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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鐵幕之後——一個普通人投身民主運動的轉變與思考

田牧by田牧
2026-11-19
in 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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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鐵幕之後——一個普通人投身民主運動的轉變與思考

廖天琪采訪王蘊溥:走出鐵幕之後——一個普通人投身民主運動的轉變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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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日至5日,應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邀請,筆者赴倫敦參加中國民主黨幹部學院培訓班。此行既是一次交流,也是一次觀察與采訪。作為長期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媒體人,筆者參與了培訓班的致辭、授課、採訪、頒獎及新聞報導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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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歐洲之聲與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以及荷蘭、法國等地的民主人士和不同民族的民主力量保持著密切交流與合作關係。這種跨越地域、背景與組織界限的合作,已經持續了五年有餘。

然而,這次倫敦之行最令筆者關注的,並不只是培訓班本身,而是一位有著特殊人生經歷的主辦人和參與者——王蘊溥。他出生於北京郊縣的普通農民家庭,年輕時參軍入伍,後來經商,經營煤礦企業,又進入國有企業和地方科技投資領域,曾擔任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等職務。按照通常的社會評價標準,他曾經擁有令人羨慕的事業、地位與發展前景。然而,人生的道路並未沿著既定方向繼續延伸。

一次被捲入案件調查的經歷,使王蘊溥切身感受到權力運行中的複雜與冷酷;疫情期間的社會現實,使他開始重新思考國家、政府與普通公民之間的關係;而相識十餘年的朋友因政治活動失去自由,更促使他從思想上的懷疑與反思,走向實際的公共參與。

從曾經的體制內幹部,到今天參與中國民主黨組織工作的政治活動人士,這樣的身份跨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是什麼改變了他對權力、制度和社會的認識?又是什麼力量,使一個原本擁有穩定事業和生活的人,願意面對風險,走上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道路?帶著這些問題,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與筆者在倫敦採訪了王蘊溥先生。

2026年3月,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七名成員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受到審判,其中部分成員被判處重刑。歐洲之聲此前已就相關案件發表報導,表達關注與聲援。此次採訪中,王蘊溥也多次談及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朋友。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訪談,呈現的並不是一個被政治符號化的人物,而是一個有著普通人的成長經歷、事業追求、家庭牽掛、困惑與選擇的真實個體。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在北京四通橋附近成立

一個人的思想變化,往往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它可能始於童年時一個無法得到回答的問題,可能源於事業發展過程中一次刻骨銘心的遭遇,也可能來自親眼目睹普通人的苦難,以及朋友命運發生巨變之後的良知追問。

從鐵幕上關注新聞,到親身經歷社會現實;從私下議論公共問題,到公開表達政治主張;從個人的反思,到參與組織建設——這些變化之間,存在著一條值得認真追尋的人生軌跡。

王蘊溥的故事,正是沿著這條軌跡展開的。它所提出的問題,也並不只屬於王蘊溥一個人。當一個普通公民發現個人命運與公共權力密不可分時,他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責任?當沈默可以換來安穩,而表達可能意味著代價時,他又將作出怎樣的選擇?這或許正是我們此次採訪最值得思考的主題。

從北京郊縣走出的年輕人

廖天琪:請你先介紹一下自己。你是哪里人?父母從事什麼工作?童年生活是什麼樣的?

王蘊溥:我出生於1981年,是大家所說的「八〇後」。我出生在北京郊縣的一個農民家庭。

廖天琪:你在童年、少年時期,是否經歷過貧窮與饑餓?我接觸過一些來自中國農村的朋友,他們回憶早年生活時,往往會談到艱難、貧困甚至饑餓。

王蘊溥:我沒有這樣的經歷。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周邊,部分農民家庭的經濟狀況已經有所改善,當時還出現了所謂的「萬元戶」。我自己的童年,沒有經歷過貧窮和饑餓。

廖天琪:你學生時代喜歡讀書嗎?與老師、同學相處得怎麼樣?看你身材高大,是不是很喜歡體育?

王蘊溥:我讀書成績一般,小時候比較好動,也有些頑皮。我喜歡籃球和足球。雖然班主任對學生要求很嚴格,但我對他一直留有很好的印象。

廖天琪:高中畢業後,你參加高考了嗎?

王蘊溥:沒有。我高中畢業後直接報名參軍了。

廖天琪:在哪里當兵?部隊生活適應嗎?

