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三年離世的名人和不出名的人有很多，但沒有一個人比鞏磊的離世讓我更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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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鞏磊首次接觸於2012年2月18日。網絡時代，相識何必曾相逢。那天，因“六四”獲刑8年的山東濟南異議人士秦志剛在skpye上找我說，“六四”獄友解金玉即將結婚，濟南朋友希望在網上給解金玉募捐一點錢，因為解金玉出獄後日子過得一直十分艱難。秦志剛說鞏磊正在寫一篇簡短的報道，並用skype把我和鞏磊拉到一起，於是我跟鞏磊加了好友，開始有了直接聯系。鞏磊寫的這篇標題為《“六四”已經23周年，系獄者解金玉近日結婚》的簡短報道，經我們三人幾次修改後，由我出面聯系，在《參與》首發，《博訊》、《民主論壇》等轉發。現在《參與》、《民主論壇》早已停刊，《博訊》經多次改版後已無法搜到，谷歌搜索只在1989BBS網站還有轉載。
這篇報道的效果並不理想。報道中公布的解金玉銀行賬戶只收到300元，其中200元來自同因“六四”坐牢的濰坊臨朐異議人士張銘山。
而且，因為這篇報道，幾天後的2月28日，濟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國保大隊兩個警察傳訊了鞏磊。鞏磊沒讓他們進門，去他們車里坐了十分鐘。國保沒看到文章，是奉命行事，因此倒也沒太為難鞏磊，只是警告鞏磊不再寫這類文章。
但鞏磊沒理睬他們。後來，鞏磊又寫了幾篇關於解金玉的報道，比如《“六四”系獄者解金玉羊肉串燒烤攤開張》等。也許是持續的報道起了作用，解金玉在這年5月收到浙江朋友的1000元。甚至連國保也改變態度，給解金玉送了點禮物，聲稱代表個人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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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鞏磊加入獨立中文筆會，當時未曾跟我有過聯系。自2月18日建立聯系以後，我們的交流慢慢多起來。話題主要有三個，一是山東的人和事，二是他寫的文章，三是筆會。很快，在我們認識一個月後，3月19日，鞏磊提出想到北京見我。我告訴他，老婆對我有嚴格要求，這些年我在北京一直小心翼翼，從不把圈內朋友領進家門。鞏磊說不要緊，他跟一個做工程的企業家朋友一起到北京，跟我見面後還有其他事情，不用我安排住宿。
不知為什麽，我對鞏磊的這次北京之行非常重視，相似於一年前張銘山來京的重視程度。不同的是，2011年初張銘山來京，恰逢劉曉波獲諾獎引發的紅色恐怖和接踵而至的茉莉花鎮壓之間短暫的喘息，62天的軟禁讓我如驚弓之鳥，只在極小範圍把張銘山介紹給北京朋友。而一年多以後，恐怖逐漸消退，公民聚餐如火如荼，我不再那麽膽小。
4月2日，鞏磊和朋友一起到北京。他倆從北京南站打車到六里橋北里，我接他們到旁邊一家飯店。這次聚餐到了十幾個朋友，包括民運領袖胡石根、人權活動家許志永、獨立作家劉荻等，大家聊得熱火朝天。那段時間北京的公民聚餐每天都有，而且有多個。濟南的聚餐規模和頻率當然達不到這種程度，這給鞏磊一種新的認識。那個飯局花錢不少，最後由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管理的濰坊諸城老鄉殷德義買單。飯後鞏磊跟我分手，兩天後返回濟南。
我討厭酒桌上的各種規矩，也不善於表現自己，越是正式場合說話越少。這次跟鞏磊見面，我們並沒有過多交流，只能算是第一次見面。他送給我一本100多頁的書，是他的詩集《東平湖抒情》（中國言實出版社2011年出版）。我不懂詩，翻了幾頁，拿回家束之高閣。
在北京兩天期間，經我直接和間接介紹，鞏磊見到了異議人士查建國、藝術家艾未未、獨立作家歐陽小戎等人。
回濟南後，鞏磊邀請我回山東時告訴他，他會通知一些朋友一起見面，並尤其強調“來看看，孫（文廣）教授也會高興的”。但我自2006年到北京生活的17年間，從未為見圈內朋友而單獨去外地（包括山東各地）。所以，我沒敢答應。
