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汪洙有《神童詩》名篇，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但是，到了廖宗澤的學齡期，卻是滿清的末年，曾經盛行的「科舉考場，通向官場」已經行不通了。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也就是廖宗澤出生的前一年，清廷下詔「廢科舉，興學堂」。這一時期，西方教育猶如一股清風，吹遍了中華大地。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錫良調任四川總督，便開始積極推行「新政」。此人聲譽頗佳，堪稱「好官」，以正直清廉、勤政務實而著稱，是晚清時代一位政績甚佳，貢獻較大的歷史人物。他在四川著手整頓吏治、興辦學校、整頓軍備、修築鐵路等。
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官佐履歷表記錄：廖宗澤的學歷欄目顯示：四川公立法政學校畢業，四川陸軍講武堂畢業，在這一章，我們就說說廖宗澤的學業人生。
7、初入學堂
廖宗澤的少年成長時期，恰好遇到中國的時代變遷，他8歲時，即公元1911年全國爆发辛亥革命，而在四川省尤為激烈，是年9月25日，四川榮縣獨立，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地方政府。榮縣離廖宗澤的家鄉華陽縣石板灘僅約160公里。有人敢把大清皇帝拉下馬，對廖家人來說，無疑是大事喜事開心事，新桃換舊符，舊貌換新顏，總算是改朝換代了，也為九泉之下的廖宗澤族姐廖九妹，人稱的「廖觀音」正了名，平了怨，廖家人從此可以抬頭做人了。
中國傳統孝道中，光宗耀祖是核心之一，一方面是傳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是有錢人家父母的本能期望——望子成龍。廖家在石板灘也算是望族，是有錢人家，廖家宗譜是最好的見證。從歷史學與社會學來說，家譜是一種特殊的文獻，記載同宗共祖血緣世系人物歷史圖籍，對於歷史學、民俗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均有獨特的影響。
作為大戶人家，傳說中的廖氏商賈之家，無論是廖宗澤的祖父廖友道，還是他的父親廖為庸，都懂得「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的道理，擊打石塊才能產生火花，石塊不擊打，自然不會冒煙生火。所以廖家早早把童年的廖宗澤送入學堂。清末四川，是最早學堂取代私塾的區域。有記載：1902年，四川總督岑春煊開始興辦新式學堂，並「通飭清查既存學塾」，即：通令清查現有的私塾數量。這個岑春煊就是鎮壓廖觀音的廖家仇人。
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改革學制，從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專科、直到高等學府（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等科，並以文、理兩科為主），完成全部學業需要17-18年，若5-6歲入學，大學畢業應該在22-23歲。
四川成都最早的中學，有成都聯合中學，其前身「文翁石室」，創辦於漢景帝後元二年（西元前141年），是中國最早的地方官辦學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辦學校。西漢大辭賦家司馬相如便是出自「文翁石室」，其代表作品為《子虛賦》、《上林賦》等，後人稱之為「賦聖」，此人就是與卓文君的私奔留下佳話的那一位大才子。1902年，四川總督岑春煊改成都府學為成都師範學堂，後又改為成都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後改稱成都聯合中學。
另一所是成都縣立中學校，前身始創於宋元時期的墨池書院，1905年，墨池書院與芙蓉書院合並稱「成都縣立高等小學」（又稱「成都學堂」），其實是一所小學堂，1907年改名為成都縣立中學校，搜索其歷史記錄，難免有師資羸弱之疑。
廖宗澤高級中學畢業後，進入了四川著名高等學府——四川公立法政學校，說明少年廖宗澤自身勤學苦練，還有廖家書卷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屬於顏真卿筆下的「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那一類學子。
公元前141年，自蜀郡太守文翁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石室」，也是四川地區古代高等教育起源。千年延續，清當局在舊址上建立府學、錦江書院。1875年，又重新建立「尊經書院」，創辦人是張之洞。1909年，建立成都聯合中學。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地址也是「文翁石室」遺址上。1927年，以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為首的五所專門學校，組成四川大學，大學校舍還是該遺址處[1]。整个就是一脉相承。
