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0日，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百歲高齡辭世，象徵性地宣告着中美關係一個時代的結束。1971年7月，身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奉總統尼克松的囑託秘訪北京，讓冷戰中的中美關係摒棄對立、走向彼此邁出了第一步。此後的數十年間，基辛格繼續頻繁走訪於中美之間，但兩國關係早已從1978年正式建交後的蜜月期，跌落到近年來的全面戰略競爭。2023年7月中，這位被稱作是中國的“老朋友”的“中國通”最後一次訪問北京，受到極高規格的接待，與其時中美高層互動的氣氛形成強烈反差。中美兩國領導人幾個月後在舊金山的會晤顯然也沒能讓緊張的雙邊關係重新春暖花開。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負責人劉亞偉博士認為，中美關係遇到的困難顯示彼此間尚有太多的誤解和迷思。如何看待基辛格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如何理解數十年的交流與互動後，彼此間仍有如此多的不理解？美國朝野兩大政黨如今在對華政策上立場出奇地一致，但美國的“中國通”為什麼持續有“鷹派”-“熊貓派”之分呢？劉亞偉先生接受本台採訪，介紹了他的觀察與分析。
基辛格秘密訪華的破冰之旅源自總統尼克松的想法
法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不久前去世。他無疑是中美關係中一個重要人物，但各界對他在中美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評價不一。北京當局常年將他奉為座上賓，稱他是“老朋友”。台灣方面則將美國宣布與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歸咎於他。近年更有人認為他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首先，他1971年7月他秘訪北京，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對華政策制定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劉亞偉：“首先，基辛格是移民，出生在德國，後來入籍成為美國人。作為我們這樣的來自海外的（歸化美國人），我們都知道別人會有對我們的loyalty（對美國是否忠誠）有所懷疑。我覺得這一點可能對他非常重要，就是說，基辛格做的所有的事不是為任何一個其他國家，不是去幫助其它國家。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重的。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
“所以，台灣也犯不着說被基辛格‘出賣’，因為對基辛格來說，權衡台灣跟美國保持關係還是大陸與美國保持關係，從對未來的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來說，當然是跟大陸保持關係更重要。所以，大陸高度評價基辛格。 ”
“我覺得大陸給基辛格戴的高帽子已經夠多的了。實際上所謂的破冰之旅從一開始就是尼克松自己的想法，開始的時候，基辛格甚至認為尼克松（的想法）是異想天開，他曾告訴黑格（亞歷山大-黑格，曾任尼克松訪華破冰之旅的先遣小組負責人——法廣注）說：尼克松真是瘋了，要到中國去訪問，讓我去……這些都有記錄在案。但是，基辛格作為一個外交官，我覺得他的外交手段應該還是非常高，所以他能夠跟周（恩來）和周的助手，後來和毛（澤東）把這個事情談成。就是說在具體的程序方面，他應該是有自己的貢獻。 有些美國人批評他，認為他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風度、智慧、幽默所傾倒，所以有時候偶爾會放棄美國的最高利益……這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強調的是，基辛格是為美國服務。其他國家怎麼去解釋也都是從他們個人的感情、立場出發的。用不着太計較台灣人怎麼說，或者大陸人怎麼說。”
法廣：作為卡特中心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劉亞偉先生強調，推動中美兩國正式建交的功臣更是尼克松的繼任者吉米-卡特：
劉亞偉：“當然我說話是有傾向性的，因為我是為卡特基金會工作，卡特是另外一個在中美關係上立了大功的，而且比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功勞更大的人，就是吉米-卡特總統。尼克松總統1972年去中國，簽了中美“上海公報”。 但是從1972年到1978年間，中美兩國並沒有能夠建交。基辛格就是有回天之力，最後也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狀，最後還是卡特改變了現狀（吉米-卡特1977年-1981年間擔任美國總統。雖然任內不曾訪問中國，但推動了中美邦交正常化。兩國於1978年12月16日發表建交公報——法廣注），這當然跟當時尼克松面對的內政危機，特別是水門事件有關係。另外他（當時）也沒有辦法、沒有那樣的勇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諱，去做出這樣的決定。最後還是卡特有這樣的遠見。當然中國（當時）也有鄧小平這樣的有勇氣、有現實感的人，兩人都認識到已經到了中美建交的時候。所以他們倆一拍即合，雖然兩個人都為此付出了很高的政治代價，特別是卡特自己本人（法廣註：1980年11月，卡特謀求連任失敗）。鄧小平當時被人批評“右傾”，但是他最後能夠以改革開放的成果，讓老百姓和其他人信服：他的決定是正確的。”
基辛格百次訪華更多是為商業需求
