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赴俄羅斯參加衛國戰爭勝利日慶典，與此同時，臺灣的總統賴清德預計在8日，發表“二戰歐洲戰場勝利80週年”演說。由此，兩岸對二戰的歷史記憶與詮釋，已上升到國族認同、政權正當性與國際話語權的爭奪。
新華社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前夕，發表“歷史照鑑未來”的文章，宣稱“中俄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和歐洲主戰場，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為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通篇未提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的貢獻。
關於中共的抗戰史敘事中，始終把共產黨置於抗日戰爭最前列，宣稱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毛澤東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也引起極大爭議。毛澤東曾在會見日本訪客時表示，“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2萬多。在8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誰在消極抗日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共的官方宣傳特別突出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戰場的游擊戰角色。反之，將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貶為“消極抗日”的代表。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宋永毅曾因文革被關押5年，在獄中閱讀《毛澤東選集》（《毛選》），其中第二、第三卷主要談抗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給中共軍隊的指示是：“消極抗戰、積極準備、擴大力量、準備內戰與準備奪取政權”的方針。如有軍隊要抗戰，像彭德懷率領八路軍抗戰，就要受到批判。此外，1942–43年新四軍知名的“皖南事變”，國民政府發出軍令，要求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北上抗日，但是新四軍卻抗命逃跑遭包圍殲滅。
宋永毅繼續提出另一項例證，2016年日本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指出抗戰期間，共產黨為了積極壯大自己的勢力，消極抗日，還派專人與日本情報機關談判，提供國軍的動向，換取日本不打共產黨軍隊。另一方面，蔣介石原本要把陝甘寧地區的毛澤東、周恩來消滅，後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當時的國民黨內已遭中共或共產國際滲透，蔣介石被迫同意共同抗日。
宋永毅分析，當時延安八路軍兩萬里長徵，其實是敗走到西北，但有了8年抗戰，中共軍隊從2萬多人擴張到120萬。意即8年抗戰，與日本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只有中共在壯大自己的勢力，這樣就能和國民政府較量打內戰。“毛澤東在1949年奪取政權後說了3次，我們要感謝日本，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我們早就被國民政府消滅掉。中共要宣稱他領導的兩萬人軍隊取得二戰的勝利，這都是笑話。”
“在抗戰的敘事中，中共最怕的是實事求是、‘真情、真實和真相’，”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做上述解讀。
讓歷史還原真相
主編《重探抗戰史》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接受本臺訪問時表示，從毛澤東時期起，中共一直堅持抗日戰爭是由共產黨領導，不承認國軍的正面戰場貢獻。這種敘事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尤其進入胡錦濤時期（2002–2012），抗戰史觀開始逐步放寬，不否認國軍的貢獻。承認抗戰分為“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
她指出，尤其在2006年，《蔣介石日記》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解密公開，吸引大批中國學者絡繹不絕地赴美研究。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共突然強調“14年抗戰”而非傳統的“8年抗戰”，將抗戰起點推前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而非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共的用意在於突顯共產黨在1931年起即承擔“民族救亡”的責任，暗示國民黨當時較為消極避戰。郭岱君認為這在學術界並無爭議。“因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侵華揭開了序幕，而七七盧溝橋事變則是中日進入大戰爆發的開始。”
“目前為止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學者很多的檔案及研究，顯示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與汪精衛合作應對變局，由汪主政、蔣主軍。根據蔣的日記與公開講話可見，蔣早有抗日決心，只是因中日國力懸殊，若倉促應戰恐全盤崩潰，因此採取‘隱忍備戰’戰略，爭取時間，為全面抗戰做準備。”郭岱君繼續說道，“‘8年’或‘14年’抗戰，在歷史與學術並無特殊的分別，主要是政治人物用來強調政治的目的。”