毫无疑问，廖宗澤應該就是畢業於成都聯合中學，也可說與司馬相如是跨越千年的校友。當代著名文人郭沫若，雖然比廖宗澤年長11歲，但也是校友。
8、法政學的呼喚
中國自古有「治國平天下」，「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仕途理念。至於如何「平天下」？如何令「天下知」？西方人有條條大路通羅馬，咱們中國人講究的是「學有所長，術有專攻」，這是由韓愈的《師說》引伸而來，即：學就要學成自己擅長的，而學術上要有自己的專門見解，現代人好用「獨門絕技」來比喻。廖宗澤的仕途初衷，我們能從他畢業於四川公立法政學校上，便能體察到一二。
廖宗澤為什麽選擇法政學？自然有著時代的烙印。
倘若說，辛亥革命對涉世不深9歲的廖宗澤沖擊不深刻的話，那麽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時年16歲，已經是成都聯合中學學生的廖宗澤來說，是人生的一次心靈沖擊與碰撞。
當年四川的「五四運動」，同樣是如火如荼風起雲湧。成都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了學生聯合會，湧上街頭示威抗議。不過成都的學生未與四川地方政府沖突，當時的四川軍政首長為督軍熊克武、省長楊庶堪，屬於南方護法政府體系。當年的學生運動領導人是陳銘德，比廖宗澤年長5歲，也是學法政的，後任教於成都法政專科學校新聞系。
「五四運動」猛烈地沖擊和蕩滌著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震撼著當時的年輕人心靈，踐行著時代所賦予青年的時代使命感。對廖宗澤那代的人來說，雖說新潮流，新思想，新法治，新科學，成了年輕學生推崇的主旋律，但除了以「打倒孔家店」、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為目標，還得具體落實到日常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掌握知識中去。
廖宗澤選擇了「法政」學科，進入了四川公立法政學校，無疑是順應了大時代、大潮流的方向，依法治國，是辛亥革命以後，把中國導向憲政的根本。
百年前的法政學校，對現代人來說，一定會產生一大串的問題：它是一所怎樣的學校？是專科學校？還是相當於今天的大學？學成之後未來前景又如何？且容筆者慢慢分解。
9、四川公立法政學校
法政學校是一所怎樣的學校呢？
法政，顧名思義是律法、行政之類，在當年應該是時髦與前衛的學科。應該說廖宗澤在選擇進入四川公立法政學校前，對法學已經有了初識，從中國傳統教育中，已經知悉東周時期的法家思想，如管子主張的「定分止爭」。有個典故：「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說，一只野兔在田野上跑，後面很多人追著想抓住它。但是市場上有很多兔子卻沒有人去搶著要它們，為什麽呢？因為田野中兔子的權屬未定，而市場里兔子已經有了歸屬。這是中國古老法學對權利劃分重要性的論述。
辛亥革命後，國家實行憲政民主制度，依法治國，以法理政，是現代文明制度的標志，國家正需要大批的法政專才，進入到這個龐大的管理體系中。法學是社會科學中一門特殊的學科，所有的秩序都可以說是一種「法律」，例如自然規律、倫常、邏輯法則與美學，而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的法則。這對當時一些思想進步與前衛的青年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廖宗澤就屬於這樣的思想敏捷，追求上進，胸懷大志的年輕人。
四川公立法政學校，是由「課吏館」而來，設置於晚清時，辦學目的是讓地方官員學習與訓練行政管理知識，其中主要是法律知識。同時也是一個集培訓、學習、考核和甄別為一體的官方機構。1906年，四川總督錫良在原「課吏館」（又名仕學館）的基礎上創辦了四川法政學堂。
10、民國初年的高等學府
四川公立法政學校屬於專科學校？還是相當於今天的大學呢？
四川法政學堂仿直隸和湖北而設，初分「官班」和「紳班」，彼此相互獨立。直隸是特指天子腳下的心腹之地，有點像今天中國直轄市，晚清北直隸是河北，南直隸江南省。意思是仿效直隸省和湖北省經驗與法則。官班，是指候補人員的班級，即已經考上科舉，被朝廷任命了官，分配了職務，但清朝的官員是定額的，關系到朝廷發放俸祿，那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簡而言之，就是等待上崗的官員。紳班，指本省的舉人、貢生、監生組成的班級。科舉時代，府、州、縣中成績優秀，或資格優異的生員，俗稱秀才，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在國子監中肄業的學生統稱監生。國子監，就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說到這里，就可以理解了，四川法政學堂就是一所相當於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
