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懷疑革命之路
廖宗澤明白：省委這些領導人，盡管年年更新，甚至一年三變，卻與楊闇公那樣的組織能力，相距甚遠，雖說他們的革命意志與雄心無可挑剔，但智力不足，軍事欠缺，再加階級意識太強烈，伴隨著心胸狹窄，給革命事業帶來了致命硬傷。李立三的邏輯是：既然那些人當了軍官，就必然受到了反動派物質上的利誘和思想上的侵蝕。廖宗澤哀嘆這樣的中央政策，他深知自己也不被中央信任的原因，只因廣漢起義部隊的策反工作，及起義的軍事行動計劃，都是他廖宗澤數年經營和親力親為的結果，所以四川省委離不開他，與劉狄軍（也有寫劉的軍）一樣分擔起義的責任。
從自身情況，廖宗澤自然聯想到陳離旅的參謀長劉狄軍，也想到了那位被肅反處死的大隊長。此人原先是排長，在起義信號發出後，這位排長主動率部參加起義，而且十分英勇機智，最後控制了全營。前委才任命他為大隊長。誰知這位大隊長看不慣向被抓的土豪劣紳催繳贖金，與一前委發生沖突，結果被第一個「肅反」掉了。當劉狄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肅反名單時，就慌忙逃走了。
廖宗澤是學法學的，他參加革命，不是簡單的一拍腦袋、一腔熱血，而是懷有一種對社會，對國家治理的崇高期望與追求：要擺脫中國的貧瘠落後，受盡西方列強欺淩，必須要建法施法執法，國家才會有序、公平與穩定，在這樣的基礎上國家才能健康發展。
參加革命以來，廖宗澤深諳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一支軍隊，都必須有紀律，有秩序，有規範，有法律，而這樣的草菅人命，與他設想的紀律法規相距甚遠，完全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甚至可能淪落為打家劫寨的草寇，成為一支沒文化的農民起義隊伍，紅軍不能、也不應該學梁山好漢，僅僅是占山為王。
廣漢起義惹惱了四川軍閥，整個四川呈現一片白色恐怖。雖然當時國民黨特務組織僅是雛形，可是四川的劉湘21軍特務委員會，早在1930年之前就已經非常活躍，劉湘收羅了不少中共叛徒，幫助特務委員會四處找尋、識別、搜捕共產黨人。
廣漢起義後，中共四川省委在重慶已無法立足，被迫遷往成都。廖宗澤向省委作了廣漢起義的詳細匯報，再次嚴肅提出了「士兵委員會」與肅反政策的錯誤，造成了自相殘殺的後果。省委專門討論了廣漢起義問題，對廣漢起義失敗的領導責任問題作出了處理決議：廖宗澤被黨內處分，被安排參加省軍委的工作。文強的回憶是這樣表述的。
那一時期，中共領導的兵變與暴動失敗後，行動領導人通常是：死者尊為烈士，生者接受處分，幾乎成了慣例。由此同樣又引出一條鐵證：是廖宗澤領導了廣漢起義。
86、省委打壓文強
這一時期，廖宗澤情緒低落，他對中共黨內毫無章法、草菅人命的革命，發生了懷疑，當時接二連三地出現嚴重的自裁事件。
何蜀有同樣的描述：「廖宗澤對革命的信念動搖了。不過，導致他產生動搖的原因，主要還不是當時的白色恐怖，而是當時在中共黨內一再出現的左傾錯誤。」
《紅巖密檔》36章有這樣的描述：
1931年仲秋的一天，一位年輕的婦女來到成都爵板街廖宗澤住處。此人叫周敦婉，江津縣人，在四川黨內，她有著很高的威望，是中共地下黨第一任江津縣委書記、第一屆中共四川省委委員，也是四川省第一位女省委委員，前夫是已經犧牲的省委書記劉願庵烈士，後來她又同省委常委、省軍委書記文強結為夫妻。周敦婉神色不安地告訴廖宗澤，文強已經秘密到成都來了，因認識他的人太多，只好呆在旅館里，讓她獨自前來聯系。
文強是廖宗澤的好友不假，但廖宗澤向來與人相處從善如流，對身邊每一個同志，只要找上門來，他都會伸出援手，不僅僅是文強。
周敦婉登門找他，一定是遭遇了困難。廖宗澤馬上隨她一同前往春熙路一家小客店里會見文強。見面之後，廖宗澤才知道為何周敦婉會愁容滿面。原來，中共四川省委這年春末因為重慶白色恐怖嚴重，被迫遷往成都後，在重慶另建了中共川東特委，文強被留在重慶擔任川東特委書記，領導重慶和川東地區地下黨的工作。不料這年6月里，文強被叛徒出賣，抓進21軍特務委員會。好在敵人不知道文強此時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東領導過農民起義軍。文強便稱自己在川東起義失敗後便已脫離中共組織，這次是剛到重慶，打算另謀職業。當時川東特委組織部長是外號「四川卡爾」的鄭佑之，他足智多謀，早已在特務委員會中打進了自己人，經過里應外合，文強終於越獄逃出。由於特務們四處抓捕文強，他在重慶已無法立足，經川東特委研究後，決定文強與周敦婉立即到成都向省委匯報，並請示另行分配工作。誰知當時省委領導剛剛開始貫徹王明路線，正在堅決反右傾的風頭上，認定文強被捕後有失節行為，要給文強處分；而實際上文強是按照獄外黨組織的指示，為配合營救，巧妙與敵周旋，拖延時間，以利於營救，說了一些並不涉及黨內機密的事情。
廖宗澤聽了文強的述說，十分生氣，對文強他是非常了解的，多年來兩人並肩戰鬥、患難與共，可以說是生死之交，他決不同意省委對文強的處分，聯系到「立三路線」導致的一次次慘敗，他既悲痛又沮喪，說到傷心處，他竟然捶胸頓足地大哭起來。