2014年11月，我父親癌症復發，我返回老家山東莒南陪護。山東的幾個朋友得知後，於2015年1月18日到莒南看了一趟我父親。鞏磊也來了，那是我跟他第二次見面。那個時候我剛從醫院回家，非常憔悴，又忙著開車接送從濟南、青島、臨朐、莒縣趕來的山東朋友，以及從江蘇徐州趕來的四川異議人士歐陽懿。大家晚上在賓館住了一宿，次日離開。我跟鞏磊沒單獨交流。印象很深的是，那次唯一一個第一次見面的是莒縣80後朋友殷會龍。此前我對殷會龍毫無了解，鞏磊介紹說殷會龍原為濟南軍區軍官（大概是連級），因紀念“六四”被關禁閉幾個月，2013年被開除軍籍回家。我當時原本打算跟幾個老朋友聚聚，沒想到鞏磊叫來殷會龍這個陌生的朋友。鞏磊解釋說，他擔心我一個人在莒南很孤單，多叫個人來熱鬧熱鬧。其實我不怕孤單，但是怕熱鬧，因為一旦過於熱鬧就容易引起警方幹預，所以我這些年一直小心翼翼，盡可能保持低調。但無論如何，鞏磊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我對他充滿感激。
我跟他兩次見面，均未合影留念。我不喜歡合影。現在回想，在北京17年，我跟圈內朋友合影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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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磊於1962年8月2日出生於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東平出過共產黨的幾個大官，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鞏磊1981年考入泰安師範專科學校，1984年畢業後到濟南市計劃委員會工作，1989年調到山東省政府法制辦公室。山東省辦公廳授權鞏磊組建山東省魯福文化公司，但鞏磊被權貴陷害，以“莫須有”的15天不上班的理由被辭退。1997年8月8日鞏磊主動退出中國共產黨。
因自身經歷，鞏磊對山東官場比較了解。他告訴我，姜春雲是江澤民的人，趙志浩是鄧家的人，兩人是死對頭。趙志浩原本被安排接替王丙乾的國務委員職務，中組部已考察完畢，被姜春雲破壞了。他構思了一篇小說《魔鬼的盛宴》，已寫10多萬字，但很不滿意，中斷了寫作，因為他覺得無法駕馭結構、布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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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是近些年山東最德高望重的民間（異議、維權）人士，同在濟南的鞏磊很自然地跟他熟悉，平時習慣稱他“孫教授”。他們兩人一直關系融洽，經常互相幫助。
2012年4月24日，鞏磊因發表文章被國保威脅。鞏磊沒有害怕，轉身去醫院陪護孫文廣輸液。
2013年5月，鞏磊告訴我，孫文廣又被加崗了，10個人24小時輪班。
2014年10月4日，經胡石根提議，全國各地大約70名民間（異議、維權）人士到濟南給孫文廣祝賀八十大壽，鞏磊和濟南另一名異議人士邵淩才負責具體操辦。這次活動非常成功，不僅公民聚餐得以順利進行，而且警方也沒有借口阻攔，甚至送了一個蛋糕。
2018年8月孫文廣人間蒸發後，鞏磊一直給予了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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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獲刑10年的濟寧鄒城異議人士任自元在位於濟南的山東省監獄被酷刑折磨的消息經一位剛出獄的獄友傳出後，任自元的母親司家永打算探視任自元。任自元當時服刑已近9年，其中後4年一直被監獄禁止家人探視。2013年2月任自元的父親任汝生去世後，任自元的家人已有一年未嘗試探視任自元。司家永第一次去濟南，如果有濟南朋友出面接待是最合適的。因兩會迫近，很多朋友不敢出面，最後由鞏磊負責接待。3月4日，正值兩會開幕期間，鞏磊接待了司家永和她的侄女並全程陪同。他們在山東省監獄會見室、獄政科以及山東省監獄管理局信訪辦公室均遭到了推諉，未能見到任自元。鞏磊在陪同她們期間給我打電話及時通報情況。
