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終有著滿滿的政治求生欲，同時又試圖減輕毛澤東不穩定、災難性決定的影響，卻往往徒勞無功。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裴敏欣（Minxin Pei）
在中國共產主義的締造者當中，就1949年革命建國和建立新極權主義政權兩方面而言，周恩來的重要性可以說是僅次於毛澤東。
周恩來的影響遍及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從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中期與國民黨政府進行的血腥生存戰爭，到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45年），以及由他出任總理一職的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
儘管周恩來擁有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然而他的真實性格卻宛如被籠罩在官方宣傳的五里霧中。他對外的公開形象，即使在西方眼中，也是一名無私仁慈的知識分子，具有在艱苦條件下建立中國社會主義所不可或缺、無與倫比的行政技能。當然，這種描述符合中國共產黨希望灌輸給中國人民的主旋律，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從某些方面來看，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辭世後的數十年裡，周恩來留給後世的遺澤，遠勝於毛澤東。畢竟，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就連中共也不可能將他描繪成為清白無瑕的領導人。對於毛澤東最慷慨的評價，是其繼任者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形容，毛澤東的做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相較之下，中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周恩來描繪成一個政治巨人，沒有沾染上毛澤東政權的背叛、殘暴和瘋狂。唯一的些許批評（據說也是出自鄧小平），是稱這位已故總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於自保，偶爾得做出違心之舉。
儘管中國統治者有強烈的動機，要維護周恩來做為現代史上最有道德的公僕形象；但上海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陳兼的目的卻顯然大不相同，他意圖揭露真正的周恩來。經過多年辛勞的研究，陳兼成功的替外界填補了不少空白，讓我們更了解關於這位中國在位時間最長、奇蹟般地在毛澤東無情的清洗和政治獵巫中倖存下來的總理。
可以肯定的是，陳兼的任務相當艱鉅。這是因為足以揭示周恩來在毛澤東時代重大決策（從反右運動和大躍進，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和中美和解）所扮演角色的紀錄，大多數仍然是無法跨越的雷池。更複雜的是，一些最為敏感的文件，包括周恩來在罹癌瀕死之際、遭毛澤東精心策劃批鬥下被迫發表的「自我批評」，被交給了周恩來的遺孀，而且很可能已被銷毀。
陳兼的傳記成功突破這些侷限，提供可以深入了解周恩來複雜性格的新視角。本書呈現的是一名能力傑出、但有嚴重瑕疵的政治家；他始終有著滿滿的政治求生欲，同時又試圖減輕毛澤東不穩定、災難性決定的影響，卻往往徒勞無功。正是這種雙重身份，導致周恩來既是毛澤東不可或缺的幫兇，也是屈從於毛澤東的受害者。
迅速崛起
1898年3月，周恩來出生於淮安（現屬江蘇省），童年平淡無奇。他的早年生活深受旅居海外歲月的影響，當時中國正深陷軍閥的混戰之中，國力衰弱、暴力頻傳。1917年至1919年間，周恩來旅居日本，希望能夠考上日本大學。但他因未能通過日語入學考試而被迫返回中國，卻剛好趕上深具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也成為早期共產主義志業的催化劑。
1920年末，繼因從事左翼活動而入獄六個月後，周恩來前往倫敦，最終落腳法國。在法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共產國際（Comintern）資助的專職革命者。
周恩來在1924年返國後，立即迅速崛起，年僅26歲就獲得蔣中正親自提拔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下，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與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結盟，即第一次國共合作。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到了1926年12月，他已成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事部官員。
在1927年蔣中正轉而反共後不久，周恩來前往莫斯科，獲得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接見。六個月後，他回到上海，主管中共的情報工作。等到周恩來抵達江西時，中共已在當地建立起脆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他也已是黨內高層。正是在江西，他與毛澤東展開長達數十年、往往關係緊張的交誼。
儘管兩人最初關係緊張（主要是因為毛澤東懷疑，周恩來與其他不滿自己傲慢和野心的共產黨領袖合謀），但隨後兩人在紅軍為躲避國民黨軍隊而進行的傳奇「長征」中成為盟友。周恩來在1934年12月一次重要會議上，對先前在江西權力鬥爭中落敗失勢的毛澤東表示支持。周恩來的謀略使得毛澤東得以重新擠身中共的領導班子。
周恩來在毛澤東掌權過程中所發揮了關鍵作用，卻未因此收穫任何感激之情。相反，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裡，毛澤東幾乎沒有錯過任何機會，不斷提醒周恩來屈居於自己之下，並把他當成是忠誠而內疚的手下。毛澤東最愛用來控制對手的方式，是強迫對方進行「自我批評」，公開承認他們對共產黨犯下的「錯誤和罪行」。周恩來第一次遭受這種心理折磨是在1943年11月，當時他在延安，也是共產黨在中國西北部偏遠的根據地。為了鞏固權力，毛澤東發起了所謂的「整風運動」，這是一系列政治清洗運動中的第一波，目的是恐嚇革命領袖同僚，消滅那些被他視為是潛在威脅的人。
周恩來因為享有高知名度，而成為毛澤東理想的獵巫目標。周恩來曾被迫自貶，在政治局連續五天自曝從江西時期起犯下的「罪行和錯誤」，羞辱意味十足。毋庸置疑，周恩來的「自白」記錄都被中共和毛澤東保留下來，做為必要時拿來對付他的籌碼。
