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二八紀念日，台灣社會的爭論總不只是關於「應該如何紀念」，而更常是關於「是否應該紀念」。今年，針對陽明交大部分學生在二二八當日舉辦歡慶活動，校長林奇宏表示「月日代表的也許只是一個時間點」，認為紀念日已經成為「圖騰禁忌」，又是一個這樣的案例。
不過，「為何二二八必須記憶」確實是一項值得討論的公共議題，畢竟歷史記憶總是關於揀選，台灣歷史事件何其多，沒有人能每一件事都記得，只重複表示「必須理解這塊土地發生過的事情」顯然並不足夠有說服力。尤其對年輕一代而言，二二八已是三至四個世代以前的舊事，而且相關討論在過去七十幾年來先是被禁聲、接著成為政黨競爭中的一環，傷痛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因此很可能並不切身，甚至只是課本中另一個等待記憶的年份而已；至於「避免悲劇重演」的說法，在民主化的今日也未必能帶來迫切的感受。為此，我們必須尋找積極的理由，去說服人們二二八為何值得記憶，並以此為基礎，討論具體而言該如何記憶。
對此，這篇文章想討論記憶二二八的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台灣社會亟需練習如何「認真討論責任」，而二二八是最好的練習機會；相反地，當我們容許二二八被當成「時代悲劇」含糊帶過的時候，則不只是錯失練習機會，更是加深輕率對待責任的政治文化。
抵抗「時代悲劇」的含糊論調，練習具體追究責任
在我們的政治文化中，「責任」是一個經常被提起、但經常流於空泛的概念。在一個極端，只要發生令人不滿的事情，事無大小、也無分官員實際上到底做錯什麼，總得有人道歉甚至辭職；在另一個極端，只要能撐到事過境遷，許多問題也都能被看作是「歷史共業」、「大環境問題」，從此船過水無痕。而由於政治討論經常位處這兩個極端，更讓許多人認為關於涉及責任的討論總只是黨同伐異、是立場先行、是政黨間的惡鬥，使得責任的概念被更進一步空洞化。
而「究責」這件事情是需要練習的。我們需要有共享的案例，在大眾記憶之中、在當下的政黨競爭之外，讓我們練習超越推諉卸責與無理取鬧的兩種極端，去思考「責任」到底是什麼意思。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恰恰能夠提供最好的案例，顯得最具體、最近身；更何況反過來說，人們既然都已經普遍知道台灣近代史上曾有這樣的慘劇，我們如果容許自己不追究責任，容許這齣慘劇最後只是一個放假日、一個考試會考的一組數字，等於再說「發生這種事情也沒有關係」，更將加深「輕率對待責任」的政治文化。
偏偏長期以來，台灣社會流傳一種關於二二八的記憶方式，內容相當含混不清，完全缺乏責任的概念。這種說法認為二二八是一場「大時代悲劇」，並且只是源於誤解與族群衝突。去年台北市長蔣萬安在紀念活動致詞上將二二八定性為「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所導致的「歷史傷痛」，便是這種記憶方式的案例。這種記憶方式忽略了許多問題，除了二二八中長期的成因如腐敗與長官公署體制之外，還有另一項關鍵：緝菸衝突不必然造成屠殺，族群衝突更不必然造成日後的政治恐怖。不論軍民之間、本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多強，政府在1947年3月的做法都顯然超越了合理的「重建秩序」，而是有系統的濫殺以及謀殺。
二二八不能只是無人必須負責的「時代悲劇」，但在此同時，只是含混地說「中華民國」或「國民黨」需要負責顯然也並不足夠。相反地，從政治責任的觀點來說，我們必須談清楚不同層級、不同人各自做了什麼，舉例而言，柯遠芬、彭孟緝等人一方面執行命令、另一方面也濫權自行擴大事端，他們所應擔負的責任本質上並不同於命令鎮壓整肅、單方面阻斷政治協商的陳儀。至於蔣介石可能需要負責的範圍，則包含過度聽信陳儀的單方說法，因而忽視反對意見、仍然決議派兵鎮壓，也包含他對台灣充滿偏見、缺乏知識，認定「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遂同意必須高壓整肅所有民間聲音，還包含他事後不予究責、持續拔擢涉案官員。另外，各種情治人員、線民、告密者也都有各種不同的樣態，各有不同的動機，有些人出於恐懼，有些人出於無知，更有一些人出於私利、出於公報私仇──從「練習談論責任」的角度來說，這些責任也都必須予以明確區分。
實際上，這種「分層究責」的邏輯，正是貫穿2006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論證主軸；可惜的是，在政治、教育和大眾論述中，這種比較精確、比較具有公共教育意義的討論方式，經常讓位給粗糙的「時代悲劇論」，進而在「讓過去成為過去」的呼聲中成為一筆筆「人人都有錯，因此彷彿人人都沒錯」的爛帳──而這種歷史記憶的含混，恰恰成為最負面的示範、最糟糕的公民教育，是真正的「教歹囡仔大細」。