事後鞏磊寫了一篇簡短的報道，我們商量著修改了幾次，由我轉給維權網發表。鞏磊在報道中感慨地說：“令任母欣慰的是，北京的、濟南的，全國各地包括海外的富有正義感的朋友們對任自元正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富有愛心的人們捐資任母，這次把捐資500元存入任自元獄中的賬號，解決了任母在濟南的全部費用，並且幫助任母奔走、呼籲。任母得到了很大慰藉，她說，她一定好好活下去，看到成功的那一天。我們告訴任母，中國的民主社會就要來了，人們都覺醒了，邪惡的專制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鞏磊實名發表這篇報道後，引起警方重視。濟南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政委張德波親自打電話給鞏磊，要求他在兩會期間不要添亂，並派人找到鞏磊，說他們已去監獄了解情況：任自元之所以被禁止探視，緣於2009年任汝生探視時讓任自元放心，家里很多人都支持他，“有人還給錢”，任自元本來就心高氣傲，因此更加不服管教，“到現在都是這樣”。
警方告訴鞏磊，山東省監獄管理局向濟南市歷下區警方提交了要求刑拘鞏磊的文件。隨後張德波還跟鞏磊直接見面要求他停止關注任自元。市局、區分局和派出所三級警方輪流找鞏磊施壓，甚至拿其妻子和兒子做威脅。
我讓鞏磊不再參與此事，由我全盤接手。說來也怪，無論我如何寫文章揭露山東省監獄惡行並打電話給山東省監獄和山東省監獄管理局詢問任自元的情況及有關法律政策，北京山東兩地警方在我面前從來只字不提，大概他們也知道我曾深受山東省監獄迫害，而且我的批評都有理有據有節吧。
鞏磊暫停公開關注任自元一段時間後，警方不再糾纏此事，但實際上鞏磊一直暗中關注任自元。2015年5月9日任自元出獄，此前一天鞏磊告訴我，他跟任自元的舅舅聯系過，濟南朋友無法接任自元出獄，鄒城國保將到濟南接任自元。而任自元在出獄一個多月後就去濟南見了鞏磊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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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中文筆會所隸屬的國際筆會是個跟大赦國際、國際紅十字會性質類似的非政府非贏利組織，會員入會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對筆會事務的參與。很多會員對筆會性質理解有誤，入會後只掛名，很少或從不參與具體事務。鞏磊不同，他對筆會事務有一定的參與。
2012年，鞏磊到香港參加筆會頒獎典禮。事後鞏磊告訴我，會議期間他幫北京獨立作家高瑜拉了一個大包裹，里面裝著書。高瑜想辦法讓鞏磊蹭了別的賓館。據參加會議的前香港《開放》雜志執行編輯蔡詠梅回憶，她印象中鞏磊“是一個相當開朗，充滿陽光的男士”。
2012年，鞏磊參加提名高瑜參選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3年筆會換屆，鞏磊參加提名北京獨立作家江棋生和湖北獨立作家杜導斌競選理事、北京獨立作家陳子明競選榮譽理事。這年10月，鞏磊參加提名山東獨立作家黃金秋參選筆會林昭紀念獎，並起草了提名信，經我修改後正式提交。2014年，鞏磊參加提名北京獨立作家杜斌參選林昭紀念獎。2016年，鞏磊再次參加提名高瑜參選自由寫作獎。
2013年6月12日，山東大學附中教師、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李昌玉去世。當晚，鞏磊跟李昌玉的兒子聯系，說一些筆會會員準備給李昌玉送一些挽聯。李昌玉的兒子答應接受這些挽聯。15日，鞏磊去李昌玉家，打算把胡石根、武宜三、朱健國、趙達功等會員的挽聯和慰問送給李昌玉家人。但李昌玉的兒子堵在門口沒讓鞏磊進門，並說不需要筆會會員的挽聯。鞏磊非常郁悶，他可是冒著國保次日傳喚的危險去的。他原本打算寫一篇紀念李昌玉的文章，腹稿都打好了，因此而煙消雲散。
2015年，鞏磊和孫文廣推薦山東菏澤女作家、原體制內縣處級官員牛躍敏加入筆會。