王蘊溥:我在北京武警部隊服役,是消防兵,離家不算遠。部隊生活主要是訓練和執勤,節奏比較緊張。我適應得還不錯,表現也比較突出。在部隊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我也有機會進入黨校學習。這段軍旅經歷,對我後來的職業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農村青年到武警戰士,從普通家庭的孩子到中共黨員,王蘊溥早年的成長軌跡,與許多同代中國青年並無太大區別。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參軍、入黨、進入體制,往往意味著個人發展的機會,也意味著獲得社會認可。然而,在他更早的童年記憶中,卻保留著一段與這種成長軌跡並不完全一致的經歷。

六四記憶:第一次對權力產生疑問

廖天琪:你出生於1981年,1989年北京發生學生運動時,你已經七八歲了,當時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

王蘊溥:知道一些。我那時候已經上小學了。雖然年紀還小,但當時發生的事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廖天琪:你親眼看到了什麼?

王蘊溥:我記得,當時有大批軍車經過北京三環附近的道路。那個地方在當年還屬於城鄉結合部。很多學生和老百姓走上街頭,有人堵路、攔車。我也跟著大人們去看。後來,群眾與軍人之間發生了激烈沖突。我看到軍人用武裝帶抽打群眾,也聽說和看到一些非常激烈的對抗場面。後來局勢越來越緊張,發生了槍擊。

六四那天清晨,北京城里傳來激烈的槍聲。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是一種非常恐怖的記憶。

廖天琪:當時你已經能夠理解這些事情了嗎?

王蘊溥:我那時候不可能像成年人一樣分析政治問題,但我知道害怕,也產生了疑問。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說軍隊是「人民解放軍」,是保護人民的。可是為什麼軍人的槍會對準老百姓?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普通人的生命,並不一定能夠得到應有的保護和尊重。

王蘊溥對1989年的回憶,是一個兒童視角下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未必意味著他當時已經形成明確的政治立場,卻可能成為日後重新認識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時,一個難以抹去的精神印記。值得注意的是,這段童年經歷並沒有立即改變他的人生方向。此後,他依然參軍、入黨,並逐步進入體制內工作。早年的疑問似乎被現實生活暫時擱置,直到多年以後,新的經歷重新喚醒了這些問題。

從煤礦老板到國企董事長

廖天琪:離開部隊以後,你從事什麼工作?

王蘊溥:我開始經商。當時在家里的經濟支持下,我投資了煤礦行業,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說的「煤老板」。

廖天琪:你原來並不懂採礦,怎麼管理煤礦?又怎麼經營和銷售?

王蘊溥:我不是從零開始建立一個煤礦,而是收購了一座已經具備人員、管理架構和生產體系的煤礦。這種收購實際上就是整體接盤。接手以後,最重要的是平穩過渡,了解原來的生產經營狀況,確保安全管理和財務管理正常運轉。原有的管理人員和礦工,是企業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基礎。不能一接手就把人全部換掉。我主要關注安全、財務和資產管理。隨著經驗不斷積累,我對經營管理也逐漸熟悉起來。當時煤炭行業的利潤空間比較大,經營得好,確實能夠獲得不錯的收益。

2017年6月王蘊溥組織慰問老人關愛活動,地點:北京

廖天琪:你後來為什麼又進入國家體制,成為國有企業幹部?

王蘊溥:後來國家開始整合礦產資源。過去礦產開發存在企業規模小、布局分散、管理不規範等問題。國家通過政策、法律和市場手段,推動礦權與企業向大型礦業集團集中。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職業身份也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入國有企業體系。作為國有企業管理幹部,需要接受系統培訓。我後來進入黨校,脫產學習了三年,主要學習法律、工商管理等課程。畢業後,我被安排到一家國有企業所屬的建築公司擔任副總裁,後來還取得了建築工程相關專業資格。之後,我又進入科技企業,擔任董事長,後來轉入地方科技投資平台,擔任董事長、黨委書記。

廖天琪:這樣的科技投資公司,主要從事什麼業務?

