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蔣介石相信黃埔嫡系
究竟指派哪些人赴川執行任務？應該符合這些要求與條件：一是蔣介石信得過的黃埔四期畢業學員；二是必須具備帶兵指揮戰鬥的經驗；三是主要由四川籍、湖南籍學員組成。
俗語道：好鋼使在刀刃上。在蔣介石眼里和心中，廖宗澤是好鋼，這是毋庸置疑的，筆者在前面章節有詳細的描述，那這「刀刃」指的是什麽呢？這應該是一次契機。
蔣介石只相信自己的子弟兵，任命廖宗澤負責帶領黃埔學生隊伍，明面上的任務是：服從劉伯承的領導，協助完成北伐西線任務，實際上的秘密使命是：負責督察任務，蔣介石當然對劉伯承有所防範，廖宗澤等學生隊伍出使四川，就是具體的防範保護措施。廖宗澤代表黃埔軍校，肩負著蔣介石的使命。
讓我們回到廖宗澤的履歷表，其中這樣記錄：軍校畢業奉校命被派回四川工作，參加「順慶兵變」。1926年12月1日，在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任上尉參謀，他的主管長官一欄填寫的是：劉伯承。
檔案所記載的應該無誤，廖宗澤屬於被派遣小分隊的成員之一，他具備如下有利條件：一是四川人，出自廖姓大家族，有一定的社會關係，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便於在當地展開工作；二是畢業於四川公立法政學校和四川陸軍講武堂，這些不僅證明了他具備足夠的知識與膽識，同時表明他在四川中下層擁有相應的人脈資源；三是有擔任半年四川陸軍混成補充旅中尉連長的經歷，雖然是個小連長，關鍵是在楊森手下，而且他深得楊森的信任與賞識，這是開展工作的最佳條件和基础。
也有資料稱，廖宗澤初始跟隨劉伯承時，擔任上尉警衛營長。劉伯承在抵达四川后，與四川國民黨黨部、川軍等協調後，設立了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聯絡指揮部，也就是說站穩了腳跟後，廖宗澤被劉伯承任命上尉參謀，隨其左右。
廖宗泽黄埔一毕业，肩扛上尉军衔，这中间是否出现了问题？
黃埔軍校畢業生，通常的軍銜是上士、少尉，比如一期的杜聿明，黃埔畢業時任見習官兼軍需上士；再比如一期的宋希濂，被譽為「黃埔之光」，畢業時任少尉副排長。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一期的范漢傑，進黃埔軍校時近30歲，時任粵軍第六路司令，官階為少將，范執意進黃埔第一期，屬於一期大年齡學員之一，1924年11月一期畢業時，范漢傑還是從基層少尉排長幹起，以後逐漸升任粵軍第一師中校參謀、營長等職。1927年8月，范漢傑被蔣介石任命為浙江警備師師長，成為黃埔一期中最早當上師長的人，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任陸軍第一軍胡宗南軍的副軍長。用了一輪12年，才回到了少將官階。還比如四期的林彪，1926年12月，林彪被教官聶榮臻分派到葉挺獨立團2營7連任少尉見習排長。
看來蔣介石確實非常看重廖宗澤學員，同樣是1926年12月，林彪軍銜是少尉，而廖宗澤軍銜是上尉。
35、「使川」是「北伐」的战略任务
說蔣介石欽点廖宗澤，除了說明蔣介石對其的信任與重視之外，應該还有另一層意思，廖宗澤隨同劉伯承「使川任务」本身的重要性。
說是蔣介石親自安排，依據簡單而直接。一是蔣的指揮性格與風範是親力親為，無論是江西的「圍剿紅軍」，還是抗戰後的國共大決戰，蔣介石的命令通常越級直達前線主官；二是廖宗澤適合執行「使川任務」，不僅是四川人，在四川完成文武學業，在那裏政法與軍界有自己的人脈圈，便於相繼處事，蔣介石了如指掌；三是以後數次派遣黃埔學生隊赴川聯絡劉湘等軍閥，都是由蔣介石直接命令与交待任務。比如：蔣介石命令劉湘鎮壓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所以第一批入川的北伐軍黃埔學生隊，校长兼總司令特別重視，由蔣介石親自向廖宗澤等學生交待具體任務。
其次「使川任务」的性質。北伐戰争沿途攻陷一城一地，这是戰役与戰術問題，在蔣介石整个北伐戰争棋局中，「使川任务」是消除全局的隱憂与毒瘤，是戰略性的任务。對蔣介石來說，北伐征戰的目的是：鏟除軍閥的力量和統治，將革命推廣到全國每一個省市，使國民政府能夠成功地統治整個國家，這是北伐戰爭最主要也是最想要完成的目的。