2016年初，獨立中文筆會在換屆過程中分裂，鞏磊明確支持廖天琪為會長的理事會一方。後來證明鞏磊的選擇經得住了考驗，因為國際筆會很快承認廖天琪為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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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安徽合肥發生異議人士張林小女兒張安妮轉學事件，一些外地網友和民間（異議、維權）人士前去聲援。鞏磊也去了，除在賓館睡了三個小時外，一直在現場。絕食開始後，沒有絕食的人幾乎都離開了現場，而鞏磊雖然沒有絕食但堅持留下。過了幾天鞏磊回濟南，再次邀請我和胡石根去濟南，還說上周許志永等人去濟南跟他們見過面。
2013年11月25日，鞏磊給我發來郵件：“我因為寫《濟南市維權人士同城歡迎李紅衛歸來》今天下午被被濟南市國保堵在家里，態度蠻橫，因為是化名，我說不是我，他們說我們有三十多年經驗的分析專家，你的文風一看就知道，反正老賬新賬一塊算。我倒是不怕他們，但是和他們接觸一次心情會很糟糕！今天更是用孩子上學、孩子他媽的經營威脅，說可以馬上把她帶走，隨便什麽罪名，共產黨就是不講理了，怎麽著吧！真是肺都氣炸了。他們很會找人的軟肋要挾。他們強詞奪理，就是要挾了，怎麽著吧！這可是濟南市國保支隊長的原話，可惜忘了錄音。”最後他囑咐我：“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公布了，我還是低調一段時間。”
鞏磊接觸過很多山東各地的上訪人士。2013年12月，鞏磊告訴我：“找我的人經常有，有時一摞材料。”
2014年2月1日鞏磊的父親因心肌梗死在東平病故，鞏磊處理完畢喪事後返回濟南，盡管他仍沈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他還是在2月5日就給同樣剛剛喪父的曲阜異議人士薛明凱寫了封公開信，表達對薛明凱及其家人遭遇迫害的關注，譴責地方當局的惡行。
鄒城是亞聖孟子的故里，近來陸續出了邵淩才、任自元、齊崇懷等異議人士。邵淩才因參加八九民運獲刑4年，任自元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獲刑10年，齊崇懷因得罪地方當局獲刑12年。齊崇懷的遭遇很少見，他先獲刑4年，刑滿前又被地方當局羅織新罪名改判12年。齊崇懷的妻子孩子住在濟南。2015年4月，一直關注齊崇懷案且跟齊崇懷的妻子焦霞有聯系的上海獨立作家小喬回老家安徽蚌埠給母親掃墓之際，打算到濟南跟焦霞見面，問我在濟南可以見見哪些朋友，我推薦鞏磊出面聯系。後來鞏磊在濟南接到小喬，領小喬見到孫文廣和其他一些朋友。
2015年7月，舉世震驚的“709”事件爆發。7月13日，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分局燕山派出所3名警察找到鞏磊，威脅鞏磊不得參與簽名聲援王宇等律師。鞏磊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簽名，因為他一直沒看到簽名名單，而他對這些細節一向稀里糊塗不太在意。他義正辭嚴地對警方說：“這個震驚國內外的案件，證明中國缺乏公平正義、並非依法治國，這一切都將由共產黨背書；也證明警方內部有人故意制造矛盾渾水摸魚，到底是誰企圖搞亂中國，你們首先應該從你們內部查起！”
鞏磊的話不是信口開河，而是基於中國現實的事實判斷。事實證明，僅僅幾年之後，公安系統落馬一大批省部級高官，這些高官被官方指責為“腐敗犯罪集團和黨內政治團夥”，其中直接參與“709”大抓捕、指揮審訊被捕律師及家屬並對他們使用酷刑的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更是被官方指控“為實現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段，操弄權術，在黨內大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益集團，成夥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這充分證明了鞏磊是何等慧眼如炬！