王蘊溥:主要是圍繞科技創新領域開展投資,包括股權投資、創業孵化、產業發展等。涉及的領域可能包括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醫藥、新能源、軟件技術等。這種平台既要理解產業,也要理解資本運作,還需要與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保持聯系。

2017年6月王蘊溥在關愛活動中問候老人們,地點:北京

從煤礦經營者到國企管理者,再到科技投資平台的董事長、黨委書記,王蘊溥完成了令人矚目的職業轉型。如果僅從事業發展的角度觀察,他似乎已經進入一條相當穩定而成功的道路。他熟悉企業管理,了解體制運作,擁有廣泛的社會關心,也曾經認同自己所處的制度與職業環境。

然而,正是在事業發展較為順利的時期,他遭遇了一次改變人生方向的重大事件。

一場「留置」,擊碎了官場幻象

廖天琪:從你的經歷來看,你已經事業有成。究竟發生了什麼,使你開始重新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

王蘊溥:我在科技投資公司工作期間,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企業負責人和政府官員。科技投資涉及資金、項目和產業發展,因此也容易與一些掌握資源和決策權的人發生工作交集。那時候,我對官場關系和社會交往有了很多直接的體驗。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徹底改變了我原來的認識。

廖天琪:你當時年紀並不算大,怎樣進入那些高級官員的社交圈?

王蘊溥:在這樣的圈子里,科技投資公司的董事長雖然在國企體系內有一定職位,但面對真正掌握重要權力的官員,本質上還是服務者。大家聚餐、交往、建立關係,有時候就是為了信息和資源。在這樣的環境中,人脈很重要。如果不能進入某些圈子,可能就會被邊緣化。我也會參加聚會,有時負責安排活動、支付一些費用。當時覺得這些都是正常的社交往來。

王蘊溥在2017年「迎八一」文藝匯演上發表致辭,地點:北京

廖天琪:表面上看,這樣的交往似乎很風光,但你是否感受到其中的不安全性?

王蘊溥:當然有。我後來逐漸發現,很多身處高位的人,其實也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在基層和中層工作,遇到問題還可以向上請示。但職位越高,需要獨自承擔的決策責任就越大。有些問題並不是簡單地判斷對與錯,而是在不同風險之間作出選擇。所以,有些高官在公開場合很風光,私下里卻很孤獨。但我真正看清這種關係的脆弱,還是在自己出事以後。

廖天琪:能不能談談具體發生了什麼?

王蘊溥:我後來被卷入茍仲文相關案件的調查。茍仲文曾經長期在電子信息產業系統工作,後來擔任北京市領導職務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因為我從事科技投資工作,與他過去所涉及的電子信息、科技產業等領域有一些共同話題,也因此產生過交往。後來,調查人員懷疑我可能是他的「白手套」。

廖天琪:所謂「白手套」,具體是什麼意思?

王蘊溥:就是有人懷疑你表面上通過合法企業和商業交易從事經營,實際上卻是在替某些官員管理資金、轉移利益,或者進行權錢交易。但我認為,我所負責的企業和投資活動都是正常的商業經營。我並沒有充當任何人的「白手套」。

廖天琪:你因此被「留置」調查?

王蘊溥:是的。我被採取了「留置」措施,接受封閉式調查。原來那些經常一起吃飯、聊天、拍著肩膀說「有事找我」的人,突然之間就變得非常遙遠。有的人自己也涉及案件,有的人迅速與我劃清界限,還有的人幹脆失去了聯繫。過去看起來非常熱絡的關係,在真正遇到風險時,幾乎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廖天琪:你當時怎樣向調查人員解釋?

王蘊溥:我反覆解釋,我只是按照市場規律從事投資工作,沒有從相關交易中獲得非法利益。但在那種環境下,我感覺自己的解釋很難消除調查人員的懷疑。審查期間,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我被嚴格限制在封閉空間內,日常生活始終處於照明和監視之下,連睡覺也沒有真正的私人空間。我記得當時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近距離看守。那種持續的心理壓力,對一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是巨大的考驗。後來,我在「留置」期間不幸中風。

廖天琪:這次經歷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王蘊溥:它讓我真正認識到,原來很多看似牢固的關係,其實非常脆弱。過去我覺得,只要努力工作,做好企業,遵守規則,事業就可以正常發展。但這次經歷讓我發現,當一個人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時,如果缺乏充分的權利保障,就可能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我也開始思考,一個人究竟依靠什麼來保護自己?是職位、財富、人脈,還是法律和制度?過去我相信很多東西,後來發現,它們在關鍵時刻未必可靠。

這場「留置」經歷,成為王蘊溥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他所講述的,不只是一個人在調查過程中的痛苦,也包括他對官場關係、權力運行與個人安全的重新認識。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有關「留置」過程、個人健康狀況及涉案關係的細節,主要依據王蘊溥本人的採訪陳述。從個人經歷中產生的制度反思,並沒有立即使他走向政治活動。

疫情三年:重新認識普通人的命運

廖天琪:你曾經在黨校學習三年,也擔任過國企黨委書記。後來為什麼會逐漸改變原來的政治認識?這種變化是否也受到朋友的影響?

