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阿塔）最高領袖阿洪紮達在阿塔重掌政權四周年之際，宣布“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內閣的臨時狀態已正式結束，即刻起取消政府各部門負責人銜稱中的“代理”前綴。這被外界普遍視為是阿塔執掌的阿富汗臨時政府的“轉正”之舉。
四年來，阿塔如何掌權治國仍令外界看得雲里霧里，本文根據相對可靠的資料，從三個維度做一管窺。
「權力中心」坎大哈
阿富汗現政府由阿塔一手掌握，而坎大哈正是其“發祥地”。據美國智庫中東研究所（MEI）統計，在納入統計範圍的1180名阿現政府高級官員中，僅30人為非阿塔人士。其中，出身坎大哈省的中高級官員人數最多。而在正副總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央行行長及部級高官共計32人中，出身坎大哈省的有11人。
不過，真正將阿富汗權力中心錨定在坎大哈的是隱居該地的阿塔最高領袖阿洪紮達。可以明確觀察到，重要的法令、政策和人事決定均由阿洪紮達在坎大哈作出，而設在首都喀布爾的政府更像是一個執行機構。
阿洪紮達頻繁對現政府發出各種指令、調整官員職位，彰顯自身對政務的控制力。不僅如此，繼2024年11月將軍事裝備分配權收歸己手後，阿洪紮達還在今年8月簽署新法令，在坎大哈設立“財政辦公室”，負責監管各公共機構的財務，進而握住現政府財權。
但最能體現坎大哈權力中心地位的還是“道德法”的出台。這項2024年8月頒布的法令因涉及一系列針對個人尤其是女性的行為限制，不僅在阿國內外引發廣泛爭議，在阿塔內部也面臨阻力。
“道德法”出台後，阿塔經歷了一系列罕見的政治動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包括：2024年12月難民和遣返事務部代理部長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遭遇自殺式襲擊身亡；今年1月代理副外長斯坦尼克紮伊在尖銳批評阿洪紮達後赴阿聯酋滯留不歸，不久後代理內政部長西拉傑丁·哈卡尼亦在赴阿聯酋後“隱身”，直至3月才在國內“現身”。
外界普遍認為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阿塔內部的裂痕。這種裂痕固然反映喀布爾政府與坎大哈在社會治理政策上的意見分歧，尤其鑒於西拉傑丁·哈卡尼、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所代表的“哈卡尼網絡”在阿塔內部歷來相對獨立、頗具實力，令人更加無法忽視裂痕的存在和深度。
對於裂痕的性質，不少觀察者認為是“務實派”與“強硬派”之間的矛盾，但卻很難據此劃出一條界限將阿塔分出涇渭分明的兩派。事實上，西拉傑丁·哈卡尼後續回歸部長職位並積極向阿洪紮達表忠，而阿洪紮達也不斷對喀布爾政府的大事小情下達指示，“道德法”繼續在全社會施行。因此，與其說這是“務實派”與“強硬派”之間的裂痕，不如說是坎大哈不斷加強對政務的實際控制而造成阿塔內部派系間的裂痕。而在一系列風波之後，坎大哈仍牢牢掌控著最高權力，阿塔內部大大小小的權力派系與利益集團目前均無意、也無法對其構成挑戰。
以「校」治國
“塔利班”一詞的本意是“學生”，阿塔實際是一支從宗教學校（麥德萊賽）中走出來的隊伍，重掌政權後也格外重視建設宗教學校。阿教育部今年5月的報告稱，近三年來阿已建立22972所宗教學校並修訂宗教教育和歷史、地理相關教材，而同期僅新建269所現代學校。
對宗教學校的青睞不獨是一項教育政策，更是阿塔治國的一種方式。
自1994年成立以來，阿塔就與宗教學校深度綁定，後者為阿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人力資源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支撐。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的武裝割據時期，宗教學校培養的宗教法官為阿塔對割據地區的基層治理提供了合法性。1996年阿塔首次掌權後，為進一步強化自身“宗教權威性”，將政治權威向宗教學者（烏里瑪）讓渡，利用烏里瑪為其政策提供權威性背書和實質性支持。重掌政權以來，阿塔著手在全國各層級組織烏里瑪理事會，省級理事會由阿塔最高領袖任命成員，負責監督省長施政、調解爭端等，發揮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作用。
而宗教學校正是烏里瑪發揮影響力的依托。阿教育部報告指出，政府為全國宗教學校設立87592個工作崗位，其中約84%的崗位已完成招聘；在上一財年（2024年3月～2025年3月），政府為宗教學校興建超420所宿舍，目前容納21250名學生，經費由該部承擔；另有43818名宗教人員通過該部與高教部的聯合測試取得認證。由此可見，龐大的宗教學校網絡對阿塔治理體系的支撐作用不可小覷。