2017年1月，山東聊城詩人魯揚在濟南舉牌聲援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的言論自由，遭毛粉毆打，引發國際社會關注。鞏磊也參加了那天的聲援，魯揚舉牌的照片就是他拍的，後來傳遍網絡。十幾天後，旅日導演班忠義回國到聊城看望魯揚，剛見面就被聊城警方扣押，跟外界失去聯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獲悉後十分焦急，跟我打聽哪些山東朋友可以幫忙。我立即聯系鞏磊，鞏磊找了幾個朋友跟進此事。魯揚被扣押一天一夜後獲釋，班忠義也很快獲釋，總算有驚無險。班忠義離開聊城去濟南見到鞏磊，鞏磊陪同他直到他離開濟南去北京。
鞏磊的電話受到嚴密監控。他告訴我一件事，2014年 3月15日，兩會剛結束，警方突然找上門，問給他發短信的是什麽人。鞏磊莫名其妙，打開手機才看到一條陌生人的短信，說想見一下“孫教授和回民”，鞏磊當成垃圾短信根本就沒看。鞏磊問警方你們監控這麽嚴嗎？警方答非所問，說局勢緊張，局里的年輕人沒有節假日。
2014年9月，鞏磊想去香港了解占中運動，被警方攔截，沒去成。10月，鞏磊寫了篇短文《凡是有人類良知的人都支持香港真普選》，表達對香港民眾的堅定支持。
鞏磊有著強烈的“六四”意識。導致我跟他第一次聯系的，就是他給因“六四”坐牢的解金玉寫報道。方勵之無疑是八九民運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方勵之去世後，鞏磊和孫文廣、秦志剛在網上聊天悼念方勵之，由鞏磊整理出聊天記錄，交給我發表在海外媒體。
鞏磊也關注西藏問題。他看了許志永的《西藏在燃燒》，憤然寫下一首詩，標題也叫《西藏在燃燒》，表達了對自焚藏人“萬箭穿心”（鞏磊詩中原話）般的悲憫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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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鞏磊聽說我在莒南老家，再次邀請我去濟南玩。事實上，這次我回老家，是在北京生活17年期間唯一一次由北京警方陪同回老家，原因竟是因為與我沒有一絲一毫關系的薄熙來案在濟南開庭。我拒絕了鞏磊的邀請。而鞏磊告訴我，因為有孫文廣等人在前面頂著，鞏磊等人相對多一些自由，但國保仍每天給他打電話要求不得公開發文章、不得接受境外采訪。
鞏磊對我非常信任。2012年8月，鞏磊對我說：“需要簽名用我的名字，你就全權使用了，相信你的。”我拒絕了。我說，“我一貫如此：任何簽名，都要事先詢問本人。05年我剛出獄就有人向我全權授權，被我拒絕。我也從不全權授權別人。”
他有時寫篇雜文類短文發給我，我轉給海外媒體發表。他有時還寫些與時政無關的文學類作品，發給我後我都想方設法給發到了海外媒體，包括我當時擔任編輯的獨立中文筆會網站。他用了很多筆名，有時一篇文章換一個筆名。我勸他要麽用本名，要麽較固定地使用一個筆名。後來，他一般使用“郅希”這個筆名。我沒問他這個筆名的寓意，但恰好諧音“窒息”，不知是否為了表達他的內心感受？畢竟，最終他被這個社會窒息而死。
鞏磊曾說，他“最希望民主後有份自己的刊物、書社等”。我說我最大的理想是當個編輯，而且我暫時“已經當上了，盡管是兼職的”（我長期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網站編輯）——鞏磊對此回應說“現在你是帶著鐐銬跳舞”，“不容易”。
2014年9月，鞏磊發給我他用半年時間寫的4萬多字的紀實性小說《哭爹》，我讀後覺得很有莫言、余華等人的作品的感覺。
2015年10月，鞏磊幫我從山東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教師郭全芳打聽了我父親治病所需要的藥物的信息。
2016年初筆會換屆後，我繼續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網站編輯。有次突然發現，上傳文章時，配上作者照片，效果更好。於是我開始搜集各位作者的照片。在網上沒搜到鞏磊的合適照片，就直接跟他要。5月22日，他特意為此拍了幾張照片發給我。於是，我選了其中幾張，配發在他寫的文章中上傳到筆會網站。他去世後，筆會訃告配發的照片就使用了其中一張。
2015年6月，鞏磊說：“我最近一直情緒不高，什麽活動基本沒有參與。”