王蘊溥:我有兩個非常親近的朋友,於洋和王石。我們認識十多年了,一直關係很好,經常在一起吃飯、聊天,很多事情都願意互相交流。年輕時,我們都很熱愛生活,對工作和未來充滿信心。那時候,我們相信中國會越來越好,也覺得只要認真工作、努力生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在為社會作貢獻。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因為表達政治觀點而遭遇那麼大的變故。

廖天琪:你們的認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

王蘊溥:2020年疫情發生以後,我們親身經歷和看到了一些過去難以想象的事情。最讓我們難以接受的,是一些普通人在嚴格防疫措施下遭遇的困難。有些需要定期進行血液透析的病人,因為交通受限或者缺少核酸證明,無法及時就醫。一些孕產婦、癌症患者和其他急重症病人,也遇到了醫療資源緊張、正常治療受阻的問題。有些人不是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失去生命,而是因為正常的醫療救治渠道被阻斷,最終發生了悲劇。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時,感到非常震驚。

廖天琪:除了醫療問題,你們還關注到哪些社會現象?

王蘊溥:還有長期封控給普通家庭帶來的壓力。很多人被限制在家裡,不能正常工作,也不能自由外出。有些家庭缺乏生活物資,有些人失去了收入來源。長期隔離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家庭矛盾、焦慮和抑鬱問題都值得關注。還有一些老年人,因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不會展示健康碼,連乘坐公共交通、進入醫院或者超市都遇到困難。這些事情讓我們意識到,很多看起來很方便的管理措施,如果沒有考慮不同群體的實際情況,就可能給弱勢人群造成很大傷害。

廖天琪:教育方面的影響,你們是否也有所關注?

王蘊溥:當然。疫情期間,學校改為線上教學,但不是每個家庭都有電腦、智能手機和穩定的網絡。一些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孩子,為了上網課,不得不到山頂、屋頂或者其他能夠接收到網絡信號的地方學習。這些事情說明,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在特殊時期會變得更加明顯。

我們過去往往從國家發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問題,但疫情讓我們更加關注具體的人。一個普通人能不能看病,孩子能不能上學,老人能不能正常出門,家庭能不能維持基本生活,這些問題才真正關係到人的尊嚴。

廖天琪:這些經歷是否成為你人生轉變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王蘊溥:是的。我們以前相信政府,相信國家會不斷進步。但經歷疫情以後,我們開始懷疑,為什麼一些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可以讓普通人的生命和基本生活受到如此嚴重的影響?為什麼有些人明明需要救治,卻得不到及時幫助?為什麼普通人的聲音和困難,不能得到充分重視?我們越來越覺得,一個政府不能只強調管理和服從,還應該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基本權利。這不僅僅是管理能力的問題,也是制度和權力如何受到約束的問題。

疫情成為王蘊溥與朋友們重新認識公共權力的重要契機。他們所關注的,不再只是個人事業的發展,也不再局限於熟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而是逐漸轉向普通人的權利、生命與尊嚴。對於一個曾經在體制內工作、並且擁有相對優越社會資源的人來說,這種視角的變化尤其值得注意。他開始從管理者的立場,轉向思考被管理者的處境;從關注個人發展,轉向思考制度如何影響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朋友入獄之後,他選擇站出來

廖天琪:你和朋友們後來為什麼決定參與中國民主黨,並成立北京黨部?