法廣：基辛格在中美建交之後，多年來一直在頻繁往返於中美之間。他在這些年的中美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劉亞偉：“基辛格說他記不清去中國去了多少次了，有的人說他去了幾十次、上百次。我覺得他，往返中美兩國更多的是商業上的需求，因為基辛格的公司是一個收費的、追求利潤的商業性公司。他是為各大公司尋求政府的各種優惠而到中國去。當然，如果中美兩國某個時候遇到一些問題，他會主動地向中方說：你們對美國政府有什麼要求或者想法，我可以傳達……所以他回去以後呢？我剛才提到美國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據孟傑慕說，基辛格從海外回來（當然不只是中國的，還有其他的這些國家，因為基辛格的公司的生意應該是遍及全球了），他會主動的到美國國務院或白宮說：我剛從哪個國家回來，或者我剛從中國回來，這是中國領導人對你們的一些想法，我負責傳達……他最後一次去中國是2023年7月。我聽蘭普頓 （法廣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所前所長戴維·蘭普頓 David M. Lampton）說，實際上基辛格去中國之前找了一些中國通，在zoom上一起交談了兩個多小時，就是問：我如果到中國去，會不會讓拜登政府生氣、不高興？或者會不會干擾美國的對華政策…… 最後他們做出的決定是，他去，因為他認為（包括給他提供諮詢的人也認為）：中美關係的確是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階段，也許此行會起到一些作用……就是說這並不是（美國）政府派他去的。至於中國政府是不是邀請他去？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可能更大一點。 ”
中美彼此間的錯誤認知會導致錯誤決定
法廣：您提到中美兩國之間彼此缺乏了解。您也主辦網站“中美印象”，希望能介紹各方觀點，加強雙方溝通和理解。在您看來，這種不理解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亞偉：“我覺得這種不理解可能體現在很多方面。對於中國來講，在看到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2021年1月6號國會山暴動，看到亞裔美國人受到的歧視，又看到美國（新冠）抗疫之初，那麼多人死亡和感染，（中國政府）就覺得美國的整個制度、美國整個的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都出問題了，就是“東升西降”了……實際上，很多人意識不到美國的自我糾錯的能力，要知道美國的老百姓可以報復這些做出（錯誤）決策的人，因為每兩年或者每四年都有一次選舉，老百姓如果認為你做得不好，可以把你掃地出門。而中國媒體以及一些學者盯着美國的這些亂象，做出不符合實際的結論。 ”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是（不切實際），認為中國現在不但有願望而且有實力對美國構成威脅。我覺得他們對中國實力的這種評估過高，並沒有在一個現實的上下文里去看中國、去綜合評估中國的實力。兩邊這種相互的認知上的錯誤會導致錯誤的決定，錯誤的決定最後有可能會導致衝突。 ”
法廣：但是中美建交已經四十多年。在2018年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兩國關係急轉直下之前，中美關係雖然時常也會有一些矛盾、摩擦，但是整體還是走的非常密切。如何理解有這麼多年的交往，中美兩國間居然還有這麼多彼此不了解、不理解的地方？
劉亞偉：“我覺得彼此不了解首先是因為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樣。然後，整個媒體的管控也不一樣，特別是在美國，美國的有線電視和無線媒體所代表的觀點不一樣。你看什麼樣的電視、讀什麼樣的報紙、聽什麼人的podcast或者是廣播，你就會有什麼樣的想法。中國呢，因為新聞媒體和宣傳的管控，老百姓得到的信息實際上是政府希望你得到的信息。當然，領導人對對方（國家）情況是不是有真實的了解？我覺得有時候，領導人身邊的人老是在猜測領導人想聽什麼樣的話，所以有可能就把他不願意聽到的話就篦出去了。這就造成從上到下對對方的看法都有不正確的地方。包括在美國。這裡雖然有新聞自由，但總統也有自己信得過的人和信不過的人，他總有可能更信國務院，或者更信中央情報局，或更信國家安全委員會。基辛格在國安會的時候，尼克松在對華問題上就只聽他的。卡特做總統的時候，在中國的問題上實際上只聽布洛金斯基的，把國務院排除在外。當然，他們可能更信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部門每天提供的intelligence briefing（情報簡報）。 那些簡報提供什麼樣的信息，我們現在實際上不是特別清楚。這些搞情報分析的人有的時候可能也是帶着有色眼鏡，判斷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 ”
從接觸政策到脫鉤斷鏈
法廣：每次新的美國總統上任，中國方面都非常關注有哪些“中國通”進入新總統的團隊，因為它可能直接影響到美國對華政策。這些“中國通”好像被分為“熊貓派”和“鷹派”。在如今美國國會朝野兩黨能夠在中國問題上、在台灣問題上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學者中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區別？他們的主要區別又是什麼呢？
劉亞偉：“所謂的“熊貓派”認為美國的“接觸政策”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中國、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繁榮。那所謂“藍隊”，就是反華派，他們就認為美國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幫助中國做大做強，而最後中國不會遵守國際秩序的規則。現在大家經常說的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不遵紀守法的國家，所以必須要跟中國脫鉤…… ”