若從戰争理論上来说，更是值得推敲了。孫子認為，戰爭一般以兩種形態出現：一是以謀略勝敵，一是以武力攻敵。以武力攻敵者，雖然取得了勝利，自己也必然遭受損失，不是最理想的結果。最理想的結果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即不用戰爭手段，使敵人完整地全部屈服，既取得「全勝」，自己又不受一點損失。兩者相較，「全勝」為上，「破敵」次之。
這些應該是蔣校長派遣劉伯承赴川的目的，也說明了廖宗澤肩負的重任。這是蒋校长第一次钦点廖宗澤「使川執行任務」。
所以说，黄埔畢業的廖宗澤直接肩扛上尉軍銜的份量，沒有蔣校長特批，這樣的跳越式軍銜晉級，應該是沒有可能性的。
有一種說法，廖宗澤赴四川執行任務，是鄧演達安排的。依據是，第二批入川的北伐軍是朱德帶隊，文強等黃埔學生隊隨朱德赴川，由鄧演達安排。筆者不採納这這樣的說法，一是朱德當時的份量與劉伯承不能相提並論（後面會有陳述）；二是蔣介石已確認了「使川任務」的戰略重要性。第二批入川任務，朱德是被委以担任楊森的「党代表」，自然由國民革命军總司令部政治部中將主任鄧演達下达命令。
網絡上流傳一些關於廖宗澤的文字，廖宗澤1926年10月黃埔四期畢業，就跟隨劉伯承去了四川，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其實這是個非常嚴重的錯誤。中共一些資料也有這樣的說明：「1926年12月1日，為配合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在四川的瀘州、順慶（今南充）地區，獨立領導和策動部分四川軍閥部隊，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瀘順起義。」當然這是頗有爭議的。
11月底，劉伯承才以蔣介石任命的廣東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身份返回四川，同時帶來一批以廖宗澤為首的黃埔四期學生隊伍，輔助劉伯承在四川展開工作。與廖宗澤同行的黃埔學生中，還有小廖宗澤3歲的兄弟陳遠湘，四川宣漢人，是四期炮科的。
36、廖宗澤中共黨員之謎
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產物，1949年中共建政的開國元勳中，有許多將領都出自黃埔軍校。當年的黃埔校園里，只要是人才，國共雙方都爭著發展入黨。廖宗澤的同期同學文強，是毛澤東的表弟，進入黃埔軍校後，周恩來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邵力子介紹他加入國民黨。
廖宗澤曾經加入共產黨，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四川鬧兵運時，他明里是國民黨軍隊的軍官，暗里卻是代表中共地下黨搞兵變的專家。問題是廖宗澤在黃埔軍校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還是去了四川後跟著楊闇公才加入共產黨？何蜀的《文強傳》提到，廖宗澤在黃埔軍校時加入中共，但這疑點太大。
關於學員的共產黨身份，有這麽兩件事可以作為依據。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軍閥陳炯明時，陳賡在戰場上救了蔣介石一命，因為陳賡的英勇表現，被留在了蔣介石身邊，擔任侍衛參謀。東征軍打下汕頭，總指揮部設在畸廬，蔣介石住在樓下，陳賡和周恩來住在樓上。就在這些日子里，陳賡整理蔣介石桌上的東西，在抽屜中發現了一本黃埔軍校軍官和學生的花名冊，每個共產黨員的名字上都畫了個紅圈。在陳賡的名字旁還特地批了一行小字：「此人是共產黨員，不可讓他帶兵。」蔣介石初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很注意觀察學生的表現，把觀察學生所得的印象寫在墻上的「學生情況表」上，那時對陳賡的評語是：「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穩重，能刻苦耐勞，可以帶兵。」當初把陳賡在留身邊時，他可能還不知道陳賡是共產黨員。驚愕的陳賡，急忙跑上樓，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周恩來。
