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第七混成旅[1]
第七混成旅不同於其他軍閥部隊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共」味太濃。旅長劉丹武屬於國民黨的左派，十分賞識二團團長鄺繼勛。鄺繼勛是怎麽樣一個人呢？
鄺繼勛出生於1895年，比廖宗澤年長7歲，貴州思南人。少時讀過三年私塾，但自小好動，愛彈跳，練就了一身輕捷矯健的技能，卻讀不進書，只能輟學隨父串鄉擺攤賣藥。22歲入川當兵，勇敢善戰，從排長、連長、營長，一路升遷。1925年28歲時升任黃隱江防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不久江防軍縮編為第七混成旅，鄺繼勛改任二團團長，原駐防彭縣、崇寧一帶，他所率領的第二團，是第七混成旅的主力團。
鄺繼勛沒有進過什麽軍事學校，或者講武堂，他的一套帶兵方法，完全憑自己在戰場上的摸爬滾打、生死磨練中感悟出來的，他摸索出自己獨特的練兵方法。比如：他的部隊早上起來不是整隊下操，而是拉出去跑路，翻山坡，跑田坎，來回跑上一二十里路，吃過早飯就練爬山、爬樹、爬墻、跳高、跳遠……。還比如，練跳遠，鄺繼勛第一個跳，然後拿出50塊銀元擺在終點，哪個士兵跳過了他跳的距離，就可得到那50塊銀元作為獎賞……。
鄺繼勛這種土辦法練出的兵，戰場很能折騰，很能打硬仗。
鄺繼勛所在的旅，原屬軍閥賴心輝部，後脫離賴部，歸屬楊森部，以後又因楊森發動的「統一四川」之戰遭到失敗，鄺部所在旅又被鄧錫侯部收編。不管這個旅到哪裏，因為該旅能打硬仗，總是受到軍閥們的歡迎。
鄺繼勛雖然只讀過兩三年私塾，但卻刻苦自學，思想左傾，熱心閱讀《向導》等鼓吹革命的書刊。他聽說廣東黃埔軍校有一個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便在自己的部隊中也組織了一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四川分會」，還派出親信去廣州，千方百計找到中共組織，取得聯系，要求幫助。於是，中共組織派了曾赴法勤工儉學並與朱德一起到蘇聯學習歸來的川籍共產黨人秦青川，到第七混成旅主持政治部工作，1926年底，秦青川在崇寧縣介紹鄺繼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鄺部便建立起了中共地下組織。
旅長劉丹武也很支持鄺繼勛追求革命的行動。
大革命失敗後，形勢劇變。但鄺繼勛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仍然一如既往地執行中共地下組織的指示，他的部隊成了一些被通緝的共產黨人的避難所，他在成都的公館則成了中共川西特委和四川省委開會、接頭的場所。
文強被派到鄺部後，在鄺繼勛所在團擔任營附一職，士兵們習慣稱呼文強為「文指導員」，並擔任中共地下支部書記，按照中共川西特委指示，努力在軍隊中發展共產黨組織，宣傳共產黨的革命思想。特別是，文強將該團將近半數的軍官都發展加入了中共。
59、不詳原因的變故
1928年5月，廖宗澤被黃隱下放到1師屬下的第七混成旅一團任中校團附。這一職務的變動，不知發生了什麽情況？
國軍中的團附一職，嚴格來說是指所在部隊的「附員」編制。團裏面的附員，全稱為團部附員，即團部（長官部）的工作人員，是一個定義很廣泛的職務。好像清代的軍機處行走一樣，只是在軍機處工作，但是沒有固定的工作職責範圍。又好像職場上的行政助理。一般來說，團附類似於參謀人員，聽從部隊長官命令，讓幹啥就幹啥。
國軍裏面最著名的團附是謝晉元，也是黃埔四期的。大陸出版的書上都說謝晉元是團副，其實謝晉元只是一名團附。守衛四行倉庫，團長副團長都跑路了，結果團附謝晉元臨時頂替，死守四行倉庫，上級通令嘉獎，升任為上校團長，成就了一代美名。
是否廖宗澤的中共地下工作被黃隱有所察覺？
1928年初，成都城曾經的革命浪潮，被撲滅後半年余，似乎雨過天晴，春風吹又生，滋潤了新一輪的革命萌芽。
廖宗澤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他的公開身份是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司令部駐地在成都，他的家也在成都。
中共「八七會議」後，劉披雲任川西特委書記，中共川西特委也在成都。
「共」味太濃的第七混成旅也在成都，自然該旅第二團團長鄺繼勛的家也在成都，鄺家幾乎成了中共的交通聯絡聚會點。
當然，劉披雲、鄺繼勛、文強等聯絡廖宗澤時，一定是避人耳目的，自然也避開了黃隱的視線，按理廖宗澤也不會留給黃隱察覺的疑點。估計還是有防不勝防的例外出現，這個例外就是黃慕顏的到來。