習近平提“14年抗戰”目的為何？
所謂“14年抗戰”的提出與政策轉化，要追溯到2015年，習近平在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講話中正式提出“14年抗戰”，將抗戰起點提前至1931年。此外，中共還持續推進將抗日戰爭制度化與儀式化，這其中包括2014年起，中共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抗戰勝利紀念日”等，另外，2015年則舉辦閱兵儀式，將軍事與歷史記憶合流。
臺灣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龔祥生對本臺表示，中共建政以來，將政權合法性與民族主義捆綁的延伸，從原本“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解放無產階級”的理論，演變為把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抗日”敘事結合。“代表中共既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也是中華民族唯一能抵抗外敵入侵的合法政黨，中共對內敘事高度依賴民族主義的包裝。”
宋永毅分析，中國重寫抗戰史有三目的：一是掩蓋中共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甚至勾結敵、偽軍的事實；二是抹殺國民政府與反法西斯同盟的事實，將勝利成果據為己有。若不是美國對日本投下原子彈，連國民政府也打不贏日本；三是製造中共浴血奮戰、奪取政權的“第二真相”，藉此合理化其內戰勝利。他歸納一句話就是“貪天功為己有”。
臺灣抗戰史演進 從中國正統論轉向臺灣主體
關於抗戰史的詮釋，臺灣也力爭主導權。早期蔣介石身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他定調“抗戰勝利是國民政府領導下全民族的勝利。”不過，在1990年代後，臺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期，臺灣的抗戰歷史敘述，從傳統國民黨式的所謂“中國正統論”，逐步轉向“臺灣主體論”。此後，國民黨的抗戰敘述逐步邊緣化。今年，賴清德將以總統名義參與歐戰勝利80週年紀念，首次正式將臺灣抗戰論述置於國際民主對抗威權的論述。
臺灣史學者李筱峰教授接受本臺訪問時表示，當時臺灣因為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被迫參戰，許多人被徵召成為日本兵。站在歷史的角度，臺灣人實則是被殖民、被犧牲的角色。這樣的論述也導出一個的結論：臺灣必須爭取自己的主體性，不應再淪為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不論是中國或日本。他認為今天賴清德的立場也一致，認為臺灣應從自身的角度詮釋歷史，視二戰為民主陣營對抗德、意法西斯政權。代表專制與反民主的法西斯政權最終失敗，彰顯了自由價值的重要性。
“因此，臺灣今日舉辦紀念活動，應聚焦在自由對抗專制的歷史意涵，並強調臺灣現在站在自由陣營，面對的是來自威權集團的挑戰與威脅，”李筱峰提出他的建議。
抗戰勝利80週年 歷史記憶成兩岸新戰場
今年抗戰80週年，從兩岸領導人大動作高調參加紀念活動，“歷史記憶”已成為北京與臺北的新角力戰場。對北京而言，當前中國內部經濟下行與社會壓力陡增，對外美中關稅貿易戰正打得火熱，歷史敘事成為鞏固內部凝聚力、洗白“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工具。對臺灣而言，則須在中國外交與軍事壓力下尋求國際支持。凸顯抗戰貢獻，與民主自由價值連接，有利於爭取國際支持。
龔祥生分析，中共積極操作抗戰史的國際敘事，試圖讓自己融入原本由國民政府主導的戰勝國框架。雖然當時中共尚未掌握政權站上歷史舞臺，卻透過1949年建政後闡述政權繼承論，自我定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唯一代表。這包括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席位，並要求全面更換如國旗等戰勝國的象徵。
整體而言，龔祥生認為中共在國內藉由歷史教育與國格繼承，代換中華民國政府，完全過渡到新中國。必須透過對內與對外敘事轉換，讓自己能順利接軌民族主義的大旗及戰勝國的姿態。
臺灣經歷認同斷裂與重塑
郭岱君強調，在戰時臺灣毫無疑問是受害者，但戰後因中國抗戰勝利，“臺灣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收回”，被納入中華民國體系，這種安排讓臺灣從受害者變成勝利者的一員。
“對臺灣人民而言，從日本殖民體制下被徵兵利用、到戰後迅速回歸中國（中華民國）並重塑國族認同，在毫無準備下，面對歷史認同斷裂與重塑。幸運的是，國民政府來臺後戮力建設、帶動經濟復興，成為民主繁榮的地方。但臺灣人民所經歷斷層式認知的重塑與身份轉變，相當不容易。”她提醒，今天研究抗戰史，除了從中國大陸的主戰場角度來看外，也不能忽略從臺灣人民的角度的所見與經歷。
謙卑從歷史學習
郭岱君說，抗戰史是兩岸人民與國際社會的共同記憶，但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下，臺北與北京對其記憶與詮釋產生爭奪，同時，也牽動國族認同與國際地位。兩岸政府對歷史的操弄，充滿政治意圖。
她認為，作為一個學者，歷史研究或敘述應迴歸理性與務實，跳脫政治情緒，以理性客觀務實的態度面對歷史。歷史操弄難以長久也站不住腳。
郭岱君表示，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對過去、現在、未來都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要做的是，一是瞭解抗戰史，本質上是多元而複雜的，絕非單一角度詮釋。中國、日本、美國與臺灣各有不同視角，唯有運用第一手史料與歷史檔案和國際觀點，還原歷史的真相，方能誠懇、謙卑地從歷史中學習。
轉載自RFA， 責編：許書婷 陳美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