共的統治抱有深度的懷疑，認為只有當西藏成為獨立的國家時，人民才能從痛苦和壓迫中解脫出來。達賴喇嘛並不要求西藏獨立，你的看法不是和他的政治主張相左嗎？
班旦﹕我的確主張西藏獨立，但是這和達賴喇嘛的主張沒有衝突。達賴喇嘛認為在一國的框架中，西藏應取得真正的自治，他把藏人能過幸福的生活這一點放在首位，如果這能夠做到，獨立也就不是必須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說變就變，至少以往的幾十年是這樣。我不了解漢民族的文化，只知道中共政府壞事作盡，瞄準西藏，就像一把拉滿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動靜，箭就應聲而出。現在我們只能在無奈中尋求妥協，通過國際的監督和國際協議來解決西藏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