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因半月未公開露面被傳正在接受軍事當局調查，一位曾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發於美國之音的文章後問我，李的腐敗如落實，對習近平的國內外政策會產生什麼影響，中國連接兩位國務委員出問題，會不會引發中國的社會穩定。我把朋友的這兩個問題也發於推特，其中一個線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該線民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從上到下，本來就不是出自他們，而是由習決定的。
一般地說，這樣回答大體是對的，但是，如果像秦剛和李尚福這種處於關鍵崗位的官員出問題而換人，對習的內外政策多少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有些做法或者規矩會調整或改變，至於調整的幅度，取決這個官員在這個崗位上曾經的行政力度或者這個官員的某些特殊情況。
以李為例，他曾在解放軍裝備部部長任上因採購俄羅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國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國防部長後，為開展美中兩國防長的對話，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對李的個人制裁，因遭美國務院反對而作罷。中國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絕美方一再的對話要求。假設拜登政府不取消對李的制裁，在五年內兩國防長就沒法對話，軍方高層的聯繫管道難以建立起來，若在此期間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這正是美國防長奧斯丁一直急著施壓中國要見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國國會做出的，在目前美國整體反華的背景下，拜登也不願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種「恥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這張牌，把它作為一種不對稱的策略用來威嚇美方。因為北京知道，奧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復對話，目的是為了管控兩軍發生某種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為準則。美軍頻繁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派軍艦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軍也不示弱，派軍機和軍艦進行監視和攔截，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某種意外。今年5月以來，就分別在南海和臺灣海峽出現了中國軍機和軍艦的不專業攔截行為，險些釀成相撞事件。兩國防長會談，美國就是要在美軍和解放軍之間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為準則，以後雙方可以遵循這個準則和程式來處理某種意外事件，而這套準則和程式美國認為當然要由它來主導。
北京清楚這點，所以不願意兩國防長見面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沒有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準則，解放軍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監視和攔截美國的軍機和軍艦，這極易引發擦槍走火，並由此點燃兩軍的某種衝突，但美軍或者說拜登政府現在並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國開戰，因此需要避免這種意外情況。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這點，你想和我討論行為準則規則，我偏不和你討論。但不討論必須找個能夠說得過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現成的。我的國防部長被你制裁，反過來還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國防部長開會，這不就證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會答應你的見面要求。
可以說，習近平其實也不願美國取消對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這麼好的理由去拒絕美方兩國防長的見面要求。中國軍事專家直言不諱地講過，如果美國不取消制裁，兩國防長不可能會談，損失最大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於美國的國內政治，也沒辦法。故取消李被制裁這個事
情只得擱著。相對而言，秦剛的去職對習近平外交政策的影響就不如李尚福在國防政策方面這樣來得直接和明顯。
現在李出問題，如果他被換掉，另一個人做防長，拜登的這個難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是美方獲得的一個意外禮物。沮喪的是習，原本一個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習會不會找其他的理由繼續拒絕兩國防長見面，我看很難。若兩國防長恢復對話，這是李尚福事件影響習對外政策的一個方面。
對解放軍本身的影響，可能會在武器採購方面，強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監督環節，具體會怎麼改正武器採購暴露出的問題，外界並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當然，這算不上解放軍大的政策的改變，只是在某個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改變。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實到一個一個的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沒有一個抽象的政策，原則性的政策最後都要從具體的事情做起。
相對而言，秦剛的去職對習的外交政策的影響就不如李尚福在國防政策方面這樣來得直接和明顯。但假如像坊間傳言的，他的下臺是因為在外交理念上和習不同，那麼，他被免外長依然對中國外交會產生某種影響。不過，由於他在外長任上只有半年，無論是在外交的風格還是人事上都還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弱的。
由此說明，某位高官因為不正常原因而去職，對習的內外政策的影響是因人和職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論之。
當然，這種影響都是在具體的某個方面，而不是在國家的發展和走向上，除非出問題的的是某個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負責分管的領域以及在黨內和國家的決策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權重。總的來講，在黨和國家的決策大權都集於習一人之手，由習一人定奪下，其他高官的權力被削弱，決策受限，尤其在關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大政方針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習親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響，但在每個具體的政策領域，在發生因為腐敗或其他政治問題而導致的人事更替後，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