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共產黨唯一的兩張牌是民族主義和拜金主義。但蔓延得最廣的,尤其在官場上,大概是犬儒主義。圖:VOA

2006年3月,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件傷腦筋的事情:外國人遇見中國官僚,為什麽就是看不懂?他寫道,不懂古代中國,是“因為帝制中國的古老和封閉,因而顯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測”。看不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因為紅色中國與世隔絕,關起門來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國是個謎。現在能到中國來,能跟官僚面談,但還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瓏”。
國家領導人的滑頭是問題的一部分。劉曉波指溫家寶“一口氣列出十大理由,以證明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然而,話說到敏感問題,卻“顧左右而言他”。劉曉波主要關心的其實是一個比真話假話混雜更深的問題,是一個涉及人心裏結構的問題,是很奇特的現象,老外自然難懂。

“雙面孔”的海歸官僚

與外國人有接觸的中國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然後回國的“海歸”。英語流利,對西方風俗習慣熟悉。老外聽這些人說話感覺舒服,甚至有點像聽“自己人”的味道。與古代“難懂”的問題相反,現在反而是一種“過分容易懂”的事情。在這兒,“懂”的意思只是一個圓滑的表面。

老外不問對方心裏更深的層面會不會有別種想法,甚至根本意識不到更深層面的存在。劉曉波舉了兩個人做例子:“靠研究西方政治學起家的王滬寧”和“專門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權問題的專家夏勇”,兩人在外國人面前是開明人士,在中國人面前卻是另外一套。這是“雙面孔”問題。

更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統一”的現象,例子不少。劉曉波文章裏分析當年的教育部長周濟,北京大學校黨委書記的閔維方,和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希光。這三位都在美國名牌高等學府念過書,在美國時滔滔不絕地講學術自由,“讓美國人聽得非常受用,並驚訝於中國教授如此開明。”但回國後,三人都極力限制言論自由,壓制互聯網,懲罰不聽話的人,乃至在中國網絡上享有“言論管制衛道士”的臭名。

劉曉波這麽描寫他們的犬儒主義:“這些人在西方留學的經歷,除了為個人資歷‘貼金’和當作仕途‘敲門磚’之外,再無任何意義,非但沒有使他們變得更開明更道德更具職業榮譽感,反而使他們變得更狡猾更惡毒更唯利是圖…臉皮都很厚,從來不在乎言行背離,不在乎好話說盡而壞事作絕, 卻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和心理障礙。”

唯利是圖的中共官僚

這些海歸是名副其實的bi-cultural(跨文化的),西方學界的時髦話語和中共的潛規則都了如指掌,這是很可觀的“成就”。

但請問:他們忠於什麽? 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不。他們只忠於自己的利益。西洋遊戲能玩兒,中國遊戲也能玩兒。怎麽對我有利怎麽來。

外國人要是看穿了這些人的表層,自然以為下面的第二層他們是“中共的好士兵”。但這也不全對。第二層下面還有第三層,是“一切為自己”,這層才是他們的實質。

這算“顛覆”嗎?唯利是圖去玩中共的制度,不是顛覆嗎?可惜不能那麽說。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配合典型行為。誰不這樣做呢?習近平不這樣做嗎?

劉曉波的文章裏還比較了“海歸”與“憤青”的犬儒主義,說明兩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統一”:“他們(指憤青)昨天還在美國使館前高聲抗議,後天又來這裏排長隊辦理赴美留學的簽證。最最奇特的是,在大罵美國與爭相去美國留學之間,他們並不認為有什麽自相矛盾之處,甚至連一點點心理波折或內心責問都沒有,很自然地罵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國留學了。罵的時候真的義憤填膺,坐上飛往波士頓的班機時的欣喜若狂更是發自內心,非但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反而自我感覺良好。”

自然界的動物不需要“信仰”這個東西,唯獨人類需要。50年代很多中國人把理想寄托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理想弄虛了,鄧小平六四血城後,中國人更是需要別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復了,基督教興旺,法輪功出現等等。共產黨唯一的兩張牌是民族主義和拜金主義。但蔓延得最廣的,尤其在官場上,大概是犬儒主義。

洋人也要負一半責任

劉曉波在文章結尾不責怪外國人:“這樣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看得懂,恐怕是太強人所難了….不是因為智商不夠,而是由於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國人那九曲十八彎的花花腸子。”

劉曉波不怪洋人,我倒想罵兩句。

“眼睛太直”沒錯,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也有一層“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時候感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覺得有必要認真地去理解別人的“九曲十八彎”是怎麽回事。尤其是美國政府裏(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國通”們,常常用一種“照鏡子原則”去理解中共。

比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競爭的問題上:美國的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在財政上競爭,你多了我少了,很容易引起妒忌。情報局,調查局,安全局之間也競爭,有時候甚至不分享情報。美國的中國通們常常照鏡子,認為美國的競爭是這樣的,所以中國的大概也差不多。但這麽分析很容易忽略中共自有的因素:誰是誰的恩人(或敵人),誰是誰的親戚,同學,同鄉,老戰友,老哥們兒等等。中國緊密的關系線是跨機構的,跟美國的以機構為本的競爭不同。

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沒有辦法治療?這問題很複雜,但我認為應該從語言基礎開始。美國的中國通們出書時,書皮上常常聲稱作者fluent in Chinese(漢語流利)。這是假話,為了賣書寫的。很多“中國專家”到中國去訪問中共官員,用英語做訪問,必要的時候請翻譯幫忙。哪怕是會一點口語的專家,也遠遠不夠挖進海歸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的意識。

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一直到2017年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加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美國的高層洋人顧問中沒有一個能說像樣的中國話。請美籍華人幫忙?也是到了前幾年才出現了一個余茂春。

進美國國務院做高級中國顧問。在國務院裏起作用的人當中,余是第一個了解中共遊戲規則的。

蘇聯共產黨控制東歐的時候美國並不那麽短視。卡特總統請了波蘭來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做國家安全顧問;克林頓總統找了捷克來的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做國務卿。劉曉波當年問為什麽老外看不懂中共,我們洋人也得負一部分責任。

*林培瑞(Perry Link)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

轉載自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