2017年3月，鞏磊給魯揚的妻子、詩人微紫的詩集《和蜀葵交談》寫了篇評論，請我發表在獨立中文筆會網站。在溝通過程中，鞏磊說他精力、注意力下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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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長劉曉波患癌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引起國際社會強烈關注。那天恰好是我父親去世的日子，我沈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對劉曉波患病的關注力度不夠。7月10日，鞏磊突然給我來了一封信。除身份證號碼做了處理，我把全信內容一字未改抄錄於此：
金波您好！
看到劉曉波先生的病情還能進行繼續治療，減輕了不少壓抑和沈重。經過自己慎重考慮和查看資料，日本等國際上對活體肝移植技術已經成熟。如果我個人的肝能夠移植於劉曉波，挽救他的生命，那是自己多麽的欣慰和榮耀。
我是O型血，肝應該是健康的，最近沒有查體。我妻子孩子能夠自食其力，沒有家庭等後顧之憂。
希望你能夠聯系到患者家屬或相關人員，把我真誠的想法轉告並能夠實施。
絕對不要告知媒體或公眾，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這是真實的個人意志，絕不是什麽炒作或嘩眾取寵，投機取巧。那樣只能被天下人嘲笑和唾棄。無臉茍活於世。
如果此事不可取，或不能實施，就當什麽沒有發生。
我真誠的希望我的肝能夠對劉先生起到作用。
鞏磊 謹上！
身份證 37**
2017.710
我當時陷入父親去世造成的巨大悲痛之中，劉曉波病情日益惡化，而我對鞏磊的這個想法抱有懷疑態度，所以我只是簡單回覆：“沒必要”，“不會起作用的。僅憑一條就不可能：當局不希望他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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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0日，秦志剛突然告訴我，9月18日鞏磊被抓了。鞏磊是跟另外兩個維權人士幾乎同一時間被警方抓走的。警方搜查了鞏磊的家，拿走了鞏磊的手機、電腦。9月21日，警方告訴鞏磊的妻子，鞏磊在賓館被監視居住，長則半年、短則幾天回家。9月30日，秦志剛告訴我，鞏磊取保候審一年，獲釋後立即跟他見了面。
我沒問鞏磊這次被抓的具體情況。但我立即跟他減少了接觸，畢竟他在取保候審期間。
但在以後的接觸中，我感覺鞏磊精神狀態明顯不如以前。2020年3月，我動員一些會員參選筆會理事之後，也動員鞏磊參選，他明確表示“沒有參與的熱情了”。
2020年5月魯揚被抓，7月1日警方找鞏磊詢問魯揚的情況，被鞏磊以“不了解他的個人情況”為由推脫。
疫情爆發後，我跟鞏磊的聯系更加減少。
2022年3月27日，鞏磊突然給我留言：“元旦時朋友和韓夫人聯系，沒有報教授不好的消息，各方面正常的。教授身體一直很好，都不會想到出問題。還在打聽中。”接下來幾天我跟他討論了幾次孫文廣的下落，他總體傾向於認為孫文廣還活著。他還給我發了一張十幾年前他兒子跟孫文廣的合影。
8月25日，鞏磊突然給我留言：“孫教授活著。”我問消息是否可靠，他說：“今天下午國保中秋節開始走訪了。我作為主要問題提出來，我說孫教授國內外非常關注，能否明確一下孫教授是死是活。國保說活的好好的，沒有必要撒謊。是有另外一波人管理。”
10月6日，他告訴我，雖然他改了推特昵稱，但警方仍在監控他的推特。
12月18日22點24分他給我發了一個沒有標題只有正文的郵件：“孫可能在歷城仲宮軍工招待所。我也染上了。祝你及家人安康順利。”
此前12月14日我開始發燒，從而確定感染新冠肺炎，接下來幾天基本都在休息，沒有及時處理各種信息。所以，第二天我才看到鞏磊的郵件，然後回覆，問他感染幾天了、具體什麽情況，並感嘆孫文廣的情況總算有進展了。