“我覺得，這麼些年來，中美兩國關係之所以能夠一路走下來，先是因為有蘇聯的存在，這是一個共同的威脅，那後來則是經濟上的互惠，然後又到了需要共同面對像氣候變化這樣的挑戰（的時候）。 我覺得，期間歷時最長的是接觸政策，主要是美國的企業以及華爾街等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市場，認為在中國投資的回報最大，他們認為中國的製造能力最強，所以他們一直支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一直支持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現在因為中國的這些具體的非關稅貿易障礙，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不尊重，中國的補貼等，讓很多的美國企業，對中國失去了一定的信心。最近，雙方都有把企業、生意、貿易”國家安全化“（的傾向）。 美國有更多的企業現在覺得在中國這樣地方做（生意）難以為繼。所以有很多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要麼離開了，要麼正在考慮離開。”
「新」「老」中國通間的差異
法廣：現在的很多”“中國通其實是在中美關係處於比較好的狀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對當代中國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在某種意義上，現在是不是這新一批的”中國通“在更多地影響着美國的對華政策呢？
劉亞偉：“對，現在像蘭普頓這一批老一輩的學者，包括以前的像洛德這樣的駐華大使（溫斯屯·洛德Winston Lord） 等所謂的”中國通“，他們都是認為，因為他們當時實際參與了很多決策，另外，他們對中國的研究，也讓他們學術的成就更大。加州的學者戴維·M·麥考特 (David M. McCourt，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家) 就專門做了一個對中國通的採訪，他認為這個community（中國通群體）實際上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前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新一代中國通，不是說他們沒去過中國，但是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似乎更負面一些。對此我也可以理解，比如說，你到了中國以後，你就上不了你的社交媒體，或到了中國以後，你就不能用谷歌了，這些對學生，對年輕人來說都是很大的打擊。另外，這些中國通他們沒有在學校裡邊，所以他們學術上不太受中國的研究的影響。就是說，他比較更客觀、更超然一些。和之前的中國通是不太一樣。另外現在有些中國通能讀中文，就讀了很多中國社交媒體上對美國的批評，或者對中國自己的實力的誇張，然後呢，這些就變成了他們自己對中國的認知。特別是像現在在國安會的杜如松(Rush Doshi) ，他寫的《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實際上跟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美國戰略問題學者）當年寫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沒有任何太大的區別，意思就是：中國共產黨有一個長遠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要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對美國取而代之……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到底在國際問題方面是否有一個什麼長期的戰略，其實他自己可能都不是特別清楚。但是在這些人看來，共產黨在按照一個遠大的目標按部就班地朝那個目標奮進。所以我們必須現在要擾亂他們奔向目標的旅途。 ”
「台灣的方向代表着未來中國的自由和民主」
法廣：那您個人怎麼看中美關係目前狀況？
劉亞偉：“現在的情況就是脫鉤已經發生了，就是對中國整個制度的失望，對領導人決策的不穩定，對中國不可能允許國外企業平等地與中國企業競爭等，他們可能現在已經有了比較固化的看法。至於正確不正確，我覺得現在都不重要了。就是說，（他們）現在就是這麼看，有可能正確，有可能不正確。但是問題是能不能相互坐下來，把各自的底線都搞清楚，然後在知道對方底線的情況下，談我們怎麼去合作、怎麼可以一起掙錢、怎麼按國際的規定和法律各自做好自己掙錢的事，同時呢，也要遵紀守法。我覺得，現在不要有過分的期待，比如我要跟你做生意，我同時還希望將來你能夠跟我們的政治制度更一樣一點……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不太現實，至少在目前不太現實，雖然我自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之後有了新的生命的一個民族，遲早它是朝着先進的文明和先進的文化方向邁進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制度肯定將來會變得越來越自由。我覺得可能會像台灣那樣地方向去走，我覺得中國老百姓肯定也是希望，台灣的方向代表着未來中國的自由和民主。 ”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