其實，學堂章程也說得非常明確：「本學堂不惟啟導官智，尤以矯正官習，植養官德為主。」教學分為兩部分，一是「研究已行之法律」，如大清律例、大清會典等；二是「研究法律之原理」，即西方及日本「已行而適合於中國之律」。
民國初期，教育部於民國元年（1912年）八月公布了《專門學校令》，改清末學堂為學校，規定「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教育部文件說得非常明確了，可以理解為相當今天的高等學府——大學。
從該學校的校址，今人也能掂出該校的分量。四川法政學堂地址初設在成都皇城貢院，後遷總府街內務司舊署。即歷史上著名的「皇城」和「皇城壩」，明朝期間重新修建的「蜀王府」，清政府將「蜀王府」的舊址改成了貢院，清末民初作為四川法政學堂教學大樓。1915年1月改稱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廖宗澤應該是在1920年至1923年之間（本科規定是3-4年），就讀於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
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是官辦的，故此對學生非常優待。對學生的教學、行為、生活等全面管理。比如：從預科起，每學期每個學員的課本、教本、草寫本、紙、筆、墨等用具以及有帽頂的遮陽帽、青布馬褂、藍白兩套夾單、操衣、青布靴子等服裝，都由學堂制備供給。學生隨時隨地見到校長、教師、監學及堂中各員，都要立正致敬。這些規定體現出這些學堂求實、樸素、勤勉、敬德的良好風氣[2]。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廖宗澤將軍早年就讀的四川公立法政學校，按照今天的說法，是一所國立大學，而且是四川首屈一指的大學。當年謝盛堂[3]教授擔任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教務長，換句話說，廖宗澤是師承謝盛堂教授。
這里還得提一個擦邊的故事。中國的文豪郭沫若差一點就成了廖宗澤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師哥。故情是這樣的：郭沫若在1910年來到成都，順利通過國文題《士先氣質而後文藝》的測試，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即成都聯合中學的前身，在校用名郭開貞。1913年2月，郭沫若的長兄在四川法政學堂執教，動員弟弟也能報考法政學堂，世人都知道郭沫若脾性，他不屬於中規中矩的嚴肅學者，根本受不了方正刻板、清規戒律式的法政條文灌輸，他選擇了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正科二部（理科）。1914年郭又去了日本求學。
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主要陣容，是五大專門學堂：以四川法政學堂（1905年）領銜，兼有四川農業學堂（1906年）、四川藏文學堂（1906年）、四川工業學堂（1908年）、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及四川高等學堂。辛亥革命後，四川高等教育學堂均改稱學校，五大專門學堂分別改為四川公立法政、農業、外國語、工業、國學專門學校。[4] 1927年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後又改為公立四川大學的法政學院）、四川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四川公立外國語專門學校、四川公立國學專門學校合併組建公立四川大學。
[1] 、四川大學的前世今生。
[2] 、《中西学堂领新风，两院入堂奠基业》，四川大学档案馆。
[3] 、谢盛堂：现代法学家。1907年入京师法律学堂学习，同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湖北东湖县初级审判厅监督推事、湖北高等审判厅推事等职。辛亥革命后，历任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成都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教授，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省议会议员。
[4] 、《大学史记——近代中国的那些大学》，李子迟主编，济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