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廣東一位曾被賣作童養媳的貧苦農家女蕭月華為追求婦女解放，投身當時席捲中國南方的大革命高潮，參加了中共革命。1933年在中共的紅色根據地江西瑞金，這位正當23歲花樣年華的革命女子與33歲的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結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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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不是一位革命女性追求的自由自主婚姻，而是革命組織安排的一場包辦婚姻。蕭月華不願嫁給這個陌生的西方男子。她在中國土生土長，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不懂外語，是個土包子，與李德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教養格格不入，在精神情感方面，甚至日常生活都無法溝通。但正值壯年的單身日耳曼男子李德雄性荷爾蒙旺盛，他需要一個性伴侶，因此蕭月華的領導告訴她，這是革命的需要，她必須配合，結果這位革命女子只得含淚接受「組織下達的革命任務」，白天與其他女同志一樣幹革命，晚上則到李德窯洞為他提供性服務。這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讓她飽受屈辱和痛苦，直到洋人丈夫找到新歡，才離婚解脫。
蕭月華，中國女革命者，實際上革命名義下的慰安婦也。
而這樣被組織安排為國際友人充當性伴侶的革命慰安婦並非蕭月華一個孤案。此外已知的，尚有為1940年抵達延安的日本共產黨頭子野坂參三充當臨時夫人中國革命女青年莊濤的故事。野坂參三到延安已年近半百，他有性需求，但妻子留在共產國際紅都莫斯科，中共因此為他安排了在中聯部工作的志莊濤與他同居。時年莊濤僅24歲，年輕貌美。在莊濤服務野坂參三6年後，這個日共頭子丟下了她，乘坐專機飛莫斯科，打道回國，兩人從此永別。
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的妻子、女記者沈容在文革後的回憶錄中也提到，在延安時候有兩個蘇聯專家向中共當局要求提供「臨時夫人」，還說回蘇聯不會帶走，而中共當局竟然也答應了，為專家挑選了兩個女子，這讓滿腦子新時代女性觀念的沈容感到不可思議。
有時中共當局為討好外國革命同志，甚至主動向他們提供性伴侶。派駐中國的蘇聯外交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記》寫道，毛澤東很關心他，問「看上哪個姑娘沒有？」然後就派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大學生到他的窯洞為他疊被鋪床。
在傳統意識中，賣淫這類性交易一直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只要是雙方自願，出於自由意志，一方願賣一方願買，銀貨兩訖，其實無可譴責。但在中共這種慰安婦模式中，並非完全自願，而且強勢的一方能夠獲得免費的乾淨的性，另一方則往往是無償付出，比妓女還不如。
「比妓女還不如」這句話，不是我發明的，是毛澤東的一位性伴陳惠敏自道被毛性剝削經歷所說的。陳惠敏（又名陳露文）是中共解放軍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一位文藝兵，常和孟錦雲、劉素媛、邵錦輝等空政的女文工團員到中南海伴舞，最後都成了毛澤東的床伴。文革後，陳惠敏和孟錦雲曾一度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失去自由，原來兩人曾私下發牢騷，指責毛性剝削她們，因而被劉素媛告發。
文革開始後，陳惠敏這些毛的性伴侶，白天參加文革，晚上還要去為偉大領袖免費服務，心中頓感不平。陳惠敏和幾個女友私下發牢騷，提到為毛免費服務時說：「我和孟錦雲一起議論毛主席，說毛像皇帝，三宮六苑，我們算什麼？是妃子要冊封，是妓女要收錢，是舞女要好玩，我們什麼都沒有。」劉素媛聽到後，連夜去向毛報告，毛聽後只說了兩個字：造謠！就把孟錦雲和我抓起來，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東北。說我們反對毛主席。」（見金鐘文《毛澤東的情人自白錄》）
中共革命意識形態中一個重要的神話是「解放婦女」、「男女平等」，但這只是共產黨的宣傳口號，殘酷的真相與此相反。首先女性並未獲得解放，與男性一樣，參加中共革命就等於放棄個人自由和獨立人格，完全成為革命的螺絲釘工具人，其次相對居於上級或領袖地位的革命男性，在中共這樣的列寧主義革命隊伍中，下級必須服從上級是鐵的紀律，居於從屬地位的革命女性更是毫無個人自主性，她們的戀愛婚姻自主可以以革命的名義加以剝奪。這時傳統社會夫權對女性的壓制已轉變為類似神權的「革命組織」、「革命事業」這些弘大敘事對女性的壓制。革命女同志只是男性的附庸和工具，她們的愛情、婚姻、性自主權、養兒育女的母性都由黨（實際是男性領導）一手操辦，不能反對，只能遵命。
比如22歲的文藝女兵王定國，被組織派她同54歲的中共革命元謝覺哉共同生活，去照顧謝的身體，王定國是「欣然接受組織的安排」，還向領導表示「保證完成任務」成為謝的妻子。旅居海外的文史學者裴毅然說，中共領袖鄧小平與妻子卓琳的婚戀也是組織安排，「鄧從前線回延安，一眼相中這位北平大學生，留下一句「請幫忙做做工作」，組織一出面，卓琳雖嫌其矮，還是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