王蘊溥:隨著我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越來越多,也開始接觸不同的政治理念。後來,我們了解到了中國民主黨的一些主張。我們認同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這些基本原則。我們希望中國普通人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可以批評政府,不會因為提出不同看法而受到懲罰。我們也希望公權力能夠受到法律約束,政府能夠真正尊重人民。所以,我們覺得不能只是私下抱怨,而應該嘗試做一些實際的事情。後來,我們參與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也開展了一些組織發展和交流活動。當時我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既然認同這些理念,就應該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為改變現狀做一點事情。

廖天琪:後來於洋和王石被捕,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蘊溥:這件事對我的打擊非常大。我們認識十多年了,我很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庭。他們希望社會變得更好,希望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可是後來,他們因為政治活動和言論問題被抓捕、判刑。我每次想到他們,都覺得非常難受。

廖天琪:你能介紹一下他們的家庭情況嗎?

王蘊溥:於洋今年37歲,父母都還在,孩子還非常小。王石今年42歲,家里有兩個年幼的孩子,父母也都健在。他們原本應該和家人在一起,正常工作、生活,照顧父母,看著孩子慢慢長大。可是現在,他們失去了自由,連這些最普通的家庭生活都無法繼續。他們被抓以後,兩個家庭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亂了。父母每天擔心自己的兒子,妻子不得不獨自面對生活的壓力,孩子還那麼小,甚至不明白家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對於這些家庭來說,這不僅僅是少了一個家人,而是原來熟悉的生活秩序被徹底改變了。

廖天琪:你自己已經離開了中國,為什麼還要繼續為他們發聲?

王蘊溥:因為他們是我的朋友。我們一起吃過飯、聊過天,也一起討論過對這個國家的希望。現在我出來了,他們卻還在裡面。我不能因為自己安全了,就不再管他們。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事情,知道他們為什麼失去自由,也知道他們的家人正在承受怎樣的痛苦。我希望他們能夠早日獲得自由,回到父母、妻子和孩子身邊。我能做的事情也許不多,但至少可以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我不能替他們坐牢,但我可以替他們說話。我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在整場採訪中,這段講述給筆者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王蘊溥談到自己的事業經歷時,語氣相對平靜;談到「留置」遭遇時,更多的是對制度與權力的反思;但當話題轉向於洋、王石及其家人時,他的表達明顯帶有更深的個人情感。

政治運動常常被外界理解為組織、口號、理念與行動。然而,真正推動一個人持續參與公共事務的力量,有時並不是宏大的理論,而是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情義,以及面對他人遭遇時無法回避的責任感。對於王蘊溥而言,朋友失去自由,使原本抽象的政治理念變成了現實中的家庭命運。他所面對的,不再只是「民主是否重要」這樣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更加直接的問題:當自己的朋友因為政治表達而失去自由時,自己是否應該保持沈默?他的回答是,不能。

從政治覺醒走向組織建設

廖天琪:這次倫敦幹部培訓班,是你們近期一項重要活動。為什麼決定舉辦這樣的培訓?這是否與你過去在黨校學習的經歷有關?

王蘊溥:我過去在黨校學習過三年,也有企業管理和組織管理的經驗。這些經歷讓我認識到,任何一個政治組織,如果希望長期發展,都需要有明確的理念、組織制度和人才培養機制。中共過去常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認為,不論是什麼政治組織,人才培養和組織能力都非常重要。

我正式加入中國民主黨一年多了。在參與海外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我也有一些觀察。海外民運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堅持表達政治訴求、關注人權問題、開展抗議活動等。但同時,我也覺得存在一些不足。有時候,我們比較重視政治口號和公開表態,卻不夠重視組織管理、項目統籌、財務規範、危機應對、基層溝通等實際能力。

2026年6月4日在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前,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副主席王蘊溥組織示威抗議活動

現代政治不僅需要理想和勇氣,也需要議事規則、協商能力、政策研究能力,以及與不同群體溝通的能力。如果缺少這些訓練,一個組織就很難真正成熟。

廖天琪:這次幹部學院的培訓,主要側重哪些方面?

王蘊溥:我們希望通過系統學習,讓參加培訓的成員更加清楚地理解,為什麼要參與民主運動,應該堅持哪些基本原則,以及一個現代民主政治組織的成員應該具備怎樣的知識、能力和責任。《中國民主黨黨章》強調保障基本人權、實行法治,以及建立分權制衡的憲政民主制度。這些概念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實際上都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所謂基本人權,就是每一個普通人都應該有尊嚴,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也應該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身份、政治觀點或者社會地位不同,就受到不公平對待。所謂法治,也不僅僅是社會上存在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應該約束所有人,包括掌握公共權力的人。政府需要依法行政,公權力需要受到監督,普通人在面對權力時,也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以及如何依法維護這些權利。

廖天琪:那麼,你認為民主政治與中共現行政治體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什麼?