廖宗澤晉升中校後不久，黃慕顏離開魯滌平的部隊，來哥哥黃隱師部，黃慕顏自然不只是為了探望哥哥，而是通過廖宗澤尋找黨組織，打聽與中共特委的聯系方法。而廖宗澤按照黨的紀律，得到上級指令，不可以公開自己的身份，不得自作主張對外聯絡。
為什麽廖宗澤接待文強與黃慕顏的方法有異？
道理很簡單。有這麽幾個原因：黃慕顏出身於富商，少爺出身；起義軍開江撤出後被魯滌平收編，黃慕顏這麽久沒有尋找黨組織，這多少有些不合情理。還有黃隱雖然是另類軍頭，但他與鄧錫侯一樣反共，這也是原因。四川特委，甚至於四川省委均起了疑心。後來，文強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此是後話。
廖宗澤是嚴密謹慎之人，他沒有權力自作主張，告訴黃慕顏聯絡上級的渠道。廖宗澤讓黃慕顏去上海找中央。自武漢發生了汪精衛「七•一五」事變，停止與共產黨合作後，由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等人組成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開始醞釀從武漢撤離。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陸續遷往上海。
黃隱知道弟弟是中共黨員，在瀘順起義時擔任副總指揮，眼見弟弟時常找廖宗澤竊竊私語，鬼鬼祟祟，一些言行舉止，使得黃隱起了疑心，這也是很正常的事。黃隱很清楚蔣介石清共是堅定不移的，原先武漢的汪精衛還能繼續容共，現在同樣采取了「分共」、清共，黃隱是特別謹慎穩重之人，他斷然采取措施，讓弟弟黃慕顏趕緊走人，他是公開的中共黨員，在自己部隊裏不能留住太久，會引發禍根。
黃隱確實不清楚廖宗澤是不是中共黨員，但他還是懷疑廖的中共身份，所以他把廖宗澤下放到自己的下屬團裏，遠離師部，讓自己的司令部清靜一點，安全一些。至於下放廖宗澤多久，黃隱需要觀察一段日子，再作打算。
60、是否另有隱情
不知是無巧不成書？還是蓄意的安排？
中共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明確了中共今後工作的總方針：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論斷。這次會議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從此開始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川西特委的主要工作是發動武裝暴動，需要運作一支部隊，廖宗澤是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主要負責與領導這項工作。應該說：此時的廖宗澤與川西特委的眼光都聚焦在「共」味較濃的第七混成旅。這算不算一巧？
1928年5月，廖宗澤被下放到第七混成旅一團任團附，而二團團長是中共黨員鄺繼勛，三團團長是中共黨員王漢章，當年是與鄺繼勛一起入黨的。文強此時也已進入鄺繼勛團擔任營附一職。而一團的中共力量薄弱，恰好缺乏核心人物，廖宗澤的到來，及時彌補了這一窘困。這麽一來，第七混成旅的3個團，都有中共黨員占據了團裏的重要崗位，便於下一步的展開兵變的全面準備工作。這是不是二巧？
這麽看來，情況可能是另一種模式：廖宗澤下放到第七混成旅一團，是他借著與黃隱的私人關系，主動提出的要求，他希望去一線部隊看看，黃隱覺得眼下四川境內無戰事，確實暫時無戰役計劃和方案編制，閑著也是閑著，他要下到基層團裏看看，就讓他下去走走看看，體察體察也行，於是就有了這一調動。
當時，第七混成旅的「共」味太濃，在軍閥中有一定影響。由於旅長劉丹武是國民黨左派，左傾狂熱與濃濁的「共」味，一時難以分辨，也就得到暫時容忍；再則，混成旅特別能打硬仗，對黃隱來說，有些棄之不舍。但是黃隱的擔憂、警覺、防範始終不變，派遣親信廖宗澤下去蹲點，了解實際情況，監察與制衡第七混成旅違規違紀現象，是部隊長官的管理範圍與職權。
客觀事物總是縱橫交叉、紛繁復雜的，極有可能，黃隱與廖宗澤所遇到的場景，是各種矛盾與狀況的交織體。總而言之，廖宗澤下放到第七混成旅一團，無疑對誰都好，各有所求，各圖所利，各取所需。
61、鄧錫侯與黃隱的陰謀
應該說，對鄧錫侯、黃隱來說，如意好事，一茬接著一茬。