中國和美國都面臨不面對責任的苦果，好的歷史教育就是好的公民教育
相反地，好的歷史教育就是好的公民教育，這樣的教育不可能以「背誦正確答案」為形式，而必須採取論證與對話的做法。在這個階段，我們應當以「釐清責任」為問題意識，讓更多人瞭解具體的史實，並且嘗試各自申論「針對這樣的後果，為什麼你認為這些人應該或不該負責」，而可以討論的後果至少包含和平談判的破裂、清鄉帶來的傷亡、政治上長期的壓抑與恐懼等等，甚至還可能包含族群間的不諒解。
唯獨當我們切分這些議題、立基史實具體討論的時候，「責任」的討論才不會顯得像是立場先行的盲目指控或是護航，而是看到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中可能犯下哪些錯誤，體制設計、文化偏見、經濟利益等條件又在這個過程中具體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必須藉由這樣的歷史討論，才能養成公民面對當前議題的技能和「好習慣」，知道關於「責任」的討論該長什麼樣子，不會流於空泛。
否則，當代中國對歷史的壓抑就是一大警示案例。資深記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中分析，中國社會對於天安門事件等暴行的集體失憶、無力追究，正容許當前的中國政府推動極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論調。正是由於沒有人需要為六四等等暴行負責，中國共產黨才可以宣稱一切問題都源於列強帶來的一次次恥辱，中共絕未造成人民痛苦，反而是將人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因此人民現在應當繼續追隨共產黨追求民族偉大復興；而在此同時，當外國各種以民主、人權為由對中國政府展開制裁，則也都被視為再一次對中國人民的打擊甚至羞辱。另一名資深記者Tania Branigan去年在英國出版的新書《Red Memory》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書中也提到類似的現象，比如一名年輕時舉報母親、導致母親被批鬥至死的朱先生，到現在都還是認為所有人都有責任，「包含我的母親，沒有教我身為一個人該自己獨立思考」。因為整個社會都不需要負責、也不知道怎麼問責，所以人人都可以把責任外推，推卸給外部的邪惡勢力、推卸給大時代、推卸給死者，而這則足以造成集體道德的敗壞。
我們如果容許自己不追究責任，容許這齣慘劇最後只是一個放假日、一個考試會考的一組數字，等於再說「發生這種事情也沒有關係」。（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而即使在民主的美國，責任的含混也帶來明確的惡果，這點在種族相關的討論中尤其明顯。舉例而言，美國內戰之後「敗局命定說」（Lost Cause）在南方白人之間快速興盛，強調南方雖然因大局不利而戰敗，但仍應為堅持自主性和「南方的生活方式」等等信念而感到自豪，各種紀念雕像和活動因此興起，而許多北方人也為了「和解」而接受此一論調，但是，這種將美化種族壓迫的論調也「幫助」許多白人持續迴避種族不平等議題，推遲如投票權、教育機會等相關討論，更加深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不信任和不諒解。又比如1995年奧克拉荷馬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恐怖攻擊案造成168人死亡，是美國史上本土罪犯造成最多傷亡的恐怖攻擊，但與九一一或其他事件相比，本案在大眾記憶中卻相對模糊，社會整體普遍並不積極討論這宗攻擊案與本土極右派之間的關聯，也使得社會缺乏「向極右派、向本土極端分子」究責的語彙，容任極右派在此後二、三十年持續成長茁壯。「不必負責」帶來的不是和諧與和解，反而是讓社會持續無力處理同類問題，讓應當負責的人連一步都不需要後退，讓原先可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關於「血債」，在1926年北京另一場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魯迅是這樣說的：「拖欠得愈久，就要負更大的利息。」在中國、美國乃至台灣的例子當中，這個利息未必總是最直接的、複製貼上式的「歷史重演」，也不一定是「債主們」的反撲與復仇；相反地，這個利息經常形諸於文化的空乏與缺陷，是公共討論中一筆又一筆的赤字，是公民們知識、技能以及語彙的匱乏。「好好談論責任」是一件需要練習的事，而對我們台灣人來說，二二八這一道題目無可迴避，而且還有機會能夠教會我們很多很多，我們絕對不可以放棄作答，而必須一年接著一年，讓我們的答案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完整。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