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鋪天蓋地而來，階級劃分開始
1959年的夏天，會議鋪天蓋地而來，檢舉大會、坦白交待會、批斗反動分子大會、反對帝國主義會、還有一個「憶苦思甜」會，會上大家坐在那裡聽一個「農奴」敘述他在地主壓迫下過的悲慘生活，會上大家都應該痛哭流涕。
中國人開始在帕南重新分配土地，我父親的家產全部被沒收了。我家被定為富農階級，這表示我們失去了一切機會。作為一個富農的兒子，我自然而然被定性為剝削階級的一份子。當貧農們突然爆發一種革命熱忱的時候，也會把人嚇一跳。我記得有一個名叫貢卻的窮人家青年，住在非常破爛的屋子裡，每天從一個村子走到另外一個村子去打零工，他常常替農民把穀類背到磨坊去。當中國人分配土地給貢卻時，他並不快樂，因為他一點都不喜歡農事。我還記得他編了一首歌，歌詞好像是這樣﹕共產黨真慷慨，可是我並不把土地愛！請讓我走來走去，還我個自由自在！
1959年11月的時候，這些會議算是收尾了。我想對於中國軍官來說天氣已經太冷了。有一天大家排著隊，領取一張紙，紙上面是中文字，沒有一個人能讀懂。中國人叫我們隨身攜帶這張紙，隨時拿給檢查的長官看。幾個月之後，有一個從江孜來的西藏青年把這張紙上的中文翻譯給我聽﹕「姓名﹕班旦加措，年齡﹕27，階級成分:富農子弟，政治背景:尚未調查。」最後一欄顯示每個人的政治劃分。有些藏人被稱為藏瑪，表示「干淨」的意思，如果屬於干淨類，那可能出身於貧農家庭，並且未參與過任何反華行動。另外一類被稱為「藏瑪麥巴」，是「不清白」的意思。我還沒有被歸類，當局尚未對我的政治參與進行調查。
到帕南和嘎東來指導學習班的中國軍官們，開始打點行李，要前往江孜，他們把村子交給村民自己管理。他們來去都是匿名，我們只稱呼他們為「中國人」，他們也從來沒有介紹過自己，彼此之間互相稱呼的時候總是用「主席、副主席或書記」。希望生活恢復正常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中國高層認為這兒的反動分子和黨以及祖國的敵人還沒有清除干淨。所以1960年年初，中國人又發動了一場「新的清查運動」，更多的大會和更多的學習班被組織起來了。象我這樣政治背景還屬於「尚未調查的人」，很快就成為新一輪運動的靶子。
記得有次一位中國軍官大搖大擺走進寺院的庭院，指責僧侶們還繼續頑固地依附在舊的封建制度上。他說，僧侶必須對自己進行改造，因為封建的農奴制度和舊西藏已經被擊潰，無論是美帝國主義還是我們過去的神明都不能挽回頹勢。他的宣布僅僅拉開了序幕。中國軍官們問我們是否參加了拉薩的暴動，沒有一個人開口，這顯然讓他們很生氣，就宣布整個寺院都參與了支持「反動匪軍」，都有罪。一場搜查武器的行動展開了，從一個僧舍搜查到另一個僧舍，他們一無所獲。
仁曾丹巴大師被調查後被帶走
我接收了伯伯的僧舍。仁曾丹巴大師住進最好的一間房間，上師讓我料理他的生活。我每天給他做早飯，盡可能地服侍他，使他覺得安適。大師是一位非常謙和的客人，他的口味十分簡單，我們日常生活在一起很是親近。他是印度籍的公民，可以要求中國方面遣返回國。很多從拉達克和司比提來的僧侶都住在札什倫布和拉薩，他們已經返回印度了，但是仁曾大師選擇了繼續留在嘎東。
從拉薩來了新的調查小組。有謠傳說，前一個調查小組的官員們已經被撤職了，他們自己被送進「學習班」。新來的一批人更為威風，衣著也更為光鮮。當搜查我們僧舍的時候，大師和我就站在庭院中等待。大師的東西使中國人騷動起來，一名年輕的士兵把一張照片交到長官手裡，他們走到屋子裡面去，二十分鐘以後出來，向我們走來。那個軍官一身講究的藍色毛裝和倨傲的態度，明白顯示他們認為有人拒不認罪，並且隱瞞自己的反黨和反人民行為。非常清楚，我和大師是他們要的人。大師告訴翻譯，他是印度公民，年輕時就到拉薩學習。他還說是我幫助他從拉薩來到嘎東的，隨後他很禮貌地要求被送返印度。
在翻譯還沒有把他的話翻完之前，這位軍官舉著一張黑白的團體照，要求大師作出解釋。照片上是一些西藏人跟印度獨立領袖們的合影。1946年3月，西藏政府派遣一個高級代表團到印度和中國，祝賀聯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仁曾丹巴大師被推舉為代表團的成員，他們到了印度之後，受到瓦威爾爵士（注﹕Lord Wavell是當時英國駐印度的總督，也是1945年希姆拉Simla會議的召集人。）的接待。當時印度正要獨立，西藏代表團因此會見了印度國大黨的領袖。中國人沒收的這張照片上，就有尼赫魯和甘地。