在文強與周敦婉向省委申訴、辯解期間，廖宗澤積極為文強夫婦尋找住處，在淒風苦雨中帶著夫婦倆東躲西藏，文強依然在敵人的通緝之下。但是，最後省委仍然執意要處分文強，並因文強拒不承認錯誤，將處分由嚴重警告升級為開除出黨。文強和周敦婉一氣之下，憤然離川，打算去上海找周恩來申訴。但他們並不知道四川省委已在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稱：「文強已被四川省委開除出黨，望勿與之發生任何關係」。文強與周敦婉與上海中央接不上關係，生活無著，最後，文強只好攜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
文強與周敦婉的離川，使廖宗澤十分寒心，眼見「立三路線」之後又是更左的路線，這樣折騰過來，折騰過去，哪兒還能談得上革命的成功？
三年後，經廖宗澤向曾擴情推薦，文強投向了國民黨，此是後話。
87、肅反在黨內延續
「AB團」是1926年底由段錫朋 、程天放 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組織，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宗旨是反對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取消民主主義。其實到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覆存在了。
1930年5月開始，中共贛西南特委領導展開肅反。這一時期，贛西南特委從1930年5月開始，發動在贛西南蘇區開展打「AB」團鬥爭，6月、7月、8月三個月全面鋪開，9月進入高潮，亂捕濫殺「AB」團分子，把一些出生於地主、資本家家庭的早期革命運動領導人、或者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見分歧的、或者是犯有一些錯誤的同志，都當做「AB」團分子加以殺害。
1930年10月，朱毛的紅一軍團攻克吉安後，在繳獲敵人的文件資料中，曾發現有關「AB團」的資料，該組織是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設立的秘密組織，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的某些幹部。但是，中共黨史真有這樣原始文件嗎？值得懷疑！因為5月先有贛西南特委亂捕濫殺「AB」團分子，遲有10月的吉安搜查敵人的文件資料說。是不是出於毛澤東個人疑慮，鬧了更大的「烏龍事件」？這一時期，毛澤東在紅一軍團集中指揮權的過程中，始終面對激烈紛雜的不同意見，感覺十分棘手，讓他懷疑這些不同意見中摻有敵人奸細的作用。
毛澤東產生了第六感覺，麻煩事自然接踵而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贛西南的黨組織存在「非常嚴重的危機」，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機」，遂於12月初，派方面軍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攜帶總前委的指示信，並率領一連部隊，到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實施肅反任務，準備「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訊手段，大肆捕人。僅幾天之間，就在省行委、省蘇維埃及特委機關，抓捕了百餘人。旋即對被抓捕的幹部輪番刑訊逼供，被屈打成招後，按照口供繼續捕人，連家屬亦不能幸免。特別是紅軍第20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如：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文林等先後被抓捕。在這種情況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紅20軍的部分負責人帶領紅20軍嘩變，扣留李韶九（後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並率紅20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活動，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變」。
廣漢起義過程中，戰場上的肅反，源於紅軍中的肅反運動延續。紅軍中的大規模肅反運動，一直持續到1935年春。
賀龍回憶：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均為紅軍指戰員。
賀龍還回憶道：夏曦 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真正死了多少紅軍，難以統計清楚。說夏曦在畢節涉水過河時因身體疲倦被卷入漩渦而死，值得懷疑，應該是被紅軍官兵聯合制造事故而亡，反正也說不清楚了。
對每一位革命者來說，同樣對廖宗澤來說，參加改變制度、改變世界的革命，都有思想準備面對困難、風險、危機、曲折，甚至準備好了戰場上的流血犧牲。據說中共早年的革命者就有這樣的豪言壯語：頭可斷，血可流，理想不可不追求！但是誰曾設想過，這陰冷的槍口、鋒利的劍刃卻是來自於自己的戰友、同仁和上級領導，猝不及防，防不勝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