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年12月3日深夜，韓國總統尹錫悅以「保護自由的韓國，抵禦朝鮮共產勢力的威脅」為名，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態，這也是韓國第六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史上首次戒嚴。雖然在12月4日4時30分，戒嚴令就因為190名國會議員投票表決反對而解除，卻也難以掩蓋美中競逐和朝鮮半島對峙的壓力下，韓國內部面臨親美與否的分裂意見，以及後殖民社會的解殖過程面臨的壓力。
這次的「快閃戒嚴」反映出韓國在面對內外挑戰時，依然傾向於使用歷史遺留下來的治理方式，這些方式深受過去殖民統治及冷戰格局影響，顯示了韓國作為「第一島鏈」的一部分，在後殖民脈絡下的治理困境和特殊地位。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來看，韓國的戒嚴令不僅是一項對國內外危機的應對手段，更是韓國在面臨內外壓力時，國家治理模式中依舊受到殖民遺產和冷戰結構影響的體現。
第一島鏈的殖民與冷戰脈絡
韓國的殖民遺產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的日本殖民統治（1910-1945年），在此期間，國家治理的強力控制模式在社會結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冷戰的爆發進一步加深韓國的地緣政治困境，並導致了韓國與美國形成緊密的安全聯盟。
1945年後，朝鮮半島逐步開始解殖，但殖民時期留下的強力國家機制並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種形式進行「再生產」（reproduce），特別是透過威權政治和財閥壟斷的方式延續強硬的治理性。冷戰期間，韓國形成強調安全優先的治理性，面對朝鮮及國內威脅的應對，韓國政府逐漸傾向以「安全」為主要理由來正當化其治理手段。
1960至1980年代的韓國經歷了多次軍事政變和獨裁統治，例如：朴正熙和全斗煥政權，這些政權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並且以國家安全為名鞏固權力，使得韓國的政治脈絡更強調透過「安全」和「秩序」的名義來管理公民，並對公共和私人生活進行干預。即使在民主化進程中，這些統治手段也以某種形式被繼承下來，深刻影響了政府面對政治和社會危機的反應方式。
「快閃戒嚴」反映的內外壓力
尹錫悅政府宣布戒嚴，原因包括國內的政經發展的僵局、執政黨在國會中失去優勢、朝鮮的威脅、以及社會對經濟困境的不滿，這些看似離散的現象反映的是2018年迄今的美中貿易戰，以及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對於韓國帶來深沉的壓力。包括三星在內的半導體產業幾乎全面配合美國的政策，現代集團為首的軍工產業則是大力援助東歐國家和烏克蘭，除去賺取軍火收入和產業擴張的收益，卻也與朝鮮陷入在烏克蘭的第三地較勁，朝鮮派兵烏克蘭亦可視為朝鮮半島雙方面臨解殖壓力的後果。
由於韓國長期位於極端安全威脅的框架下，美韓同盟是其近年生存唯一的路徑，卻也付出相應的代價，至今與中國的關係低迷，也未能尋求與朝鮮對話的契機。美國對韓國的影響不僅限於安全層面，也深深影響韓國的治理邏輯，特別是通過反共意識形態和安全優先的政策，進一步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腐敗的問題使得治理上展現出與殖民統治相似的特徵，即政治和社會行為的規範化，以及為殖民者服務的菁英持續壟斷資源。
戒嚴令下的「再殖民」
根據傅柯的理論，戒嚴令是作為應對國內政治困局的策略，是展示一種「例外狀態」下的治理模式，通過創造一個緊急的情境來重申國家權力的正當性。這種模式不是鼓勵「自律性」的公民，而是通過直接的國家暴力機器來強制規範行為，因此造成極大的反彈。這樣的行為也削弱韓國在解殖進程所取得的民主進展，並將治理拉回到過去軍事獨裁或是殖民控制的模式。
韓國在努力擺脫殖民統治的遺產並實現民主化的過程中，不斷強調民族主體性和民主價值。然而，戒嚴令的實施顯示出這種民主主體性仍受到「安全優先」和「國家控制」等殖民遺留的約束。這次戒嚴表明韓國在解殖過程中，並未完全擺脫殖民遺留下來的治理方式，在面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再度被動員，顯示出「再殖民」的傾向，即通過強力的國家控制來應對不確定性。
在這次的「快閃戒嚴」，政府動員多種治理技術，包括軍事控制、對媒體的管制、限制社會集會等，通過加強社會監控來重新生產統治權威。雖然後殖民社會通過焦慮，假裝、模仿，和分裂來隱藏自身的不安，卻在軍隊內部引起對於權力「再生產」的矛盾，已解殖的社會不願再重蹈歷史。這種「例外狀態」的治理不僅挑戰民主制度的根基，也暴露出當前韓國在安全需求和公民自由之間的深刻矛盾，進一步削弱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加劇社會的不穩定。
第一島鏈隱藏相同的後殖民問題
韓國作為「第一島鏈」的一部分，與其他地區國家同樣面對冷戰的國際政治遺緒，是美國在冷戰後遏制共產勢力的地緣策略，各國的政治穩定直接影響整體戰略格局。近期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與副總統沙拉∙杜特地（Sara Zimmermann Duterte-Carpio）相互放話，同樣也是美中競逐的背景，在解殖的過程面臨內部問題。
韓國戒嚴的決定不僅影響到國內政治，也對整個印太安全形勢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尹錫悅任內與美國和日本建立的美日韓安全機制，有可能暫時無法進一步推進，韓國對於烏克蘭和東歐國家的援助也可能陷入停滯，石破茂能否維持親美路線也將受到挑戰。
中國與朝鮮則是戒嚴事件下的最大受益者，朝鮮可以對內展現政治勝利，並且避免韓國持續增加薩德和其他反導彈系統的佈署，中國則可以面對一個忙於內政的日韓，將會更需要外交與經貿的成果。這種後殖民背景使得韓國遭遇外部壓力時採取的行動陷入極端的選擇，它既受到殖民和冷戰遺產的制約，又不得不在地緣政治現實的框架謀求生存和發展。
如今的尹錫悅面臨彈劾與退黨的壓力，國防部長與其他首長也陸續以辭職表達不滿，「快閃戒嚴」的影響也已不只是他個人的政治生涯。通過治理性概念的揭示，這一事件也將成為地區各國領袖作為警惕，即如何在安全需求與民主自由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以避免重複冷戰時期威權歷史的教訓。台灣作為東亞民主化的模範生，也應進一步瞭解韓國與菲律賓的後殖民困境，做為發展民主與兼顧社會韌性的參考。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