他們允許我陪著大師走進屋子,我替他整理了一些書籍和日用品放在一個小的背包裡。看著他走出寺廟，被帶上一輛吉普車，我跑出去跟他道別，他只說了一句﹕「我會留在錫金一段時間。」兩個中國士兵用槍指著他喊﹕「走！走！」他上了吉普車，這是一次永別，我永遠沒有再見到仁曾丹巴大師。
嚴刑逼供要我做偽證指大師是間諜
一名士兵把我帶到一個小屋子裡去，這原是另外一位僧侶的住處，現在改成審訊室。裡面有三張木凳和一個當桌子用的大木頭箱子。木箱子的一邊腳下墊了紙，使得它不至於因地面不平而搖晃。門口站著兩個警衛，一位軍官姓廖，他的臉和嘴唇都干燥脫皮，這又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風所留下的痕跡。他牙齒之間的縫很大，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著煙。藏語翻譯加增坐在一個小凳子上，聽候指示。廖的態度嚴厲暴燥，凶狠狠地說﹕「你有很多機會坦白自己的罪狀，卻長期隱瞞身份，黨的工作人員很寬大，你偏選擇了隱瞞自己這條路，這是非常嚴重的。我知道你反對祖國，參加了拉薩的示威游行。」他停下來猛吸了一口煙，「只要你承認錯誤，共產黨會對你寬大，黨會原諒你的錯誤判斷。」廖又掏出另外一根香煙，指著桌上那張照片﹕「這件事我們不能忽視」，他說。他要知道關於大師的每一件事，我跟大師之間關係的每個細節。我告訴他一切所知道的大師的背景，這是哲蚌寺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廖完全無動於衷。
「我們知道你的老師是印度政府的間諜」，他生氣地說。我抗議，說大師對政治毫無興趣，但是中國人自己已經作了決定——仁曾丹巴大師是一名間諜。「你必須承認你老師是一個間諜」，廖堅持道。我也堅持著，拒絕在要求我作偽證的事情上合作。幾個小時過去了，廖似乎對我的頑固大惑不解，然後他說了一句以後我在監獄裡經常聽到的話，他的聲音突然變得非常溫和，翻譯也用同樣秘密耳語的聲調重複了他所說的話。「你知道我們黨的政策嗎？」他問。「不知道」，我回答。廖強調黨的政策是寬大的﹕坦白從寬，但是如果我還繼續頑抗，黨將對我進行「反擊」。我再一次重複說仁曾丹巴大師不是一個間諜。廖的聲音尖銳起來，堅持仁曾丹巴大師是個間諜。我說﹕「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廖的巴掌已經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門口站著的兩個警衛走上來，抓住我的雙臂，翻譯加增往後退，看起來十分驚恐。守衛們開始踢我。「你坦不坦白」，廖厲聲道，「你說。」「隨你們怎麼對付我！」我叫道，憤怒得失去理智。兩個士兵把我的手用繩子捆在身後，然後再把繩子綁在一個木樁上。他們收緊繩索把我的雙臂從背後往上吊起來，越收越緊，兩只手臂被拉得幾乎脫臼。我痛得尖叫，小便失禁了，除了自己的尖叫以外，我什麼也聽不見了，守衛的拳頭雷雨般落在我的身體上。過了一會兒，守衛把繩子解開，我還沒有回過神來，廖又開始審問。他問我現在坦不坦白，我說沒有什麼話可說。廖向守衛打手勢。他們給我雙手戴上手銬，腳也戴上腳鐐。「仔細考慮吧」，廖直瞪著我的眼睛，丟下一句話﹕「坦白」。
我被帶到另外一個房間，單獨關在裡面。那天下午，一個藏人給我送來食物。「你為什麼不坦白」，他悄悄說，「不坦白，他們會殺了你。」審訊又持續了幾天。我一再重複解釋自己跟仁曾丹巴大師的師生關係。中國人對於我參與拉薩起義的事件並不十分感興趣，他們要的是從我嘴裡套出對仁曾大師的指控，說他是間諜。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在西藏的佛教裡，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真誠和信任上。我把大師當成良師，出賣他我良心怎麼能安？如果中國人還沒有把他遣返印度，只把他放在某一個地區的監獄裡，而我又指控他是間諜，那會有怎樣的後果？我決不能作偽證。