劉湘自易幟後，對外投靠蔣介石，對內則大力發展勢力，在四川境內不斷分化和打擊異己。長期占領四川繁榮富庶之區重慶，控制長江，勢力不斷坐大。1928年（民國十七年）9月23日，劉湘與保定系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長在資中縣舉行會議，由劉湘出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為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田頌堯等為委員。該會議將川軍其他各部屏之於外，激起各軍怨恨。10月10日，楊森、劉存厚、賴心輝、郭汝棟、黃隱、李家鈺、陳書農、羅澤洲八部聯合成立「國民革命軍同盟各軍軍事委員會」，俗稱「八部同盟」，推楊森為主席，李家鈺、陳書農為副主席。八部同盟決定聯合向重慶劉湘發起進攻，欲發動「下川東之戰」。
鄧錫侯的「五虎將」，黃隱、李家鈺、陳書農、羅澤洲四虎參與「八部同盟」，顯然鄧錫侯對重慶肥沃之地也是饞涎欲滴。楊森等組織「四川同盟軍」，準備進攻川東軍閥劉湘。劉湘聞訊後，拉攏劉文輝，讓其牽制同盟各部。
廖宗澤在混成旅的這一段日子，兵運工作緊鑼密鼓的展開，活動自然異常活躍，各團首先是並駕齊驅推動發展黨員工作，這是一支軍閥部隊轉變為紅色共產黨隊伍的素質基礎和保障，從士兵到軍官，發展工作進行得尤為順利。特別是二團的軍官，有40%的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進展順利，當然是經過了艱難的努力。《文強傳》是這樣描述的：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當時在國民黨軍閥部隊中從事革命兵運工作的艱難，這可是在政府軍士兵中進行反政府的秘密宣傳鼓動工作。……要在大多是農民出身、目不識丁的士兵中，進行共產主義ABC的宣傳，讓他們懂得共產黨鬧革命的道理，並自覺參加進來，談何容易！」
由於混成旅的特殊情況，一些共產黨人在該旅猶如在「自己的部隊」中活動，忽略了秘密工作的原則。加上鄺繼勛本人性格外向，自恃有槍有權，也不大重視政治面目的隱蔽，便使得該旅顯得太「紅」，遭到了鄧錫侯、黃隱的疑忌。
鄧錫侯與黃穩密謀商定，派第七混成旅參戰，可讓慣打硬仗的第七混成旅打擊劉湘勢力；就是遭遇失敗亦可消弱該旅的力量；至少是借機將這支政治上不可靠的部隊從省會成都調走，遠離成都，遠離江防軍駐地，可說是一箭三雕。
廖宗澤即刻將此情勢，及下一步利用軍閥混戰壯大混成旅的意圖報告四川省委，省委權衡了這一借勢借力的方案，決定同意混成旅參戰。但同時指示：川西特委廖宗澤不能隨第七混成旅行動，需要繼續留在江防軍司令部，推動其它軍隊的兵運工作。
廖宗澤最終未隨第七混成旅下川東，被黃隱調回了江防軍司令部繼續任職中校參謀。
第七混成旅拉出成都後不久，旅長劉丹伍就稱病還鄉，將全旅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了鄺繼勛，鄺繼勛擔任了「兼代旅長」。
62、川西的兵運工作
廖宗澤借助於江防軍司令部的工作掩護，進行中共川西特委的兵運工作，那幾年的工作，展開得非常出色。楊闇公在擔任中共重慶地委書記任上，推動了順慶起義、瀘州起義，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四川兵運的旗幟卻在傳承與繼續，整個川西兵運工作的歷史重任，落在了廖宗澤肩上。
盡管離瀘順起義失敗不過一年多，但川西軍閥部隊的兵運工作進展異常成功。確實也有客觀環境的原因，選擇在鄧錫侯、黃隱軍隊開展工作，應該說當時中共四川特委的這一決定是正確的，有發展的眼光、有戰略的智慧。鄧錫侯出身貧寒，八歲喪母，十歲喪父，全靠舅母文氏撫養長大，情感上同情與理解窮苦人，對於中國時局的內憂外患，及國家民族之大業，時有嘆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黃隱出身經營藥材商家，自己本身也是讀書人，內心存有「拯危濟困、救死扶傷」的人性良知。這就為廖宗澤的工作帶來了許多便利。
川西的兵運工作，在廖宗澤的全盤運作下，經過了進入川軍的中共同仁共同努力，取得了非常有成效的進展。不僅是第七混成旅中的中共地下組織全面發展，變成了當時四川軍閥部隊中革命工作最有成效的地下組織之一。廖宗澤不僅在鄧錫侯28軍駐防合川的3師陳書農部，及駐防廣漢的第28軍第2混成旅陳離部，建立了中共「軍支」組織，而且駐防廣漢的這支部隊，也成為廖宗澤「廣漢起義」的基本力量，此是後話。
由於廖宗澤江防軍司令部參謀的便利，合川屬於28軍防區，使他便以在合川放射性的周邊駐軍中，比如：駐防涪陵的第20軍郭汝棟部、駐防江津的第24軍第2師第2混成旅張志和部等，逐步建立了中共「軍支」組織。為展開兵運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廖宗澤的工作顯然是異常的出色。
中共的口號是：一個人倒下去，更多的人站起來，沿著烈士的足跡繼續前進！
[1] 、此章節，參考何蜀《文強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