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60年，結束50年。這場所謂「革命」是毛澤東林彪倡導「個人崇拜」、摧殘文化、強化專制政治，歷時十年的政治大變革，沒有什麼「人民文革」。1986年我與高臯在中國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今年將在美國和台灣出版「增補版」，包括英文版，這個版本，保留了1990年台灣、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冊913頁全部內容。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起來否定文化大革命，實行改革開放，走上「局部私有化」的道路，但沒有「全面非毛澤東化」，至今在北京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巨幅畫像和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就是根本標志。
兩次「5·16」
1976年和1989年，中國發生了兩次規模宏大的天安門事件，第一次是民衆為悼念周恩來總理、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江青等人的抗議而引發的，第二次是鄧小平在他廢黜了胡耀邦後，北京學生與市民為悼念胡耀邦而引發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當鄧小平把天安門的悼念宣佈為「動亂」後，抗議運動的規模就更爲巨大。
「5·16」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天，1989年「5·16」這一天，戈爾巴喬夫正在北京訪問，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5·16」談話中，把「鄧小平掌握中國最高決策權」向天安門廣場數百萬抗議的學生和全中國公開，放棄自己責任。2017年到2019年，我在美國見到長期在趙紫陽身邊工作的人，聽到他談趙紫陽「5·16」談話在中國幾次廣播情況後，我看到了六四事件的起因。
這裏要特別説明的是，「六四事件」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是兩個有聯繫而有根本不同的兩個事件。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有三個組成部分，這就是數百萬學生和市民的抗議運動、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宮廷政治。
「六四事件」起因
這裏不談「天安門學生運動」的起因，而是談「六四事件」的起因。「六四事件」的發生有多種因素，有直接和間接起因，直接起因：
一是鄧小平對趙紫陽「5·16」談話在全國的影響；
二是對鄧小平在依靠胡耀邦趙紫陽掌握八十年代中國最高權力而面臨第三次「喪失權力」的恐懼；
三是鄧小平對維護「計劃經濟」的陳雲等人可能崛起的擔心。
是這三大直接起因的產物。
中國當代的「宮廷政治」與中國一家一姓的「舊宮廷政治」的不同在於，鄧小平的「皇權」還受到其他人的「挑戰」，在胡、趙兩人離開他後，就要面對陳雲將取代他最高權力地位的挑戰，鄧小平將面臨第三次失去權力，這種擔憂引發了鄧小平不顧一切，用他作爲「國家軍委主席」的權力一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
趙紫陽與天安門母親一樣，都是「六四」的受害者，他過去是一個好總理，反對北京軍事戒嚴，主張用民主法制解決問題，都是對的。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屋頂上，在晚上用望遠鏡看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抗議民衆，1989年5月14日，趙紫陽也登上了人民大會堂的屋頂，在晚上用望遠鏡看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抗議民衆，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5·16」談話，表明他等待天安門事件的未來的「翻案」，決定公開放棄自己當時作爲一個政治家的不可推卸的責任，「5·16」談話成了「六四事件」的導火綫。
「宮廷政治」的重要現象
中國當代的「宮廷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究竟誰怕誰」決定政治走向。鄧小平怕毛澤東，趙紫陽怕鄧小平，當鄧小平砍斷自己左手胡耀邦後，又要面對失去右手趙紫陽，而看到自己將被共產黨內「非改革開放派」取代的前景時，「六四事件」就在北京發生了。在六四大屠殺發生37年後的今天，在天安門母親經歷了37年痛苦生活的今天，在中國大地上，推動「全面非毛化」、恢復「六四真相」，已成了中囯政治的首要問題。
嚴家祺 2026-6-16 10am 寫於 Pa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