不做偽證遭受酷刑
有一天清晨我醒得很早，守衛把我拖進另外一間房間。一個高個子的中國人走進來，他身上穿著一件長的棉軍大衣，顯示他的身份較高。這人後來成為惡名昭著的西藏扎奇第一監獄的主管，大家都叫他殷主席，他的大鼻子總讓我能立刻認出他來。一個年輕女孩陪著殷走進屋子，從這個女孩的兩顆金牙和她的比較柔軟的拉薩口音來判斷，她似乎是拉薩富有商人家的女兒。她沒有穿傳統的藏服，而是穿著一身中國干部的制服。後來我才知道這年輕姑娘曾在拉薩監獄工作，名叫多卡。中國軍官腰間別著一支手槍。
多卡向我提問題，從名字開始，她拿出一個筆記本，把我說的話都記下來，並跟我核對，記錄是正確時，我就點頭。「你的事我都知道」，她說。多卡注視著我，觀察我臉上的瘀血和青紫，她問我怎麼回事，我沒有回答。多卡輕聲用中文跟殷說話，命令守衛把我的手銬和腳鐐解開。多卡似乎比其它藏語翻譯有自信得多，看來她似乎對殷有某種影響力。大部分時間是她在講話，她讓我從八歲以來的經歷講起，我背後坐著一名軍官不停地在作記錄。只有當她替殷及其他的軍官作翻譯的時候，多卡才打斷我的敘述，全部的記錄都是用中文寫的。多卡一直審問我了好幾天，有些細節必須不斷地重複。坐在屋子裡的那位軍官，把我說的每一句話，跟紀錄核對，看看有無矛盾的地方。每當有任何細微的、合不上的地方，我都必須作出解釋，軍官把每處修改的地方交給我，讓我在上面簽字。
當局把我的交待材料跟其他僧侶和村民作的交待拿來對照比證，中國人一向如此處理事情。他們把你的證詞和你兄弟姐妹和其他任何跟你有一點關係的人的證詞來作對照，每個人都有一個非常詳盡的資料袋。他們要讓你明白，他們對你知道得多麼事無鉅細。「可是你哥哥是這樣說的」，審問者會說，「你怎麼不記得啦？」因此，你就會開始思考﹕他們真的什麼都知道嗎？我哥哥真的告訴了他們那件事嗎？我還應該坦白到什麼程度？這十天之內，多卡和殷從來沒有發過脾氣。多卡特別禮貌，她說起話來就象一個非常有教養的拉薩姑娘一樣。
有一天他們又讓我在記事本上簽字，多卡隨便挑了一段念給我聽，以便確證這些記錄是正確的。我在上面簽了字，並且用拇指在最後一頁畫了押，他們把本子拿走。「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殷主席說，「那就是你跟印度間諜仁曾之間的關連。」房間裡的氣氛起了變化，多卡開始稱呼我「反革命」，殷指責我在拉薩起義中扮演的角色。「我已經跟把所有事情都告訴你們了！”」我說。殷重擊我的臉，兩個守衛上前按住我，讓我跪在地上，並把我的頭往下按。殷把他的臉湊到我眼前，反複地要我「坦白」。他把手槍拔出來，頂住我的太陽穴。「這是你唯一的一條路」，殷說。這時，我感覺寧願死，也不願再受這種折磨了。我喊道﹕「殺了我吧！殺了我吧！」殷退後一步，多卡開始踢我，守衛咒罵我，並且用繩子把我的手綁起來。他們把繩子繞過梁，然後把我吊起來，我當即昏過去了。
在新社會的牢獄生涯開始了
再度有知覺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地上，手和腳已經上了鐐銬，殷站在房子中央。「你的案子非常嚴重」，他說。「我們跟你還沒有完」。「你是個頑固的反動份子」，多卡接著說，「我會毫不猶豫地槍斃你」。到了1960年的夏天，審訊終於結束了。殷和多卡不再繼續問我仁曾丹巴大師，我被帶回到寺院的天井中去。首先讓我十分地吃驚的是，所有的僧侶們看起來都憔悴衰竭，好像心中的火焰已經熄滅了，大家一臉茫然，默默無語。我幾乎認不出那些老朋友們了，他們能夠認出我嗎？
現在大家都穿上平民的藏服了。我們一共七個人被領出寺院，走在寺後面的小道上。手被綁在身後，七個人綁在一起，一條長的繩子把我們像登山者那樣，串連在一塊兒。我們往帕南走去，我聽到很多人的喊叫聲，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我的繼母、父親、兄弟和姐妹，我低著頭往前走。我們被帶到一個叫羅布昆澤的小寺廟去，這個寺廟離帕南只有幾小時的路程。我在新社會的牢獄生涯開始了。
未完待續，下接第五章