但我萬萬想不到，這是我和他之間最後一次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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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15點25分，秦志剛按往年慣例給我發來聖誕祝福。18點07分我看到後給他回覆。1分鐘後秦志剛立即回覆：“鞏磊去世了，你聽說了嗎？”我在22點38分才看到秦志剛的這個回覆，完全不相信，回覆：“怎麽可能？”秦志剛立即告訴我，他今天給鞏磊發送聖誕祝福，收到的回覆自稱鞏磊的妻子，內容是“秦大哥多保重，鞏磊已12月20號去世，急癥；之後有需要請跟我聯系”，後面附有鞏磊妻子的姓名和手機號碼。秦志剛補充說，鞏磊“他染疫，獨住幾天，這期間去世”。
雖已接近23點，我還是立即撥叫鞏磊的手機號碼，而不是那個自稱鞏磊妻子的手機號碼。電話通了，接聽的不再是那個熟悉的鞏磊的聲音，而是一個陌生的女士。她自稱鞏磊的妻子，所說內容跟秦志剛說法一致。
當時秦志剛已去韓國幾年，不適合在濟南了解進一步的情況。因此，只能另找別人確認。秦志剛和我分別找了已在美國的濟南異議人士車宏年。很快，車宏年確認，那個女士就是鞏磊的妻子。
這樣，鞏磊去世的消息得到確認。
我太震驚了。12月18日我還收到鞏磊主動發來的郵件，兩天後他就得病去世，這怎麽可能？
會員去世後，筆會按慣例會發訃告。我告訴了張裕。張裕曾兩次擔任筆會秘書長，在筆會所有成員中對筆會的付出最大，對國內會員的關注力度也最大。當時張裕剛卸任秘書長，留任秘書處普通成員，而我早在兩年多以前就已卸任筆會全部職務。張裕勸說我給鞏磊起草一份訃告。出於對鞏磊的個人交情，我立即起草了一份草稿發給張裕。
這一天，我岳母在海南已感染新冠肺炎。第二天，岳母病情加重，無法下床，我和老婆飛往海南，半夜到家。好在有驚無險，次日岳母病情好轉。而我，這期間還在盡可能跟進鞏磊的情況。
12月26日，在鞏磊去世的消息公開披露的第二天，傳來一個令人更加震驚的消息：鞏磊是跳樓自殺，而非病故。我一時間不敢相信。但隨後越來越多的信息證明，鞏磊真是跳樓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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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國內民間（異議、維權）人士去世的不少，其中多數人去世時沒有達到中國人均壽命。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我接觸過，其中鞏磊和廣東獨立作家李悔之是自殺。李悔之自殺於2021年7月23日，當時他身患重病，疫情封控遠遠看不到盡頭。可是，鞏磊為什麽在疫情已放開之後仍自殺呢？他的遺書說他“已被新冠徹底摧毀了健康”、“五天無法吃飯”、“生不如死”。我也得過新冠，發燒高達40度，但我遠沒有他這種經歷和感受。難道他是反應強烈的那種病例？他妻子說他是12月20日6點25分跳樓自殺的，他給我的最後一個郵件寫於12月18日22點24分，時隔32小時零1分鐘。在這32個小時當中，病情會產生多麽大的痛苦，促使他毅然決然地離開這個世界，我實在懷疑。
疫情期間，“潤學”成為顯學，很多人渴望離開中國，尤其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年輕人為主，包括一些中年人）。疫情放開導致這些人分化：一部分毫不猶豫地“潤”了；一部分“好了傷疤忘了疼”，繼續留在中國；還有一部分，想“潤”而不得。前兩部分人，都抱有希望，要麽對國外，要麽對國內。其實還有一種“潤”，即離開這個世界。鞏磊就是這樣。我更相信，鞏磊跟李悔之一樣，是對當下的徹底絕望，讓他走上這條路。
秦志剛說鞏磊具有“詩人的神經”，“他這樣的人進入官府，那就是折磨”。仔細想來，鞏磊在60年的人生中，不僅在進入官府期間，而且在淪為平民之後，也一直在飽受折磨。
也許鞏磊早就看淡了生與死，打算離開這個世界。得知鞏磊去世後，我第一時間想到了2017年他給我的那個郵件。當時我並不認為鞏磊做好了給劉曉波移植肝的認真準備，我一直覺得那只是他表達對劉曉波支持的一種態度。但在他自殺之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淺薄和醜陋——有些人的世界，是我不能企及的。他們是高山，我是山腳下的石子。他們是天上展翅翺翔的雄鷹，我是地上爬行的螞蟻。
2023年12月6日-12月16日初稿，12月1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