王蘊溥:我認為,最重要的區別之一,是權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約。分權與制衡的基本理念,就是不能把過多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手里。不同機構之間需要相互監督,重要決定需要遵循程序,掌握權力的人也必須接受規則的約束。民主並不只是定期投一次票。

一個能夠正常運行的民主制度,還需要獨立的司法、公正的法律、公開的信息、有效的監督,以及能夠獨立思考和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如果只有選舉形式,卻缺少制度保障,民主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

廖天琪:這些原則如何落實到中國民主黨自身的組織建設中?

王蘊溥: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黨章規定了黨員在黨內發言、提案、表決、選舉、監督和申訴等方面的權利,也要求組織按照民主方式運行。這些規定提醒我們,一個希望推動民主的政治組織,首先應該在自身內部學習和實踐民主。不能一方面要求社會實現民主,另一方面卻在自己的組織內部忽視程序、監督和成員權利。我們希望幹部學院能夠幫助大家真正理解這些原則,而不是只會重覆幾個政治口號。

2026年5月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成立,這是總部七常委班子,左起:王國興、筆者、王蘊溥、王冠儒、黃華、姜福禎、劉偉民

廖天琪:除了政治理論,這次培訓還安排了哪些課程?

王蘊溥:根據培訓計劃,我們安排了黨史、民主法治與憲政、人工智能、新聞媒體和新媒體、組織發展、公共演講,以及西方宗教歷史等方面的內容。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政治組織的幹部培訓,還要學習人工智能、新聞傳播甚至宗教歷史?因為今天參與公共事務,不能只懂政治概念。一個人即使有很好的理念,如果不能清楚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能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也不能面對媒體和網絡傳播,那麼這些理念就很難真正被社會理解。

廖天琪:你特別提到人工智能。這門課程對政治組織有什麼實際意義?

王蘊溥:今天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大量新聞、視頻和社交媒體信息。什麼是真實信息,什麼只是個人觀點,哪些內容需要進一步核實,哪些可能是斷章取義,都是公共事務參與者必須具備的判斷能力。人工智能已經進入新聞傳播、教育、信息整理和日常工作。它可以提高效率,但也存在局限。如果一個人沒有獨立判斷能力,只是機械接受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就可能被錯誤信息誤導。因此,我們不僅要學習怎樣使用新技術,也要學習怎樣核實信息、辨別事實,以及負責任地傳播信息。

廖天琪:那麼,組織管理能力又應該怎樣培養?

王蘊溥:我認為,民主政治不僅需要有理念的人,也需要真正能夠做事的人。怎樣組織一次會議,怎樣進行公開發言,怎樣分工合作,怎樣處理不同意見,怎樣遵守組織程序,怎樣開展財務管理和項目管理,這些看起來都是小事,但真正的政治工作,往往就是由這些具體事情組成的。如果一個組織連內部會議都不能按照規則進行,連不同意見都不能妥善處理,那麼它就很難讓社會相信自己有能力推動民主制度建設。所以,我希望大家把這次培訓看作一次系統學習和相互交流的機會。我們不僅要學習別人已經得出的結論,也要學習怎樣提出問題、怎樣查找資料、怎樣獨立思考,以及怎樣聽取不同意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這些概念背後的實際含義。對於年輕一代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今天的信息變化非常快,未來社會面臨的問題也會更加複雜。

一個政治組織能否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培養出有知識、有判斷力、有責任感,同時又能夠真正開展實際工作的人。我希望通過這一周的學習,大家不僅獲得新的知識,也能夠更加了解彼此,更加了解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並在交流與實踐中形成自己的判斷。

從個人轉變到公共責任

王蘊溥關於幹部培訓的思考,使這次採訪呈現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層面。如果說童年的六四記憶,是他第一次對權力產生疑問;留置經歷,使他重新認識個人與公權力之間的關係;疫情期間的社會現實,使他更加關注普通人的生命與尊嚴;朋友入獄,則推動他從個人反思走向實際參與。