裁政治下無人性可言 周恩來活成了一場悲劇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的生存本能表現得更淋漓盡致。
這或許可以解釋周恩來為何很少反抗毛澤東的權威。周恩來的政治弱點，加上行政方面的才能，使他成為一項寶貴資產：一個能幹而不具威脅性的副手，毛澤東可以毫無疑問地信任他。
毛澤東最接近開除周恩來的一次是在1956年，當時擔任總理的周恩來，竟敢在經濟政策上直接挑戰毛澤東。
由於周恩來的立場獲得政治局的支持，毛澤東沒有立即發火，卻在兩年後進行一系列醜陋的公開操作，幾乎將周恩來打為「右派」，並強迫他進行新一輪的「自我批評」。
為了確保周恩來永遠無法擁有足夠權力可以抗旨，毛澤東還剝奪了周恩來的大部分行政權限，成立了所謂的「領導小組」，負責監督財政、外交等關鍵政策領域，並任命自己的親信或周恩來的對手出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底取得中共中央領導權後不久，也採取這個策略來排擠總理李克強）。
這次經歷徹底改變了周恩來；據說，他不久之後就白髮蒼蒼，而且再也沒有在毛澤東面前表達過哪怕一丁點不同意見。
儘管周恩來藉這個新做法成功自保，但中國卻因此付出高昂的代價。1958年，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周恩來儘管私下擔心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強制工業化等激進計劃會導致經濟崩潰，卻選擇保持沉默。
事實上，周恩來偶爾會反對那些敢於挑戰毛澤東政策的革命領袖同僚。在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之時，彭德懷元帥私下警告毛澤東「大躍進」將造成災難性的經濟損失、惹怒毛澤東時，周恩來剛開始是支持彭德懷的。然而一旦毛澤東明確表示要清洗彭德懷時，周恩來迅速與其他高層領導人同聲譴責彭德懷。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的生存本能表現得更淋漓盡致。在幾個關鍵時刻，他身為毛澤東旨意的執行者，包括在1965年底清洗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北京市長彭真和傳奇將軍賀龍在內的高層領導人，而這些人都視周恩來為朋友。毛澤東更進一步鞏固了周恩來的角色，命令他接手惡名昭彰的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該單位負責迫害黨內資深官員），並讓他直接負責打擊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劉少奇。
做為毛澤東的忠誠追隨者，周恩來盡職地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劉少奇在文革前曾與周恩來往來密切，在1956年周、毛衝突時更力挺周恩來；劉少奇後來被開除黨籍、斥為叛徒，最終在1969年於獄中辭世。除了外交部長陳毅之外，周恩來沒有出聲替毛澤東的任何目標辯護過。他甚至針對自己的養女孫維世簽署了逮捕令，最終孫維世身死獄中。
陳兼引用了周恩來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之前，對毛澤東永遠效忠的誓言，認為周恩來的支持對於毛澤東的政治計劃至關重要。儘管毛澤東已經獲得了軍方的支持，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背書，就無法與黨內的主要對手抗衡，畢竟掌控國家行政機構的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關鍵時刻，毛澤東和周恩來私下會面，討論敏感的政治議題。周恩來接著就會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指示。
屈辱的結局
除了對毛澤東唯命是從之外，周恩來還有另一項寶貴的生存技能：他擁有洞察暴君情緒和意圖的超凡能力。這種才能讓他能夠提供建議、推行符合毛澤東心之所向的政策，同時引導毛澤東避開潛在的災難。儘管周恩來永遠不能公開反駁毛澤東，但他知道，透過幫助毛澤東實現某些目標，同時避免不必要地危及政權的存續（這是他最終的安全保障），自己就能成為真正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周恩來低估了毛澤東的偏執和無端殘暴本性。1972年5月，周恩來被診斷出罹患早期膀胱癌，毛澤東明確禁止讓他接受手術，並命令不准將診斷結果告知周恩來夫婦。毛澤東繼續干涉周恩來的醫療照護，發布命令讓周恩來的醫生根本無法為他治病。這種干涉導致周恩來的手術一拖再拖，很可能使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最終在不到四年後辭世。
顯然光是破壞周恩來的治療計畫還不夠讓毛澤東稱心如意，他更發起一場誹謗這位病中總理的運動。1972年6月，罹癌的周恩來再次被迫自我批評，連續三個晚上自曝是「罪犯」。
即使周恩來的健康每況愈下，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暴虐打壓仍未停歇。1973年，毛澤東捏造了後來眾所周知的「周恩來—季辛吉醜聞」。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訪問北京時，向中方提出推動兩國戰略合作的有利條件。毛澤東可能嫉妒周恩來因中美關係改善而獲得讚譽，指責周恩來「太軟弱」。
到了生命的盡頭，周恩來的身心備受摧殘。周恩來在1975年6月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批信件中絕望地表忠，再次自我譴責。周恩來寫著，「得主席諦諦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
陳兼透過重構周恩來的悲劇人生，揭示了極權獨裁下政治的非人性化本質。周恩來的才華橫溢，倘若服務於不同的政權，將會是一名傑出的領導人。但在一個暴力狂妄的獨裁者專制體制下，周恩來必須進行一系列永無休止的公開自貶，為了政治生存而完全犧牲個人的尊嚴。有鑑於周恩來晚年對於毛澤東殘酷行徑的逆來順受，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位已故總理認為這代價是值得的。
陳兼，《周恩來的一生》（Zhou Enlai: A Life，暫譯）。
轉載自《上報，》作者裴敏欣，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最新著作是《哨兵國家：監視與中國獨裁政權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暫譯）。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Tragedy of Zhou Enl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