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Joseph S. Nye）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著有《強權者的道德》等書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訪問北京，試圖穩定華府與北京的關係，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討論許多爭議性問題，例如，布林肯警告中國不要提供物資和技術幫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和對菲律賓（美國盟友）的騷擾。其他爭議問題還有美國「一個中國」對台政策的解釋，以及對於科技流向中國所實施的貿易和出口管制。
大概在同一時間，我也在北京訪問，擔任中美「二軌對話」的主席，在這個場合，與各自政府保持溝通的公民可以面對面說話。這種會談是非官方，不具約束力的，所以有時可以更坦率。這次的情況就是這樣，亞斯本戰略集團（Aspen Strategy Group）的代表團，在北京會見了由中央黨校召集的一個小組，這是過去10年來，兩個機構第6次這類會晤。
如你所料，美國人強調布林肯在爭議問題上的說法，而中國人則重申本國政府的立場。正如一名退役的中國將軍所警告的：「台灣是我們核心問題的核心。」
然而，當該小組轉而探討可能的合作領域時，事情變得更加有趣。美國的政策從與中國交往轉變為大國競爭戰略，並不排除在某些領域的合作。在討論過程中，我們用了足球比賽的比喻：兩支球隊正在激戰，踢球的是他們而不是其他球員，並且他們只能在白線內踢球。
換個比喻，一些中國人確實擔心，美國強調建立「護欄」就像在鼓勵超速行駛的汽車上繫安全帶一樣；但大多數人都認為，避免撞車才是首要目標。為此，我們確定7個潛在合作領域。
第一、也是最明顯的就是氣候變遷，兩個國家都受到它的威脅。儘管中國繼續興建燃煤發電廠，但可再生能源也迅速增加，北京當局聲稱二氧化碳排放將在2030年前達到高峰，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我們敦促為此制定更快的時間表和科學交流。
第二個問題是全球公共衛生。科學家表示，下次大流行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會發生。兩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理都很糟糕，數百萬人因此死亡。但與其爭論應該歸咎於誰，不如研究一下我們的科學合作如何幫助減緩了2003年的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和2014年的伊波拉疫情，以及如何在未來應用這些經驗教訓。
在核武方面，中國為其迅速增加的陸基核武器辯護，表示洲際彈道飛彈更精確，而潛艇的脆弱性危及它們在遭到攻擊時的反擊能力。他們重申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意見，在他們的軍火庫可與美國和俄羅斯媲美之前，反對採取武器管控的限制措施。但他們表示願意討論核武方針、概念和戰略穩定，禁止核武擴散，以及北韓、伊朗等棘手問題——美中過去曾在這兩個領域合作。
第四個問題是人工智慧（AI） 。去年秋天，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市同意就AI安全展開談判，但兩國政府尚未取得太大進展。我們小組同意，這個問題還需要閉門會談，特別是關於科技的軍事應用。正如一名退役的中國將軍所說，不太可能實施武器管控，但有很大的機會促成對概念、方針的相互理解，以及維持由人類控制所代表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雙方都認為雙邊貿可實現雙贏，但中國人抱怨美國對先進半導體的出口管制。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為其政策辯護，但中國人認為這是一項旨在限制中國經濟成長的措施。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將美國的做法描述為「小院高牆」，我們指出這只影響到我們晶片貿易總額的一小部分。
關於中國工業生產在補貼政策下出現產能過剩，則是更棘手的話題。中國經濟成長已經減緩，但北京當局沒有採取措施提振國內消費，而是試圖透過出口來擺脫目前的問題（一如過往的做法）。我們指出，自本世紀初「中國衝擊」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們不支持對雙方都不利的脫鉤，同意將經濟問題分為三個部分。一端是安全問題，我們尊重彼此有不同的意見。另一端是正常的商品與服務貿易，我們將遵守國際貿易規則。而在中間，當出現補貼和產能過剩的問題時，我們會逐案進行協商。
我們的最後一個話題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3年的防疫限制和政治關係惡化，嚴重破壞這種人際交流。目前，只有不到1000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而大約有28.9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就讀（儘管這一數字已從高峰下滑了近四分之一）。記者在中國面臨更大的簽證限制，雙方的學者和科學家都表示，移民官員從中作梗。這些都無助於恢復相互理解。
在這個中美大國競爭的時期，我們不應該奢望回歸本世紀初的交往策略。但避免衝突，並確定能在何時與何處進行合作的領域，則是符合兩國的利益。
轉載自《上報》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