那麼,今天他所重視的組織建設和幹部培訓,意味著這種參與正在嘗試從個人行動轉向制度化、持續性的公共實踐。這一變化並不簡單。

在政治運動中,表達立場相對容易,而建設一個能夠長期運作、尊重內部民主、具有專業能力和公共責任意識的組織,則需要更多耐心、知識與實踐。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目標,也是一套需要不斷學習和實踐的行為方式。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與歐洲之聲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左起:王冠儒、王蘊溥、黃華、廖天琪、筆者

一個主張言論自由的人,是否願意認真傾聽不同意見?一個強調法治的人,是否願意在自身組織中遵守程序?一個反對權力濫用的人,是否能夠在獲得組織權力之後主動接受監督?這些問題,既是對政治組織的考驗,也是對每一個參與公共事務者的考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倫敦幹部培訓班的價值,不僅在於傳授了多少知識,更在於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一個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組織,如何在自身建設中真正體現民主原則?

王蘊溥過去的黨校經歷、企業管理經驗和體制內工作經歷,或許使他更加重視組織、紀律、制度與人才培養。但不同政治制度之下的組織建設,不能簡單照搬。現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組織能力,不只是執行能力和動員能力,更包括權力制約、程序正義、成員參與、公開透明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尊重。

從這個角度觀察,王蘊溥今天所面臨的,已經不僅是個人政治身份的改變,更是如何將過去積累的管理經驗,轉化為符合民主原則的組織實踐。這將是一條需要不斷探索的道路。

結語:走出鐵幕之後

倫敦培訓班結束了,但王蘊溥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回顧他的經歷,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條預先設計好的人生道路。從北京郊縣的農家少年,到武警部隊的軍人;從煤礦企業經營者,到國有企業的管理幹部;再從體制內的事業發展,轉向參與民主運動的公共活動——每一次身份變化,都伴隨著新的生活環境、新的認識與新的選擇。

真正值得思考的,並不是他曾經擁有怎樣的職位,也不是今天擁有怎樣的政治身份,而是一個人在經歷現實沖擊之後,如何重新認識自己與社會的關係。

在採訪中,王蘊溥談到最多、也最令筆者難忘的,並不是自己的事業成就,而是那些仍在獄中的朋友,以及他們身後的父母、妻子與年幼的孩子。這些家庭的悲歡,使抽象的政治問題重新回到了具體的人身上。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並不是遠離日常生活的宏大概念。它們最終要回答的,是普通人能否有尊嚴地生活,能否自由表達意見,能否在權力面前獲得公平對待,以及一個家庭能否免於因政治表達而承受沈重的代價。

當然,從個人的政治覺醒走向成熟的公共參與,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個人的勇氣固然重要,但僅有勇氣並不足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值得堅持,但理念如果缺少組織能力、制度規範與實踐經驗,也可能僅僅停留在口號上。

這或許正是此次倫敦幹部培訓班所提出的另一個重要課題。一個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組織,首先需要學習如何在自身內部實踐民主;一個主張法治的組織,也應當懂得尊重程序、規則與不同意見;一個希望推動社會進步的群體,更需要培養具有獨立判斷能力、公共責任意識與實際工作能力的成員。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蘊溥的人生轉變,與他今天致力於推動的組織培訓工作,構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聯繫:前者是個人對現實的反思,後者則是試圖將這種反思轉化為持續的公共行動。

走出鐵幕,意味著不再只是觀看、評論和轉發新聞,而是開始面對真實的人、真實的處境,以及參與公共事務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但走出鐵幕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選擇同樣的道路。公民參與可以有不同形式,社會改變也需要不同領域、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努力。重要的是,一個人是否願意認真面對事實,尊重他人的權利,並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承擔應有的公共責任。

王蘊溥的故事,不能代表所有人的人生選擇,卻為我們理解普通公民如何走向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具體而複雜的觀察樣本。從旁觀者到參與者,從個人遭遇到公共思考,從理念認同到組織實踐——這條道路或許漫長,也未必平坦。

而真正的改變,往往始於一個人不再滿足於隔著鐵幕觀看世界,而是開始認真思考:面對這個時代,我能夠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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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霍多維茨基的圖像看啟蒙運動、宗教寬容與現代民主

田牧

田牧

田牧新著 /田牧,本名潘永忠,上海人,曾任職上海企業管理工作。九十年代初定居德國,在積極參與海外民運之同時,亦筆耕不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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