1926年3月18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引起了國民黨排斥中國共產黨，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譚延闿、蔣介石等9人聯名提出的排斥中國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同一時期，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的兒子）指示軍校黨組織：「一個都不要向所在單位國民黨黨部表態，尤其是一向沒有暴露中共黨員身份的人更應保持常態」。
林彪也是因為共產黨員的身份，而被蔣介石棄用。
廖宗澤在黃埔軍校的時間大約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間。如果他是進校初期加入的共產黨，那他的名單一定在蔣介石的小本子上，不會被蔣介石信任，而事實是廖宗澤黃埔畢業時，被蔣介石派任執行特別使命，並晉升為上尉軍銜帶領黃埔學生隊，擔任隨劉伯承赴川執行西線任務。也就是說：要麽廖宗澤在黃埔軍校並未加入中共，要麽就是1926年後才加入中共，如陳延年的指示：「沒有暴露中共黨員身份的人更應保持常態」。
1949年，國民黨政府失敗後，退出大陸，世人質疑蔣介石的軍事才能。其實當年蔣介石的軍事才能是得到公認的。第一次東征，蔣介石不過統領二個團二千多人，卻打敗了陳炯明粵系軍閥上萬人。而且還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 、劉震寰 叛亂。第二次東征，蔣介石統一了廣東。在北伐征戰中，蔣介石統領的軍隊也不過8萬人，也有資料稱十幾萬，將北洋政府的百萬之眾打敗了，取得了北伐成功。
[1] 、吳佩孚：出生於1874年4月22日，山東蓬萊人。5歲入私塾，16歲在蓬萊水師營當學兵，22歲考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38歲任中央陸軍第三師（曹錕）炮兵第三團團長，41歲升為第六旅少將旅長。從此，吳佩孚的軍旅生涯腥風血雨，一戰安湘、再戰收皖、三戰定鄂、四戰克奉。1922年4月至6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48歲的吳佩孚任直軍總司令，致使張作霖12萬人的奉軍敗北山海關外。赫赫武功讓吳佩孚聲名鵲起，被奉為「中國最強者」。1924年9月8日，吳佩孚成為美國《時代》雜誌周刊封面的中國人，其勢力影響著大半個中國。
[2] 、何光烈：四川闐中人，民國川軍將領。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入川軍熊克武部，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混成旅旅長、第五師師長。1921年脫離熊克武第一軍。1923 年依附楊森，駐守南充。1926年12月，其部下發動順慶起義，遂只身逃往成都。1928年10月，在下川東之戰後，於嶽池城下被擊斃。
[3] 、袁品文：又名錦，字其衡（1897年—1976年），四川瀘定人，四川陸軍講武堂畢業，1924年任川軍第8師獨立旅1團團長，1925年任四川邊防軍第4混成旅少將旅長，1926年12月參與發動順瀘起義，任國民革命軍川軍第5路司令，1927年5月失敗後投靠黔軍，任國民革命軍第25軍3師師長，後任貴州省會警察局長，抗戰期間曾任四川省瀘定縣參議會議員，1949年12月任西昌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中共建政後，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