不僅如此，宗教學校及由其培養的烏里瑪日益成為阿塔維系對廣大鄉村地區治理的依托。2024年5月，阿塔正式廢除前政府在傳統鄉村協商會制度上改良而來的“社區發展理事會”，要求基層發展項目接受當地基層的烏里瑪理事會監管。加之，烏里瑪理事會本身具有調解仲裁、維護基層社會秩序、與當權者溝通等功能，已儼然成為阿塔政權在鄉村基層的延伸。
“阿富汗分析師網絡”（AAN）2024年6月的一項田野調查發現，盡管阿富汗只有少數省份正式建立基層烏里瑪理事會，但各地“社區發展理事會”均已實質性失能，在沒有組建烏里瑪理事會的鄉村，阿塔指定的長老頭人、本地烏里瑪在基層治理上發揮了更大作用。
當然，這種治國方式不全然是阿塔的創想，宗教學校的興盛和烏里瑪階層的崛起亦反映40多年來阿富汗社會結構的變遷。在傳統的鄉村社會，宗教人員不事生產，通常也不占有土地，依賴信眾捐助為生，往往是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人群之一。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後，累年的武裝沖突打破了原有社會結構，一部分宗教人員通過參加武裝活動，特別是與阿塔建立聯系，提升了政治地位；還有一部分宗教人員隨著難民潮湧入巴基斯坦等國，接受更高水平的宗教教育，增強了影響力，或被迫融入社會經濟活動，進而改善了經濟條件，而2001年後大規模國際援助湧入阿富汗亦為其提供了更多經濟機會。回顧歷史，阿塔實際上正是在此背景下崛起，亦是這場變遷的受益者。
施展「傳統政治智慧」
阿富汗是一個多族群國家，對以普什圖人為主體的阿塔而言，協調族際關系也是一大治理挑戰。據MEI統計，在現政府高級官員中，普什圖人占比約90%，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分別約占5.4%和3%；而在30名部級以上高官中，普什圖人有24人，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僅各有兩人。當然，僅從中高級職位的族群代表比例來看問題未免片面，探究阿塔如何治理北方少數族群聚居區，才能顯出真章。
2024年9月，AAN發布一份調查報告，以阿富汗東北部塔哈爾、潘傑希爾、巴達赫尚三省和巴格蘭省安達拉布區為例，描述了阿塔如何在少數族群聚居區建立統治。其主要方法是：向當地派遣阿塔內的少數族群官員，甚至允許阿塔成員返鄉任職；在地方職位分配上搞族群平衡或“輪流坐莊”；設法削弱地方軍閥強人，扶持忠於阿塔但在當地無根無系的新長官；利用和吸納當地社會精英及其人脈網絡；建立宗教學校、利用宗教人士，重塑對當地社會影響力。
除利用宗教因素稍帶“阿塔特色”外，上述做法幾乎都未超出在阿富汗處理複雜族際關系的“傳統政治智慧”範圍。然而，這些做法也存在內嵌其中的“傳統政治難題”：如何利用地方勢力而又避免其尾大不掉？如何平衡地方族際關系而又不被卷入其中？如何用好“前朝遺老”穩住局勢又防範其“覆辟”？這些問題同樣擺在阿塔面前。
例如，由於在巴達赫尚省大批任用本地人，阿塔頒布的鴉片種植禁令在當地難以落實，該地逆勢成為鴉片主產區。又如，潘傑希爾是2021年8月以來阿國內武裝勢力反抗阿塔的“最後堡壘”，阿塔攻取該地後派駐大批兵力，雖與當地勢力有所合作，但最終因互信不足難以為繼。類似地，在2021年8月前後加入阿塔的哈紮拉人地方實力派也難在阿塔內部真正立足。說到底，這種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之間的矛盾是阿富汗千年政治史中繞不開的主題。
此外，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矛盾歷來是造成阿富汗國內族際關系複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進教派關系和諧，尤其是滿足和平衡作為少數群體的什葉派在國家發展中的訴求，阿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不可勝數。而阿塔信奉遜尼派，並試圖以遜尼派宗教權威和宗教網絡治國，其能否在處理教派關系方面充分運用“傳統政治智慧”，亦是外界重點觀察並普遍擔憂的問題。
“傳統政治智慧”固然值得借鑒，但破解“傳統政治難題”恐怕只有現代國家可以為之。那麼，阿塔治下的阿富汗離現代國家還有多遠？當前其在坎大哈發號施令、依賴非正式的權力妥協等做法顯然是“傳統智慧”多於現代手段，而以宗教學校網絡和烏里瑪階層重建為主的治理體系，至少從功能主義角度看，也使外界質疑這能否滿足現代國家的治理需求。
當然，現代化的道路並不唯一。阿塔從在阿富汗社會土生土長，到在社會變遷中崛起並掌權，其治國實踐亦代表阿富汗自主探索的努力。當前的阿富汗，不僅內部沒有足以挑起新一輪內戰的反對勢力，大國從外部干預的意願和條件也大幅削弱，其正獲得近代以來自主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又一次難得機遇，但若阿塔不能把握住、利用好，對阿富汗國家現代化造成的損失恐怕也將是歷史性的。
轉載自《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